從幕後獻策到多元發聲──台灣智庫百花齊放

淡淡三月天，陽明山上的繁花似錦，台灣輿論也為八吋晶圓廠是否應該開放登「陸」，各方意見百家齊放。三月九日台灣教授協會所發起的「八吋晶圓緩登陸大遊行」將討論聲浪推到最高點。雖然春天午後千名遊行人數比起常見的抗爭遊行少了許多，也沒有激情沸騰，但「台灣智庫」的重要成員出現在隊伍中，讓外界對台灣智庫成員此舉是否代表了總統府高層的立場猜測不已。

遊行隊伍中，「台灣智庫」執行委員羅正方高分貝反對晶圓廠西進的態度，被媒體一再引用。國民黨代表江丙坤、邱正雄也以所屬智庫「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前後任執行長的名義對媒體發表看法。台綜院院長劉泰英、台經院正、副院長吳榮義、洪德生等學者更成為記者追逐與大小公聽會上的焦點。

江丙坤表示，他贊成有條件開放八吋晶圓廠登陸，尤其在政府不能做到百分之百管制的情況下，易造成「非法容易合法難」。

吳榮義則認為，台灣晶圓代工能力全世界第一，全球七成以上的市場由台灣掌控，台灣的效率及競爭力是八吋晶圓廠不必貿然西進的主要原因。

台灣經濟奇蹟揚名國際，財經專業智庫獻策功不可沒，各家智庫對近日的八吋晶圓廠西進議題亦高度關切。圖為三月九日台教會所發起的「八吋晶圓緩登陸大遊行」。（林格立攝）

色彩智庫？

「智庫」概念來自歐美，尤其美國智庫更高度發展，總數高達一千多個，資金多來自政府機構或民間贊助，並且標榜不受政黨、財團約束，運作、研究獨立。智庫主要功能在於政策研究，提供政府與立法機構參考，而豐富的學術人力資源也是新舊政府交替時最大的政務官供應來源，故有人才「旋轉門」之稱。

然而，對照歐美智庫「有傾向、無色彩」的獨立運作方式，在政治力一向高過於純學術研究的台灣，各智庫所背負的政治圖騰，難免讓外界有「智庫為政治勢力背書」的聯想。例如群策會、台綜院、台經院、國策研究院等因與前總統李登輝淵源深厚，被劃為「李系」；「台灣智庫」因董事及捐助人林鐘雄、殷琪、許文龍等人與陳水扁總統交好，被認為是「扁派」；政大國關中心、國政研究基金會則因其歷史軌跡，一直脫不了國民黨藍營勢力範圍的印象。

尤其當近日「劉冠軍案」扯出「國安局私房錢流入台灣綜合研究院」的說法時，一舉點出外界對於智庫與政治力間糾結關係的不熟悉與不信任。但吊詭的是，促成智庫林立象徵民主多元發聲的，又正是台灣民主化過程中各個時期主政者的智囊需求，同時各階段成立的智庫專精研究議題，也是當時國家面臨的首要問題。

黨國人才庫

從歷史的軌跡中可以看出其中的端倪。

歷史最悠久的政大國關中心，在民國四十二年成立時名為「國際關係發展研究會」，是國安局的外圍組織，在冷戰時期專門提供兩岸戰略與國際外交政策意見給政治高層參考。民國五十年正式改為學術機構，六十四年因當時的行政院長蔣經國認為智庫最好能接受大學獨立思考的風氣，進一步改為隸屬於政治大學，晉用人才也因而更為專業、學術化。儘管如此，由於國民黨執政五十年，提起政大國關中心，外界難免存著「國民黨御用智庫」的印象。

「戒嚴時期，國關中心因成立時的特殊背景，加上擁有一般人不能進入的豐富匪情研究資料庫，國關中心的政策建議最能為政府所接受是可以想見的，」國關中心主任何思因說，中心學術資源豐富、待遇優渥，學術菁英雲集，轉任政府與國民黨重要機構的官員也不少。

民國六○年代，國關中心主任吳俊才奉派為國民黨文工會主任；七○年代前後兩位主任張京育與邵玉銘先後出任新聞局長，後來兩人均再回國關中心出任主任，可說是台灣最早發揮旋轉門功能的智庫。八○年代主任林碧炤轉戰國家安全會議副秘書長，讓國關中心身價更顯不凡。

