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是令人嚮往的知識殿堂。本刊在一系列介紹國內大學之後,將視野轉向國外著名大學,由光華的編輯實地採訪,將各校的特色與風采呈現給您。
本期介紹位於美國東北部文化大城波士頓,以科技教育獨步全球的著名學府——麻省理工學院。
對台灣每年十萬名大專聯招的考生而言,台灣大學是大多數人的第一志願;對美國每年四百萬名高中畢業生來說,志願就「多元化」得多了。
在想念大學的人當中,有人認為在家附近的州立大學是最好的選擇,有人認為長春藤聯盟才是值得一讀的名校。
然而對志在理工,尤其是電機、電腦、機械、土木等……工科的人來說,麻省理工學院則是蟬連百年以上的「第一志願」。
根據去年「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所做的評鑑,「毫不意外地」麻省理工學院仍是美國各工學院院長心中最好的工學院。
他們認為,「把科學界創新精神發揮得淋漓盡致的學校,非麻省理工學院莫屬。」「它的四百位教師陣容贏取諾貝爾獎,就像奧克拉荷馬隊贏得足球賽一樣輕鬆寫意。」就算把MIT拿到全國知名全科大學中比較,MIT的學術聲譽,仍僅次於耶魯、哈佛、普林斯頓,高居第四。
麻省理工學院不但在美國本土獨擅工科勝場,它也是一所國際知名的學府,這在中、日二國尤甚。
對台灣而言,麻省理工學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不但與「台灣產品」(Made in Taiwan)有同名之親——都簡稱MIT;我國這些年來經濟、科技方面的發展,也多少與MIT有關。曾歷任經濟部長、經建會主任委員,深受國人敬愛的趙「鐵頭」趙耀東、工業技術研究院董事長張忠謀、前中山科學研究院院長黃孝宗、第一部國人自行設計的汽車裕隆飛羚一○一催生者朱信……,以至於當今財、經二部長郭婉容、陳履安,都是MIT的校友。
至於日本人,對MIT的「感覺」卻是又敬又恨。這個「樑子」,是在二次世界大戰時結下的。
由波士頓最高的John Hancork Building向下俯瞰,查理士河畔的麻省理工學院全景一覽無遺。(吳先琪提供)(吳先琪提供)
日本敗於MIT之手
二次大戰前,雷達原理已被發現,但還無法實際用於偵測。大戰期間,MIT校長康普頓奉命在MIT設立了雷達實驗室,研發出一百五十種雷達系統,裝置在戰機及航艦上。
美、日太平洋中途島一役中,美軍便利用雷達優勢,精準迎擊來襲的日軍戰機;而日本卻吃虧於只能以望遠鏡觀測,讓美軍把日本航空母艦炸得精光。自此日軍失去進襲能力,只能坐以待斃。因此戰略家認為:原子彈結束了日本最後的抵抗,但真正破壞日軍戰力的最大功臣,卻非研發雷達成功的麻省理工學院莫屬。
提起這段歷史,MIT的學生驕傲、感念兼而有之。
「麻省理工學院在國防科技的主導地位,就是在那時候奠定的」,就讀於MIT史隆學院(商學院)博士班的江炯聰指出:至今MIT所拿到的國防科技研究經費,還是全美第一,而且遠遠超過第二名。
雖然有些反戰人士因此不讓自己的子弟就讀MIT,但國防經費對於麻省理工學院,卻是一筆極為重要的收入,因為MIT早年就曾因缺錢,四度險遭財大勢雄的芳鄰——哈佛大學的併吞。
秋天的楓紅總算為「理性」的麻省理工增添了一點詩情畫意。(吳先琪提供)(吳先琪提供)
MIT人一身傲骨
話說一百四十五年前,麻省理工學院在波士頓申請建校,卻因當時人們不重科技,歷經廿年才籌到十萬元保證金,開始蓋校舍、招學生。
由於MIT特別重視學生實際動手操作的實驗訓練,各系不惜斥資購買最好的儀器設備,所收的學費與校外捐贈根本不敷使用,因此學校寅吃卯糧的財務狀況,一直是歷任校長最費神的事。首任創校者羅吉士博士,便因積勞成疾,在卸任的交接典禮上致答辭時,溘然辭世,成為MIT人最傷慟的一段校史。
當時位於波士頓北邊劍橋的哈佛大學,眼見麻省理工聲譽日隆,自己的科學學院卻毫無起色,便三番兩次提出二校合併的建議。其實他們提的條件,尤其是第四次,對於窮哈哈的MIT實在深具誘惑:不需麻省理工改名,只派三位哈佛的董事加入MIT校董會,則不但提供廣大校地、鉅額資金,麻省理工的畢業生還可多領一張哈佛文憑。然而終因師生都怕學校失去獨立性,而投票否決了。
哈佛文憑,多少人想要都要不到,這些麻省理工的「小子」為什麼送到手邊還要拒絕呢?
