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必做「放洋」的孩子——雅加達台北學校

清晨六點不到，住在當格朗榮工處營區的孩子們，睡眼惺忪地被送上九人座的「上學車」。儘管一路上車聲隆隆，車內卻鴉雀無聲，孩子們東倒西歪地繼續著未完的美夢，一小時又四十分鐘的上學車程，的確夠他們再睡一場回籠覺。

從當格朗到雅加達台北學校距離七、八十公里，幾乎等於是每天由新竹到台北上學。不僅路途遠，還要飽受塞車之累，其辛苦可想而知。而家長之所以捨近求遠，並非送孩子到明星學校或貴族學校，而是送進印尼唯一的一所中文學校——雅加達台北學校。

在一個禁止華文的國度創辦中文學校，似乎有點不可思議。

根據估計，印尼的華裔人口高達一千萬人，曾經有一千兩百多所華文學校。但自從一九六五年，中共支持印尼共產黨革命失敗後，印尼政府開始排華，下令關閉所有華校，遣返華僑，不願返回僑鄉的華人則必須歸化印尼籍。從此，華文在印尼成為絕響；「華僑」也消聲匿跡了。

印尼台灣工商聯誼會理事長方文表示，十四年前剛到印尼投資時連中文都看不到，辦中文學校更是「想都不敢想」的事！

而今，這個想都不敢想的事得以實現，完全是拜台灣經濟力之賜。隨著台商在印尼投資金額與日俱增，印尼政府也開始重視台資。方文指出，台商在印尼投資四十億美金的事實，是最有力的說帖。

一九九一年，台商在印尼的投資額超過十億美元，躍居外資的第一位。當年五月，印尼文教部核准設立中文學校，以「接納台灣投資人之子女就學」。

雅加達台北學校得以創辦，駐印尼台北經貿代表處及「印尼台灣工商聯誼會」是缺一不可的功臣。

從一九八九年起，前駐印尼代表鄭文華就不斷與印尼外交部、工業部、文教部等各政府單位溝通，極力爭取設立中文學校，終於在一九九一年五月獲准。

方文指出，當時因恐受到中共與印尼復交的影響，五月廿三日批准下來，雅加達台北學校在九月二日就正式開學。

短短三個月內學校從無到有，過程中有許多人的努力及奉獻。雅加達台北學校董事方文回憶創校之初不禁笑道：「從校長到老師，都沒有薪水，全部由台商及台商眷屬擔任！」就這樣，學校在借來的臨時教室慘澹經營了一年。

在此同時，學校也積極向各界募集建校基金。台商是當時募款的第一優先對象，其次是在印尼有投資的台灣大企業，部分印尼華商也響應樂捐。鋼筋有人捐、廁所設備有人捐，就連校地也有人「熱情贊助」。

台北學校座落於「椰風新城」，佔地六千零卅五平方公尺。地主是印尼籍的華裔梁世禎、梁世文兄弟。他們以象徵性的租金（十年約新台幣十二元）把土地提供給台北學校作為校地。建校期間，還免費提供四家店面充當臨時教室。

梁氏昆仲的父親梁錫佑，當年是一位熱心公益的僑領。梁世文表示，提供土地給台北學校是出於「稟承父親發揚中華文化的心」。自己的孩子不能念台北學校，梁世文雖然感到遺憾，但他表示：「很慶幸台灣子弟有中文學校可以念。」

由於印尼政府嚴格限制台北學校的招生對象，僅限於「來自台灣之國民子女」。換句話說，只有持中華民國護照者，才可以進入台北學校就讀。新加坡、香港、或是已入印尼籍的華裔子弟，都不得其門而入。

常有家長跑來拜託周憲明，有次十幾個家長擠進校長辦公室對他說：「只要開價，我們都做得到！」對於他們，周憲明只能說抱歉，「這個學校得來不易，我們不能違反規定，害學校停辦」，周憲明無奈地說。

除了招生對象，台北學校的教學內容也與一般僑校不同。

多數地主國對於當地華文學校的教材及上課時數有所限制；台北學校的教材、學制則完全比照台灣。

目前這種性質的台北學校只有三所，分別在馬來西亞的檳城、吉隆坡，及印尼的雅加達。

雅加達台北學校實施所謂「三語教學」，意即除了教育部規定的教材外，台北學校自幼稚園起開始教授英文，自小學四年級起，再加入印尼文教學。

校長周憲明表示，以前沒有中文學校，家長只好把孩子送進以英文教學的國際學校接受西式教育。「那是一條無法回頭的不歸路」，他指出，西式教育無法與本國教育銜接，一旦「放洋」就得一路放洋到底。如今有台北學校，孩子在此接受教育，兼具中文基礎與外文能力，既可銜接台灣的教育，也可選擇留學，真箇是「進可攻、退可守」。

