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先生」與「寧靜革命」
回首民國七十七年一月十三日,強人蔣經國驟逝,時任副總統的李登輝接下重擔。從正面來看,當時的中華民國以中小企業外銷尖兵打先鋒,已成功締造了經濟上的「台灣奇蹟」;旺盛的經濟活力、勤勞而受有良好教育的廣大勞工,以及高科技園區雛形的完成,讓李登輝時代有了一個殷實的基礎。蔣經國晚年開放大陸探親、宣布解嚴、報禁開放,以及默許反對黨成立,也為台灣政治的民主化開了一扇門窗。
然而不可諱言的,當時的中華民國在長期威權統治下,人民的言論、出版、組黨結社、人身保障等自由依然百般受限。意識型態上,由於強調大中國與反共法統,本土文化不彰,台灣主體意識也隱而未顯,政治生態、文化資源的分配不盡公平,許多重要基礎建設也在「心懷大陸」的思維邏輯下進度緩慢,捷運就是一個例子。
今昔對比,許多學者同意,李登輝主政十二年,最大的貢獻,便是完成台灣的民主化,包括國會全面改選、總統直選、政黨政治架構的建立、軍隊的國家化與嚴守中立,以及言論、集會等基本自由,使得人民免於白色恐怖與高壓威權。
民國八十年,「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廢除,重新回歸憲政。自此,海外流亡的「政治黑名單」一筆勾消、「政治犯」也成為歷史名詞。去年十二月,「人權紀念碑」在綠島矗立;今年總統大選,更締造了中國歷史上罕見的政權和平轉移……,「寧靜革命」的完成,是李登輝最自豪的。
寧靜革命破除了舊時代一黨獨大的威權,成就無可置疑。然而進一步觀察,台灣雖有民主的形式,卻尚未建立良好的法治及公民社會的規範。官員貪腐時有所聞,而民眾的政治素養也嫌不足,黑金共治、司法威信不足、公權力不彰,距離「優質民主」仍有一長段距離。
競爭永遠是殘酷的,「新經濟」必然伴隨著「新失業」。只有透過政府與企業協力輔導,以及個人不斷的學習,才能將衝擊減至最低。(陳格攝)(陳格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