「誰願意被人『買』走?」即將由土木系博士班畢業的劉格非表示,「哈佛人傲,我們也傲;他們傲在外面,我們卻傲在骨子裡。」
建築系師生在系館為自己製作的「群英像」。(鄭元慶)
杜凱吉斯與MIT搶功?
MIT的確有足以傲人之處。
撇開學校評鑑不談,這個只有一萬餘名師生的「小學校」自建校以來,一共產生了十二位諾貝爾獎得主。另外像電話發明人貝爾、飛機發明人萊特、電學發明家浦平、道格拉斯飛機公司創辦人道格拉斯、通用汽車公司創辦人史龍、杜邦公司家族十餘人……,都是MIT的傑出校友。
「連麻州州長杜凱吉斯拿來競選總統的政治資本——麻省經濟奇蹟,都是MIT校友創造出來的」,十年前獲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現任麻省理工學院數學系教授的鄭宏搖頭表示,杜凱吉斯不該「吹」人盡皆知的「牛」。
所謂「麻省奇蹟」,是指波士頓在六、七○年代因傳統紡織、製鞋等工業外移而沒落後,重新創造出全美國各工業州中最低的失業率,以及最高的工業成長率。這個奇蹟,主要是由波士頓一二八號公路兩旁的高科技公司締造出來的。
證諸一九八六年的統計數字,在這二百十六家公司中,確有百分之七十(一百五十六家)是由MIT的畢業生所開設。
「波士頓是個迷人的文化古城,學生畢業了捨不得離開,都喜歡留在附近創業」,鄭安表示:「現在一二八公路已經和加州的矽谷齊名了。」
世界第三大電腦製造商迪吉多公司,就是最好的例子。這個公司是在一九五六年,由一位MIT的畢業生,在母校附近一座滿布灰塵的倉庫中建立起來的。如今它已是一個勢力龐大的跨國企業,僅僅麻州一地就有員工三萬多人。
大學部學生頑皮地為宿舍貼上綠色大腳印。(鄭元慶)
會死,也要給自己一次機會
MIT究竟給了學生什麼樣的訓練,使得他們能「點石成金」,創造奇蹟呢?
「我們受的是斯巴達式的教育」,機械系博士班研究生金甘平指出,MIT不但重視實驗,還很注重「家庭作業」,所以每門課的學分數是上課、實驗、作業三者一起衡量的。
才來二年,現在就讀於建築系碩士班的張良瑛表示,她除了吃飯睡覺,其他時間都在念書。
MIT陽盛陰衰,身為未婚女性的張良瑛自是不乏追求者。但她表示,這是有「週期性」的——「放假時來了一大堆,一開學都跑光了。」
為了配合學生的需求,MIT的總圖書館廿四小時全天候開放,一年只在聖誕節前夕關閉四小時。
由於課業壓力大,學生自殺的悲劇時有所聞。曾任裕隆公司總經理的朱信也記得,當年在MIT就讀時,便有中國同學得精神分裂症。
「那時候只要有人突然不跟別人講話,整天把自己關在房間看電視,大概就是病兆的開始」,朱信喟然一嘆:「其實做實驗有時不一定有結果,尤其MIT以領導全球科技自許,要求大家研究開創性的題目,做不出來不見得是能力不行。」
修完課之後,應付博士資格考更是一場大戰,他記得當年十四個人只取二名,「全世界最聰明的人都在這裡,沒有人敢說那個過的人一定是我」,朱信回想起那段日子,似乎心頭仍有餘悸。
很多人聽說MIT的「兇悍」,即使申請時萬幸被錄取了,仍不敢貿然前往。
現讀機械系博士班的程啟正記得,當他收到MIT的I-20(入學許可)後,曾考慮是否該來此「送死」。他一位住過波士頓的學長告訴他:「會死也要來一次,總要給自己一個和全世界高手過招的機會呀!」
由於功課太重,麻省理工學院是全美少數沒有足球校隊的學校之一,學生們運動純為健身與調劑繃緊的身心。(鄭元慶)
名課年年上電視
「不惜一死」的代價值得嗎?