海水既是台灣島的護城牆，也是通往世界的門。二十一世紀初台灣所面臨的國防（左一）、外交（左二，古金堂攝）、高科技產業的持續發展（左三，邱瑞金攝），均為智庫建構「海洋台灣」（左下）的重要議題。

各憑本事

政府為厚實施政深度與廣度，直接成立智庫實為無可厚非，美國國防部亦支持如亞太安全研究中心等多個智庫進行軍事戰略研究。民國七十年，政府為因應與美斷交後的突變形勢、確保國家經濟成長與穩定所成立的中華經濟研究院，更在台灣經濟奇蹟中居功厥偉。

「中經院為專業財經智庫，雖然由政府出資成立，以當前台灣面臨的經濟問題為研究主軸，但外界的質疑與政府干涉不多，學術形象中立，」中經院院長巫和懋說，院內研究員的研究自由獨立，立場也常常相左。如台灣近二十年來最重要的經濟議題「是否開放大陸投資」，院內就有不同學派意見，學者研究成果受執政者採納的程度也不同，支持「戒急用忍」的研究員鍾琴還因此受到執政者青睞，擔任政黨輪替後首任新聞局長。

大體而言，中華經濟研究院較重學術，方向也以國家整體利益出發點的總體經濟為主，和台灣經濟研究院強調企業利益的研究方向不同。

近年來與執政者關係密切、政策建言屢獲採納的智庫，就屬前總統李登輝執政時期興起的「李系」智庫。

「李登輝前總統特重智囊獻策的觀念，影響台灣智庫生態甚深，」政大公共行政系教授鄭興弟指出，李登輝執政十二年內，台灣所成立的大型智庫多少都因他採納了政策建議而在台灣民主化腳步中扮演重要角色，如長榮集團總裁張榮發贊助成立的國家政策研究院、前國民黨掌櫃劉泰英擔任過院長與他後來創辦的台灣經濟研究院及台灣綜合研究院、以至近日李登輝復出政壇的「代表作」群策會，都使智庫益發蓬勃，多項政策皆已落實為國家政策。

林格立攝

民間的國發會

在民國七十八年與八十四年，李登輝主政時期的兩次憲政改革中，國策研究院在停止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總統直選、廢省、廢國大等議題的主張上，皆與李登輝所主導的憲改走向不謀而合。台灣綜合研究院則是李登輝對大陸政策的「首席顧問」，舉凡戒急用忍、高科技登陸設廠等議題，台綜院院長劉泰英回憶，台綜院的研究結果總因確實掌握李前總統的需要而獲得採納。台綜院的「戰略與國際」研究所，也是因李登輝認為對大陸政策中，戰略議題與經濟議題息息相關，而建議台綜院在經濟研究所外特別成立。

然而因「李系」智庫主張與重要憲改結果、經濟決策相符合，外界一片譁然，認為國策中心與台綜院根本是在為李登輝政策背書。

「外界形容我們為『民間的國發會』，但其實國策研究院所提出的『總統全民直選』獲得採納，並不令人意外，因為好政策為政府接受，是很自然地，」國策研究院執行長羅致政說，至於「體貼上意」的說法未免倒果為因。

不管國策研究院是否真為「李登輝御用智庫」，院內重要的幹部如黃輝珍獲得重用，黃主文、蘇進強現為台聯黨主席、秘書長，田弘茂為泛綠營的扁政府拔擢為外交部長、駐英代表，他們與李登輝的「親密關係」卻也不能不從這裡追溯起。

「既然大家都承認智庫是政府在民間的人才庫，出出入入政府機關也是一件平常事，只不過台灣對政治人物不信任的傳統造成『御用學者』的刻板印象，」曾任陳水扁台北市政府團隊財政局長的台經院副院長洪德生感嘆，如台經院為和信集團龍頭辜振甫在民國六十五年創辦，財政獨立，外界賦予的政治色彩也不與執政者完全相同，以這樣的脈絡來看，應該不會有太大的政治力干預問題。但有「國民黨掌櫃」之稱的劉泰英院長任內獲得李登輝重用，台經院也因而抹上一縷「李登輝色彩」，外界因對政治人物的好惡而對智庫貼標籤，真是「教智庫太沉重」。

