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二○○三年，點燃人權議題討論的第一則事件，自然是纏訟十一年，而於一月獲判無罪的蘇建和、劉秉郎和莊林勳被控殺人案。該案發生至今，嫌犯與受害者家屬各自伸冤，法律判決更擺盪在死刑和無罪兩個極端間，人權和司法的拉扯引發社會關注，也間接促成國內人權意識、證據法則的演進。在九月一日刑事訴訟新制上路後，「無罪推定」的精神是否能落實在訴訟過程中，已成為人權和司法改革團體最關注的焦點。
除了蘇建和案之外，年初為了防止SARS疫情蔓延，SARS患者和居家隔離者受到行動限制，甚至民眾的歧視，也引發人身自由和社會安全如何拿捏尺度的問題。為了不讓爆發院內感染的和平醫院災情往外擴散，台北市政府對於該院採取史無前例的無預警封院，造成醫護人員與就醫病人的嚴重恐慌，手法也有值得商榷之處。
此外，十二月由台灣人權促進會所公佈的年度十大人權新聞，「新聞報導侵害人權」的問題首度上榜。台權會特別指出，無論是年初殘障女作家杏林子（劉俠）遭印籍女傭毆打猝死案、八月的計程車司機衝撞總統府，以及某報「家庭亂倫」的報導，報導內容均涉及精神疾病患者，然而，媒體對於相關的消息來源未經詳細查證，非常容易誤導社會大眾對於精神疾病的認識。
台權會指出，媒體是大眾了解精神病患的主要來源，一旦精神疾病遭受污名化，不但深化大眾的誤解，也造成了病患莫大的困擾。
解嚴十四年，民主和人權概念的擴散在台灣自然有其軌跡可循。各式權益促進團體的勃發──包括勞工、原住民、婦女、環保、媒體、教育、社區、音樂、影像、住宅權益、消費權益、司法改造等，在在顯示民間已有愈來愈多的力量關注並投入人權問題，從觀念傳播、街頭抗爭到立法手段全面動員，促使人權獲得保障。
而自西元兩千年政黨輪替以來，政府明確宣示以人權立國，並籌設「國家人權委員會」，雖然部分人權主張已獲得回應，卻也有部分團體尋求進一步落實訴求，並串聯現有人權團體的力量。在此背景下，公平正義（泛紫）聯盟，在二○○三年八月宣布成立，該聯盟主張以人權譜系中之平等權、福利權、和平權、人道主義救援權、環境權為核心，建立穩固、符合正義原則的制度，重新邁出整合社會運動力量的第一步。
無可諱言，當台灣社會愈趨多元後，人民權利意識高漲，人權的意涵和面向也日趨複雜。近年來，國內關於各弱勢族群等法律保障條文漸臻完備，看似人權大幅提升，但因觀念無法深化或無力執行等原因，仍不時發生棄養老人、攜子自殺、虐待外籍新娘等人權悲劇。而由這些悲劇構築的新聞事件一件疊著一件，很快就埋進人們記憶底層。因此，人權日相關活動的進行，在歲末年終之際，可說是提供了社會和大眾一個檢討、反省的機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