答案顯然是肯定的。
在伊利諾州立大學拿到博士學位後,繼續到麻省理工學院做「博士後研究」的廖南詩認為,MIT之所以能造就那麼多科技人才,確有它獨到之處。
「這邊上課是著重啟發性」,她指出:「別的學校比較注意學者們過去研究的結果,但MIT注重的是:那個idea是怎麼產生的。」
因此,MIT要求學生去看一個論題的原始論文(original paper),看看別人為什麼用那個方法;考資格考時,也是丟一個題目給學生,看他對這個問題要如何下手。
「這樣做的目的,是要及早培養你獨立做研究的能力」,金甘平表示,MIT最好的教授都教大學部的課,他們認為基礎最重要;研究生則被要求自己培養自己,「他們假設你畢業時已經是這個範疇最強的人,你的『老闆』(指導教授)都問不倒你。」
不僅僅研究生要動手做實驗、寫論文,MIT大學部的學生也一樣。
機械系十八年來就有一門名聞全國的課程——「2.70方盒子大賽」。選修這門課的學生被分成幾隊,學期開始時每隊各分發一個大紙箱,說好競賽題目,學期中就由系上十幾個老師教他最拿手的部分,由同學將紙箱中的材料設計成各種機械,期末考就是一場勝負賽。
有一年的題目是拔河比賽,一隊在車子上設計了一個大輪子,以加強重心;一隊設計了一個槓桿,把別人由前面甩到後面;還有一隊設計了一個吸盤,果然穩如泰山,把別人一個個拉了過來。但沒想到突然吸盤壞了,三分鐘規定時間內沒有修好,只好認輸。教授講評時還幽了他們一默:「好的設計固然重要,但機械的耐久性更重要啊!」
由於這個2.70機械大賽每年都有層出不窮的精采表現,美國公共電視台年年都會向全國定時播送,去年更吸引了日本Asahi電視台前來轉播,把MIT學生的創造力介紹給日本人。
「進入這樣一所學校,自然對自己的期望也會提高」,江炯聰表示,過去他一直不知道這個世界上對老師、對學生還有那麼高的標準存在。「經過這樣的洗鍊還能夠出得去的話,我有信心沒有什麼是別人做得到,而我做不到的事了。」
國慶日到了,MIT的中國留學生也放自己一仆,到波士頓的露天音樂廳聆聽一場交響樂。(吳先琪提供)(吳先琪提供)
「校獸」也愛開夜車
這樣的自信,來自紮實的治學功夫;而務實、苦幹的精神,更瀰漫在整個查理士河畔的麻省理工學院中。
例如MIT選擇水瀨做為「校獸」,是因為牠不但是大自然的工程高手,更有合群、勤奮,及喜歡開夜車的習性。「這個習慣和我們不是很像嗎?」劉格非笑著問道。
MIT的校訓則是:「理工是地獄,我們仍然快樂。」由於課業的繁重,學校沒有足球校隊,跳舞只准在三、四年級舉行一次,甚至一九二三年前連畢業典禮都不穿戴黑袍方帽。
校園景觀也可以看出MIT理性務實的風格。
「我們學校的雕塑都是鋼架,各系館也是直呼代號,不像哈佛,是以人名命名,因此感覺上人文氣比較弱」,土木系碩士班的黃忠信指出。
學建築的張良瑛也表示,功課壓力大時她喜歡到哈佛校園走走,那堨j雅的建築,以及哈佛廣場邊間間風格獨具的百年老店,在在可以舒緩緊張的情緒;而MIT不但校園小,四周又是倉庫、公司行號,「學生想在學校四周逗留都不太可能」,她遺憾地說。
說MIT人文氣息弱,可能有人不願承認,因為MIT的語言系排名全美第一,史隆學院在全美商學院中也能排到四、五名,政治科學系亦非弱者。但萬變不離其宗,這些人文社會學科在MIT,也是用科學方法治學的。
據說,關於哈佛與MIT的管理學院有一個流傳甚廣的笑話:「哈佛就是訓練他的畢業生怎麼用MIT的畢業生。」
這個笑話雖然MIT不願承認,MIT確也出了許多後來成為傑出管理者的校友,例如美國花旗銀行總裁李強(John Reed),就將電腦引進銀行作業系統,把銀行業也帶入高科技領域;但哈佛校友出過許多任總統(如傑佛遜)、國務卿(如季辛吉),而MIT校友中卻還沒有人擔任過這類全國最具影響力的職務,卻是不爭的事實。
「現在大學部的課程有點在變」,黃忠信指出,MIT要求大學生花三分之一的時間修讀人文學系的課:「學校希望畢業生不只是優秀的工程師,也能在社會上佔有一席之地。」
萬聖節前,路旁堆滿了大南瓜,留學異國的學子也不免停下車來買個回家應景。(吳先琪提供)(吳先琪提供)
MIT不再是理工第一?