「李登輝」國家資產

民國八十三年轉戰台綜院院長的劉泰英也呼應這樣的看法。

「目前李登輝總統是台綜院的榮譽董事長，他退休後的研究室也設在台綜院，外界因此認為台綜院就等同李登輝，」劉泰英說，但退休元首是國家珍貴資產，李前總統若能參與政策研究，對國家絕對有正面意義。

劉泰英舉例，台綜院的「戰略與國際」研四所就是在李登輝的建議下成立，重要研討會他有時會出席表達意見，事實上對學者實地研擬政策絕對有幫助。

如果在台灣高度民主化的今天，大家願意平常心看待政治力與智庫間的頻繁互動，國民黨為因應首度政黨輪替所成立的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就能更被理解。

國研基金會創會執行長江丙坤就不諱言，突來的政黨輪替讓國民黨及早成立政黨智庫。

「國民黨成立智庫確有其必要，」江丙坤說，政黨輪替後國民黨若要繼續儲備自己的人才，就必須為退下來的政務官找到適切的位置，並且還能成為政黨政策的智囊後盾。他指出，基金會的研究組別設計初期是對照立法院的十二個委員會設立，以求能在立法院議事上發揮影響力，但最後整合成八個組，外界也因此稱國研基金會的各組召集人為「影子內閣」。

前總統李登輝特別注重智庫，也帶動國內第一波智庫風。第一屆總統民選就與國策研究院的主張不謀而合。圖為第一屆中華民國總統直選選舉公報。（薛繼光攝）

影子內閣

國研基金會對於退任的政務官並不強制拘束，如果有更好的去處，國民黨也樂觀其成。但各組召集人一字排開也深具權威性，如目前國內組召集人為關中、國家安全組蘇起、教育文化組楊朝祥、憲政法制組陳健民、科技經濟組黃鎮台、財政金融組邱正雄、永續發展組蔡勳雄、社會安全組詹火生，皆為前朝菁英。

「『影子內閣』是內閣國家才有的設置，當初國研基金會設立時並沒有這樣的考量，但如果真有了『影子內閣』的效果，能對政府施政產生針砭的壓力，不也很好？」江丙坤說，基金會每星期十幾場的研討會、對行政院法案提出「對案」，智庫運作效果頗能符合預期。

由於智庫功能多元，親民黨也積極籌設政黨智庫，作為其立委優質法案的奧援。親民黨政策中心主任張顯耀預估明年上半年將可正式亮相。

承襲過去專為政府獻策的智庫傳統，加上政黨政治形成後各「智」為黨的智庫新生態，去年底剛成立的台灣智庫與群策會便明顯與執政當局互動密切。尤其扁政府上台後強調「全民政府」、結合社會各界意見，台灣智庫與群策會就乾脆捨棄常駐研究員，改以論壇形式出現，廣邀產、官、學各界賢達加入。如台灣智庫董事長林鐘雄為證交所董事長、董事柯承恩為台大管理學院院長、許志雄為行政院政務委員、魏啟林是土地銀行董事長。

台灣智庫董事兼發言人柯承恩表示，台灣智庫的運作是成立八個論壇，每個論壇設召集人與核心研究員二十人，遇有會議時再廣邀各界專家參與。智庫的運作並不定期，但也因此更具靈活度。

論壇的做法新鮮，但因台灣智庫從董事到顧問，多為與陳水扁親近人士，色彩頗為鮮明，成立時機又選在立委選後、總統任期只剩兩年的連任衝刺期，才剛起步就備受外界質疑。中國時報記者何榮幸就為文指出，旗幟鮮明的台灣智庫要在短期內擺脫與政治力間的曖昧關係，將是一件艱辛的工程。

而由前總統李登輝主導成立的群策會，政治味就更為濃厚了。以李登輝為會長，強調打破舊思維、代表政府與人民的「行動智庫」，希望發揮「知識平台」的功效。實際上，群策會是對應陳水扁總統提出的「國安聯盟」，囊括了不少政治人物、及社會、學術菁英，意在成為「國安聯盟的大腦」，可作為立法院內的合縱連橫籌碼，因群策會自成立酒會後鮮少有公開活動，功能如何猶待觀察。

海水既是台灣島的護城牆，也是通往世界的門。二十一世紀初台灣所面臨的國防（左一）、外交（左二，古金堂攝）、高科技產業的持續發展（左三，邱瑞金攝），均為智庫建構「海洋台灣」（左下）的重要議題。