雅加達台北學校創校兩年多，目前從幼稚園到初中，共有學生二○六人，專任教師廿一名。教師與學生人數一比九，跟台灣的一比三十比起來，學生受到的「關照」較多。

然而，小班制固然較能照顧到每一個學生，但老師的壓力卻未必因此減輕。

在台灣有十二年國中教學經驗的二年級導師林雅瓊表示：「在這裡教書是台灣的三倍辛苦」，她解釋：「這裏的家長們都很空閒，每天盯得很緊，老師的壓力好大！」

台灣雙薪家庭的比例較高，在印尼正好相反，母親幾乎都是全職照顧家庭，如此一來，「參與」學校活動、「監督」學校教學的機會也大大增加。

遠道來上台北學校的學生不少，有些親自接送孩子上下學的媽媽，以逛百貨公司、到附近朋友家學做菜、串門子來打發時間。有些則乾脆待在學校裡等孩子下課。

在西爪哇塞朗自成一個社區的永吉紙業公司，自備二十人座的「上學車」送員工子弟上學。兩個孩子就讀台北學校的黃媽媽，已任勞任怨地當了一年多的隨車義工媽媽。一趟路這麼遠來到學校，中間空檔不可能回家，「還好學校收留我」，黃媽媽表示，學校讓她在圖書館擔任義工，免除她沒有地方可去的苦惱。

由於印尼海關明文規定：「毒品、華文報刊不准進入」，可知印尼中文資訊的缺乏。雅加達台北學校的圖書館有中文書籍三千三百多冊，號稱是全印尼中文書籍藏書最豐富的地方。圖書館裡的藏書大部分是印尼僑委會捐贈的，也有一部分是學生家長所捐。

在嚴禁中文的印尼，中文資訊相當寶貴。以榮工處營區為例，一週前的報紙叫「新報」，一份中文報傳閱好幾家是常有的事。

也許是因為資訊缺乏，文化刺激不足，這裡的孩子看起來不似台灣的孩子那麼「機伶」。初中部導師王妙色則表示：「這裡沒有逛街、打電動、偶像崇拜的環境，生活非常單純，孩子不容易學壞。」

有人以為：雅加達台北學校遠離台北，可以擺脫許多干預、包袱，放手去辦一個不同的學校。

事實上，雅加達台北學校非但沒有脫離國內的教育模式，甚至比台灣還要「台灣」。

校長周憲明指出，在學生有朝一日可能回台灣考高中、考大學的壓力下，學校、家長一切都以國內教育為依歸。

家長王希博觀察、考慮了兩年多，最近才放心把女兒帶來印尼念台北學校。他表示，印尼是個好地方，空氣好、生活環境也不錯，唯一叫人擔心的是孩子的教育問題，「我們客居於此，總有一天要回台灣，孩子的教育是否能銜接？有沒有競爭能力？是我們心頭最大的壓力。」

雖然校長周憲明在家長大會中充滿信心地對家長表示：「我們不會輸給台北的學校」，但似乎無法完全消除家長心中的疑慮。一位憂心忡忡的母親乾脆建議學校：拿國內的試卷來考考看，校長當場允諾。可以想見，不久之後，雅加達台北學校不僅跟台灣同步教學，也同步考試。

台北學校不僅解決台商子弟的教育問題，在異國他鄉，它還兼具「大家庭」的功能。

榮工處當格朗施工處主任黃植生表示，過去台商各做各的、缺乏凝聚力，台北學校成立後，大家一起參與，開始以學校為中心點，形成一股凝聚的力量。

黃植生指出，駐雅加達經貿代表處，只有雙十節才號召大家聚會。現在台北學校經常有活動，每次辦活動，動輒八百、一千人參加。

小學部導師林雅瓊也感受深刻，「我們班上的家長原先都互不相識，現在大家不僅認識，星期六、日還會聚在一起打球。」

這股力量也相當受到當地財團的重視。校長周憲明指出，目前已經有五、六個財團，願意將土地以五分之一、或四分之一市價，優惠賣給學校。原因是，學校所在地，不僅可以提高社區形象，台商也會以此為聚集中心，進而吸引許多家庭遷移到該社區。

如果問家長，對雅加達台北學校有什麼不滿意？幾乎每一位家長的回答都是：「學費太貴！」

周校長表示，學費居高不下的原因，主要是學生人數少、成本相對提高。

目前台北學校一個學生一年的學雜費大約是美金三千元左右。相較於國內公立學校小學免費、中學僅收雜費一千多新台幣；私立中小學每年二、三萬元的費用，雅加達台北學校的費用實在驚人。

跟雅加達地區其他國際學校相比，除美國學校每年八千五到九千五美金的高學費，台北學校望塵莫及外，台北學校的學費比日本學校（一千美金），韓國（美金兩千四）、法國學校（美金兩千六）都高。

也許有人以為，台商等於是「有錢人」，多負擔一點學費不算什麼。但事實不盡然，周憲明表示，以台北學校目前的家庭為例，一百四十三個家庭中，自行創業的只有廿三％，其餘多是應聘到印尼工作的管理、技術人員。永吉紙業公司擔任總經理的黃家鴻就自嘲地說：「我們不是台商，是台工！」。

