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安澤2020

台裔移民之子競逐美國總統

文‧John Spiri　圖‧編輯部　翻譯‧顏兆岐

2020 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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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ge Skidmore提供

歷史上第一位競逐美國總統民主黨初選的台裔候選人楊安澤，父母親來自台灣，擁有法律、科技背景的楊安澤，為美國政壇帶來什麼社會變革的理念？

美國總統民主黨初選候選人楊安澤（Andrew Yang），民調曾一度位居第四，震驚政壇，最後在2月11日新罕布夏州的初選後，楊安澤決定退出參選。

楊安澤1975年出生於美國紐約州，他的父母親是來自台灣的美國移民，於就讀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研究所時相識。楊安澤的父親楊界雄曾於IBM工作，擁有69個專利，是位成功的商人；母親陳玲銖則是位藝術家。

楊安澤就讀知名的寄宿中學菲利普斯‧埃克塞特學院（Phillips Exeter Academy）；中學畢業後，他同時獲史丹佛大學及布朗大朗錄取，但他選擇了離家近的布朗大學，主要考量是為了想留在父母親身邊。楊安澤認為父母親的影響，是讓他開始「對金錢有概念」。據說他相當珍惜小時候常與父母和哥哥回台灣的回憶。

作為第一位競逐美國民主黨台裔總統候選人，他對於台灣並未有許多的評論。政治評論家大衛‧斯賓賽（David Spencer）從中揣測，楊安澤對於台灣問題的沉默，很可能是考慮到美國選民中的種族歧視份子，會因此質疑他的國家認同和競選動機，因此楊安澤必須更謹言慎行，在提及他的族裔背景時，同時也要表現得像個原汁原味的美國人。

楊安澤畢業時，與父母楊界雄、陳玲銖、哥哥楊欣澤合影留念。（遠流出版公司提供）

台裔美國人在紐約

約翰‧斯比里：請容我以一個含有刻板印象的問題開始訪談。幾年前我讀了蔡美兒的《虎媽的戰歌》，講述華裔美國母親嚴厲地要求孩子把書讀好。在課業上你曾經受到多少來自父母親的壓力？

楊安澤：我的父母那時都有工作，所以對我或是我哥哥並沒有要求這麼嚴格。我很小的時候有上鋼琴課，然後我們每週六會去中文學校（順道一提我那時中文很差）。除此之外，我真的覺得我的父母因為太忙，所以沒有把我和我哥哥盯得那麼緊。

約翰‧斯比里：你從很早開始成績就很出色，看來你有學習的天份？

楊安澤：有些價值觀是會內化的。我們小時候吸收的觀念是：如果我們表現不佳，那是因為我們不夠努力；因為我們的資質是足夠的，只要盡心盡力，就會有好的成果。

約翰‧斯比里：台灣文化對你影響大嗎？

楊安澤：有時會去拜訪親友，或是去中國城採買。我也會帶讓同班同學感到驚訝的食物，那時我只是覺得「有趣」。我記得我帶過一個裝滿炒飯的電鍋，所有人都感到驚奇……。

約翰‧斯比里：那挺常見的！

楊安澤：我也有帶過滷蛋，大家都覺得很奇特，就像對皮蛋的印象一樣。我記得小時候只要在電視上看到亞洲人，就會興奮地跳上跳下，找我哥哥一起看，因為那時亞洲人上電視十分罕見。我現在對那個年代仍念念不忘，可能是那時的美國文化比較單純。

楊安澤所寫的《為一般人而戰》有中文版。（遠流出版公司提供）

與眾不同的歷程

約翰‧斯比里：你以優異成績畢業於布朗大學，接著在一間律師事務所取得第一份工作，但不到一年你就離開了，發生了什麼事嗎？

楊安澤：有人建議我，若在一家公司裡找不到值得敬重的人，就代表這不是我該待的地方。我曾去拜訪了一位剛創業的CEO，我想：「啊，這就是我想要的生活。」回到律師事務所，卻發現我的同事們並沒有很快樂，也不太值得敬重，這就是我離開的原因。