讓思潮競爭

由於長期對政治人物的不信任，各類智庫與政治力間的關係也一再受到質疑。但從長遠的角度來看，台灣智庫生態興起的脈絡卻也反映著時代的需要。政大國關中心主任何思因就說，智庫是「政府聽你的，就叫智庫；政府不聽你的，就是研究機構」，如果各家智庫都能維持長遠的研究耐力，對國家不啻是一項正面的貢獻。

台灣智庫董事柯承恩也提出「讓思潮競爭」的說法。若智庫能代表各種不同的社會價值，發表不同角度的政策宣言，民意與執政者要選擇哪一種聲音，或綜合哪些聲音，均應由各個智庫各自以專業政策建議競逐。

若智庫代表的就是民主社會的多元聲響，近日的智庫眾聲喧嘩確實也讓我們看到了實際的效果。如目前除了開放赴大陸投資的討論外，社會所關注的政府改造議題才剛剛要進駐立法院，台灣智庫、國研基金會、台綜院等智庫皆已有相關建言出爐，甚至六大工商團體也委託台綜院，以企業觀點發表他們對政府改造的看法。

六大工商團體認為，政府再造必須包含企業界重視的精簡政府組織，政府業務如港口、高速公路等釋出民間經營，提撥預算對政府精簡後失業人員的二次職訓等議題。

台灣智庫提出所謂「納稅人意識的政府改造哲學」，認為台灣政府面臨的改造問題，基本上可分為三個層面：組織權責、經營管理和實質政策面。政府組織權責面必須處理三個關鍵面向：行政組織結構重組，中央與地方關係的調整，以及憲政體制的改革。政府經營管理面必須處理政府與民間關係，管制合理化，乾淨政府，政府文官人力資源管理，政府績效管理，以及政府服務品質管理等六個關鍵面向。

國研基金會的憲政法制組顧問許毓圃則為文指出，「政府再造」應思考提高政府效率、充分利用文官資源等幾點問題，才能奏效。

二○○二年的台灣，智庫林立、多元意見眾聲喧嘩，但也正是國家經濟、外交、兩岸關係、內政等議題向上提昇的關鍵，各大智庫在各種議題領域中各擅勝場，既競爭又合作，若能避免為特定政策背書，在專業領域中提出中肯建言，提供給社會、執政者，將不只是台灣人民之福，也將使台灣更能貢獻於國際社會。

海水既是台灣島的護城牆，也是通往世界的門。二十一世紀初台灣所面臨的國防（左一）、外交（左二，古金堂攝）、高科技產業的持續發展（左三，邱瑞金攝），均為智庫建構「海洋台灣」（左下）的重要議題。

外交突圍—何思因

經歷：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主任、政治系專任教授

學歷：美國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分校政治學博士

「台灣在國際政治上一直是價格接受者，並非掌有主動權的價格領導者，往往別人出什麼樣的價，我們就得照單全收，而我們過去也花了很多包括政治、人力、經濟的代價才擁有今天的成果。未來台灣雖然不太能改變這種狀況，但我們可以做的是，如何花最少的投資維持目前的外交成果，能減少成本，對我們來說就是贏。」

從市政到智庫──洪德生

主要經歷：現任台灣經濟研究院副院長、曾任台北市政府財政局局長

學歷：美國明尼蘇達大學經濟學博士

專業領域：能源經濟、運輸經濟、財務金融

「經濟頻繁的互動確實能為兩岸政治帶來正面的影響，最明顯的是雙方的互信與互動，而WTO剛好是兩岸間經濟問題調處的契機。兩岸都加入WTO，雙方貿易的細節問題，我們急，其實中共也急，若能像其他會員國一樣，在彼此境內互設WTO辦公室，可以避開政治上的主權爭議，對於未來兩岸互動機制的建立將有良好的示範作用。」

兩岸關係一直是台灣智庫最關心的議題，台灣第一個智庫「政大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也是冷戰時期為因應戰略需求由政府出資成立。圖為二○○○年總統大選競選期間，民間所發起呼籲兩岸政府維繫台海和平的遊行活動。（林格立攝）