根據這個政策而變的,是大學入學標準。去年十二月MIT校刊「The Tech」,發表了一份物理系教授所作的調查報告,指出麻省理工學院對於申請者在數學、化學及語文方面的成績,有降低標準的明顯趨勢。這並不是優秀的申請者少了,而是學校開始注意學生在課外活動,性向方面的表現。
然而對於這項改變,教授們的反應卻是見仁見智,尤其一些已親身感到學生素質降低的教授,更是怨聲迭起。因為他們之所以到MIT當教授,就是為了能「得天下英才而教之」。
「我以前也不喜歡MIT的制度,這媯馱茼h功課,把學生逼得太緊,限制了他們自由發展的機會」,鄭宏表示:「但現在我的看法改變了。」
他指出,理工不是「蓋」的,不能光聊聊天,懂點社會情況、人情世故就夠了,而是一定要下苦功夫的。況且社會上不見得每個人都要有組織領導的能力。已進入MIT入學許可委員會的鄭宏表示,他將把他的意見反映到委員會中。
看來,一百多年歷史的麻省理工學院正面臨一個兩難的抉擇,未來如何,就要看新生日後的表現了。
〔圖片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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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波士頓最高的John Hancork Building向下俯瞰,查理士河畔的麻省理工學院全景一覽無遺。(吳先琪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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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省理工嚴冬酷寒,各建築間多以長廊相接,以免學生身受「納爾遜上學」之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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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天的楓紅總算為「理性」的麻省理工增添了一點詩情畫意。(吳先琪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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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系師生在系館為自己製作的「群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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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部學生頑皮地為宿舍貼上綠色大腳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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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慶日到了,MIT的中國留學生也放自己一仆,到波士頓的露天音樂廳聆聽一場交響樂。(吳先琪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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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功課太重,麻省理工學院是全美少數沒有足球校隊的學校之一,學生們運動純為健身與調劑繃緊的身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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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師生都講求效率,因此校內建築概以編號稱呼,沒有一大串名字,圖中這棟麻省理工最主要的建築,就是大家口中的「七號館」。(陳啟正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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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聖節前,路旁堆滿了大南瓜,留學異國的學子也不免停下車來買個回家應景。(吳先琪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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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架雕塑是麻省理工校內最常見到的「裝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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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棟媒體科技館(Media Lab)是麻省理工在未來資訊時代確保其科技領先地位的研究中心。由名校友貝聿銘設計的系館廣受外界讚揚,卻被桀驁不馴的學弟妹評為「像浴室」。
學校師生都講求效率,因此校內建築概以編號稱呼,沒有一大串名字,圖中這棟麻省理工最主要的建築,就是大家口中的「七號館」。(陳啟正提供)(陳啟正提供)
鋼架雕塑是麻省理工校內最常見到的「裝飾品」。
這棟媒體科技館(MediaLab)是麻省理工在未來資訊時代確保其科技領先地位的研究中心。由名校友貝聿銘設計的系館廣受外界讚揚,卻被桀驁不馴的學弟妹評為「像浴室」。(鄭元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