約翰‧斯比里：所以你就辭職，去創辦你的第一間公司Stargiving？

楊安澤：對，那就是最主要的緣由。我說：「好，我要辭職去放手一搏。」我感到很興奮。Stargiving是一個網站，幫助名人為他們喜歡的慈善團體募款。雖然募款很具挑戰性，剛開始就有成功的案例，並且接受CNN專訪。但是沒有多久，媒體和投資者就失去了興趣，我們也很快耗盡資金。而那時我真心希望對社會有貢獻，我也將那個歷程視為一種不同的訓練，讓我藉由創業來發展一些技能，培養不同的技術和人脈，這些都是我在律師事務所無法得到的。

約翰‧斯比里：當你創辦「為美國創業」（VFA）時，是什麼讓你覺得學業表現優異的學生最能在業界出頭？

楊安澤：現在VFA從一百多所學校徵才，所以這絕對不是只針對成績最頂尖的人。我深信到處都有許多有天份的人，而且不管來自什麼背景，可以透過創業成功。統計數據也指出，那些最有可能創業的人，是從公立或州立大學畢業的工程師。而將這些很會考試的人，送往特定的領域和產業，例如金融業，是很嚴重的資源錯置。對我來說，那並不會對業界加分。

美國國會大廈是世界上知名民主代議政治的象徵之一。（林格立攝）

楊計畫改造經濟和終結貧困

約翰‧斯比里：你的代表性政見「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你稱作「自由紅利」（Freedom Dividend），可否請你解釋一下？

楊安澤：「自由紅利」是一種社會保障，保證每個美國公民最少都有一定的收入。我的提案是每月一千美元。這與其它社會救助方案不同的是，受惠者不需通過測驗，也不需符合關於工作的特定要求，因為未來12年內，有三分之一的美國人會因為科技發展而失業，同時沒有那麼多新工作能替代他們失去的工作。「自由紅利」能幫我們創建一個穩定、繁榮又公平的社會。

約翰‧斯比里：你是基於何種理念，推廣「全民基本收入」？

楊安澤：我讀了一整個系列的書：例如《第二次機器時代》、《被科技威脅的未來》與《提高收入下線》。當時我正在經營一個為了創造新工作而成立的機構，所以一直在讀與未來工作有關的議題。「全民基本收入」是一個非常可行的解決方案，而且我認為這是我們社會需要的。「為美國創業」的經驗讓我深信，這些轉變發生的速度，遠比人們預期的還快，事實上我們已經身在其中。

約翰‧斯比里：你覺得，為什麼會有這麼多人對不工作或是不能工作的人抱持惡意？

楊安澤：這是早已融入我們文化的清教徒式工作觀所造成的，我覺得這樣已經變成病態。我太太現在負責養育我們的兩個兒子，這在我們社會中並不算是「工作」，當計算國內生產總值時，會被視為零。目前有各式各樣的工作沒有被統計到，縱使我們知道那些工作是必要的。所以我們必須以更宏觀、更有想像力的方式，去思考工作的意涵。

在美國，失業往往會導致酗酒與藥物濫用的問題，從很多層面來說，那是我們必須面對的挑戰。例如卡車司機失業了，他接下來二十年的人生該怎麼辦？一個沒想像力、粗糙的應對方式是，「那就找另外的工作給他做。」但是，如果市場並不真的需要一位（比如說）52歲的、有背疾或其它病痛的卡車駕駛，那該如何是好？我們必須開始以不同的方式去思考和感受。

約翰‧斯比里：如果交通運輸業的工作在近期內不會消失呢？

楊安澤：光是卡車自動化駕運的金錢誘因，一年就有1,680億美元。就在今年，運輸公司會開始配置「自動駕駛計程車」，交通運輸業的工作也正在消失當中。

約翰‧斯比里：有什麼原因造成有些美國人反對「全民基本收入」？

楊安澤：在現實生活中，我們大部分的時間都被金錢綁住，我們將錢視為稀有資源。所以如果有人說「你選我當總統，我每個月會提供每個人一千美元」，人們會馬上退避三舍説：「哪有這麼好的事！」更有甚者，有人會說：「那會破壞經濟」──但我認為這絕對不會。每月分發一千美元的紅利給每一位美國成年人，不是很困難的事。就很多層面來說，我們最大的挑戰，是要人們知道，人們可以活得更自在，能夠為兒女的未來妥善規劃，也能為自己和家庭做更多的投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