全球佈局的經濟觀—巫和懋

經歷：中華經濟研究院副院長、台灣大學國際企業學系教授、台灣大學經濟系教授

學歷：美國史丹佛大學經濟學博士

研究領域：經濟理論、金融經濟學、國際經濟與工業組織

「這是個企業講究全球佈局的時代，在台灣高呼『全球化』、大陸已有廠商擁有八吋晶圓生產技術的情形下，沒有理由再限制企業西進。

企業可以找到自己的利基，如果執政者太相信自己的管理能力，管得越緊只會讓企業斷然出走。就如荷蘭的經驗一般，飛利浦等公司在世界許多國家都設廠，但總公司仍留在荷蘭。

政府應該給企業最有力的競爭機會，鼓勵『根留台灣』，而非『債留台灣』。」

林格立攝

學術與跨實務的財經老手──江丙坤

簡歷：現任立法院副院長、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副董事長，曾任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創會執行長、經濟部長、經建會主委

學歷：日本東京大學農業經濟學博士

「我贊成開放八吋晶圓至大陸設廠。經濟持續發展、產品維持競爭力對現階段台灣是最重要的課題，赴大陸設廠不是零合遊戲，如果他國企業不去大陸設廠，當然我們也不必去，然而在國際企業紛紛以大陸為重要市場時，我們赴大陸投資是透過台灣現有競爭優勢壓縮他國追過我們的機會。

八吋晶圓赴大陸設廠在國內討論時難免與政治有所牽扯，但世界經濟的競爭比戰爭更激烈，只有持續發展台灣經濟、保持競爭力，在兩岸談判上我們才能掌握籌碼。」

林格立攝

運籌帷幄──劉泰英

經歷：現任台灣綜合研究院院長、總統府國策顧問、中華開發工業銀行董事長，曾任台灣經濟研究院院長

學歷：美國康乃爾大學經濟學博士

「如果晶圓廠赴大陸投資的議題在兩年前就委託智庫做研究，今天也不會在時機、管理方式等問題上有這麼多紛雜的意見。

晶圓廠議題，政府以國家利益為判斷依據、企業以自身發展利益為出發，原本無可厚非，但晶圓廠投資少則百億，多則二、三百億，若是西進至少要注意幾點：首先，得注意是否『債留台灣』，老的、向銀行借貸部分已經還清的晶圓廠方能前往。其二，留在台灣的十二吋晶圓產量應已超過八吋晶圓，這樣，八吋晶圓去了，技術還能留在台灣，保留台灣在該產業的優勢。」

（右）艷陽下的台北市，台灣必須不斷向上提昇，方能不被時代的腳步所淘汰。

出入旋轉門──羅致政

經歷：現任國家政策研究院執行長、東吳大學政治系副教授，曾任外交部研究設計委員會主任委員

學歷：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政治學博士

「有關劉冠軍案所引發的國家安全與新聞自由爭議，可以從兩方面來看：機密外交在許多國家中屬於常態，許多外交工作需要以機密方式進行，以援外為例，中共如果知道我們援助他國的金額，可能就會以『加碼』的方式競爭，而受援助國不同政黨間若知道彼此接受的援助金額多少，也容易出現糾紛。

雖說如此，當機密預算與法律相衝突時，新聞媒體當然也有報導的自由。但以這次的事件來看，媒體將國家機密曝光，會為外交、情報工作帶來什麼樣的負面影響？我國與他國的互信基礎是否因此受到傷害？都值得觀察。」

海水既是台灣島的護城牆，也是通往世界的門。二十一世紀初台灣所面臨的國防（左一）、外交（左二，古金堂攝）、高科技產業的持續發展（左三，邱瑞金攝），均為智庫建構「海洋台灣」（左下）的重要議題。

「管理」角度看智庫──柯承恩

經歷：台灣智庫董事、台大管理學院院長

學歷：美國明尼蘇達大學會計博士

「八吋晶圓廠西進議題，企業不能不考慮國家利益，政府也要給企業做全球佈局的機會。從國家安全的角度來看，技術是否將因此外流，是否會造成國家競爭力減弱？企業西進後是否會發生『以商逼政』的問題？都得加以正視。然而晶圓廠議題也正好提供給台灣一個機會去思考更長遠的問題：政府是否建構了讓企業在台灣不斷發展的基礎？某種企業外移後是否有其他代替？現在都得未雨綢繆。」

台綜院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