即使是自行創業的「台商」，由於在印尼投資得較晚，也多還在草創階段。根據周憲明的估計，目前台北學校的家長，真正稱得上是「有錢的台商」只有五到十家。

目前海外的華文學校歸僑委會輔導，被視為「海外私立華校」的雅加達台北學校也不例外。對於這樣的定位，學校或家長都覺得有點曖昧。

「我們不是僑，我們的家在台灣，在印尼只是過客！」一位應聘到印尼工作的家長表示，他只是到印尼來工作而不是移民，既無法取得僑居證，將來子弟回國參加考試辦法，也還妾身未明。

對於以上的質疑，僑委會主任秘書趙林分別提出說明，根據技術合作條例規定：華僑，指僑居中華民國領域外，具有中華民國國籍之人。換句話說，除了保有中華民國國籍外，還必須取得當地的永久居留權。

對於旅居泰國、馬來西亞、印尼等不發予永久居留權國家的海外國人，政府已經修改法令，只要可以提出長期居留證明，就理當被視為「華僑」。

既是華僑，子弟自然就具有僑生身分。趙林表示，「台北學校」的學生，只要合乎在僑居地住滿八年的條件，就可參加僑生入學考試，享受優惠。

學校對於「僑校」的定位也不滿意。周憲明表示，台北學校與一般僑校不同，它是一所為在海外中華民國國民設的學校。

憲法規定：「國民有受教育的義務和權利」，台北學校校長周憲明認為，政府大力推動南向政策，但沒有為台商解決教育上的問題，其實是「違憲」的。

多數家長也認為雅加達台北學校應朝「義務教育」的方向發展。所謂「義務教育」，意即希望台北學校可以成為公立學校，在師資、學費方面得以享受與國內公立學校同等的優惠。雅加達台北學校董事方文指出：「政府要我們根留台灣，如果沒有義務教育，如果下一代連中文都不會，如何根留台灣？」

對於這樣的訴求，趙林表示於法無據。「沒有任何國家到人家的管轄區裡去設公立學校，更何況我國與印尼並無正式邦交」，趙林指出，美、日等國的僑校，雖然政府給予補助，但仍是私立學校。

「事實上我們已經盡了最大的力量去支援台北學校」，趙林指出，全球海外華文學校有三千八百多所。對於部分的華校，僑委會每年提供二、三百到一、二千元美金的補助，須要國文教材者，僑委會也免費提供。

相較之下，雅加達台北學校的「待遇」算是非常優厚。不僅已獲得約六十七萬美元的經費補助，全校教材都由僑委會免費供應。

由於台北學校屬於私立學校，補助經費又遠超過其他華文學校，僑委會認為有必要製定法令來規範，以免有濫用經費或圖利私人之嫌。趙林指出，目前僑委會已經委託專人研究規劃相關法令中。

雖然，台北學校的定位目前仍有爭議，但這樣的興學模式已獲得肯定。僑委會主任秘書趙林表示，僑委會正嘗試將「台北學校」的模式，推展到蘇比克灣、美、加及其他僑社。

台北學校的設立，為政府的南向政策預先鋪了路。南向政策成功與否姑且不論，可以肯定的是，「未來，台北學校這一群經過雙重文化薰陶的國民，將是國家發展國際化的重要資源！」校長周憲明肯定地說。

〔圖片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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趁著媒體來訪，請攝影師為全校師生拍張合影留念。以手掩面不是他們的招牌動作，只是因為陽光太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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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棟三層樓的建築，便是印尼唯一的一所中文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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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加達台北學校從幼稚園開始教英文，上課時打破年級的限制，以程度高低來分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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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讓遠道而來的學生可以提早回家，學校取消午休，中午學生只有四十分鐘的用餐休息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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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的課桌椅都是熱心人士捐贈的，為了合乎學生的身高，該校的椅子共有七種高矮不等的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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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學校現有幼稚園學生五十多名，由於人數不多，才藝比賽時，每個小朋友都有上台表演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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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印尼有些家庭會請「護士」回家專任小孩的褓母，由護士、佣人、或司機接送孩子，也是雅加達台北學校的一大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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趁著星期日放假，學校把幼稚園學生的枕頭、被子拿出來曬太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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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格朗的榮工處營區，工程做到哪裡，家就搬到哪裡。雖然如同「遊牧民族」，但生活在營區裡的孩子，比較不會孤單寂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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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附設的學生宿舍已額滿，兩個家住泗水的兄弟（右一、右二）只好住進校長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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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吉紙業公司員工共有十八個孩子就讀台北學校，圖為該公司專門接送孩子的「上學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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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加達台北學校座落「椰風新城」社區，四周僅以鐵絲圍繞，與周圍住家幾乎沒有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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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心提供校地的華裔梁世文，移居印尼已五代，卻還能說華語。圖為梁氏夫婦與校長周憲明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