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部電影好悶,我都看不懂!」
「怎麼會?我覺得挺有意思的!」
這種對話,八成是在討論國片中的「新電影」。
從民國七十一年的「光陰的故事」迄今,「新電影」曾備受海內外矚目、也屢在國際影展中獲獎。如今熱潮雖已褪去,但它對國內電影的衝擊和影響,卻仍然迴盪不已。
國片片商「兵家必爭」的暑期檔已近尾聲,但翻開報紙,整頁的電影廣告,醒目處盡是西片(美國片)和港片的天下——笑鬧片、英雄片、科幻片、老片重映……。觀眾在目不暇給之外,更有「不知置身何處」之感。而零零星星的幾部國片,除去僵屍片,軍教笑鬧片,也就只有「清清純純」的學生片了。
「鄉愁的苦澀、成長的記憶、青春的眷戀」:這正是一系列侯孝賢電影作品的主題。(鐘永和)
新銳導演那兒去了?
這樣的窘況,令人懷想兩年前的暑假。那時候,從「光陰的故事」、「兒子的大玩偶」一路脈脈相傳的所謂「台灣新電影」正達高峰;「新銳導演」的作品紛紛出籠:萬仁的「超級市民」、侯孝賢的「童年往事」、李祐寧的「竹籬笆外的春天」、王童的「策馬入林」……,都以強棒出擊的姿態上陣。加上後來居上的「我這樣過了一生」(張毅)及「我們都是這樣長大的」(柯一正),一時為國片掀起了前所未有的高潮。
相隔不過兩年,「新電影」那裡去了?新銳導演們又在做些什麼?
順手可舉的例子很多:楊德昌最近遠赴香港,準備為德寶公司編導一齣「懸疑片」;侯孝賢回頭拍起綜一公司為了捧紅「玉女歌星」楊林而投資的「尼羅河女兒」;張毅在「我的愛」票房失敗後,放下導演筒,為一部單純的兒童電影「大海計畫」做策畫;柯一正則任職一家影視公司,為客戶拍製廣告片;而曾壯祥和電影已隔絕兩年,目前在為「公共電視」做專輯……。
一度被譽為「國片新希望」的「新電影」浪潮旋起旋落,究竟為電影界帶來些什麼?
曾壯祥雖已放下執導筒兩年多,但談起電影,還是神采飛揚。(鐘永和)
「光陰的故事」大爆冷門
民國七十一年,港片壓境,國內電影業飽受打擊。就在電影公司紛紛「暫停營業」時,中國電影公司做了一個小小的嘗試:用新台幣四百萬元的超低預算,請了四位名不見經傳的年輕導演——陶德辰、楊德昌、柯一正、張毅——拍了一部四段式的電影「光陰的故事」。
這部「實驗性」、「冒險性」很重的電影,本來被許多人譏誚為「沒有辦法的辦法」,不想卻大爆冷門,在短短一個禮拜的上映檔期內,吸引了大批觀眾。
「光陰的故事」劇情很「淡」、節奏緩慢、沒有誇張虛矯的戲劇效果,不重明星和噱頭——這些和以往「賣座秘訣」背道而馳的特色,的確令人耳目一新。國內影評人在「久旱逢甘霖」的心情下,都給予這部具有歷史創新意義的電影,非常厚愛的超高評價。
就這樣無心插柳,「光陰的故事」為台灣「新電影」奠下基石。
接著,由明驥擔任總經理的中影公司,在製作企劃部編劇小野和吳念真等人的大力推動下,又連續開拍了幾部同樣不純粹以商業利益為目標的電影,其中陳坤厚導演的「小畢的故事」,侯孝賢、曾壯祥、萬仁聯合執導的「兒子的大玩偶」等片,更為「新電影」帶起另一波高潮。
當年推動「新電影」最力的小野說:「我們累了,新一代的『新銳』該出現了。」。(鐘永和)
國片的一股清流
在題材上,這幾部電影開始明顯地反映出「自覺」意味。故事多以台灣四十年來的「成長經驗」為關懷焦點,以中下階層為描寫對象;且藉著人文精神的觀照和寫實手法,在迂緩平淡中點出發人深省的主題。
這些特色,使人驚喜地發現,國片不再只是風花雪月、怪力亂神,或是與現實風馬牛不相及。在提供通俗娛樂和斤斤計較商業利潤之外,國片也可以中肯地反映現實人生,可以嚴肅地詮釋社會變遷。所以「新電影」雖然產量不多(一年不過十部左右),始終沒有成為國內電影的「主流」,卻廣受矚目和肯定,甚至吸引了許多從不看國片的大學生和知識份子。
緊接著,「新電影」在外國也陸續傳來「捷報」:楊德昌的「青梅竹馬」獲得瑞士盧卡諾國際影展頒發的「國際影評協會獎」;侯孝賢的「冬冬的假期」獲得法國藍特三洲影展的「最佳劇情片獎」、「童年往事」獲得柏林影展的「國際影評聯盟評審獎」,同時入選法國坎城影展……,直到最近楊德昌的「恐怖份子」亦得到瑞士盧卡諾影展的「銀豹獎」和「國際影評人獎」。
從胡金銓的「俠女」獲得坎城影展大獎至今,沈寂多年,幾乎為國際電影界淡忘的我國電影,一時間竟出現多方邀約、分身乏術的奇景。
金石堂廣場前的電影海報展,西片海報仍是重頭戲。(鐘永和)
國際影展立功
優秀的「新電影」活躍在世界各地的影展中,不僅證明作品成功,對國家形象也有直接貢獻。
另外,「新電影」往往平實地以人文關懷描寫台灣斯土斯民的辛酸和快樂、卑屈和尊嚴,使得外國人在李小龍式的武打人物之外,對「中國人」能有較深刻的認識。
影評人焦雄屏指出,參加國際影展的「新電影」中,也不乏「以人性觀照為出發點,正視社會過去的弊病和傷害」的作品。像「兒子的大玩偶」描繪台灣剛光復時,日本無所不在的影響力,以及當時中下階級的貧窮無知,一味崇洋。這種不經粉飾,不帶虛矯宣傳意味的電影,更會讓人肯定中華民國政府「開明、進步、勇於檢討」,對於建立國家良好形象是最直接有力的媒介。
今年國片的兩大支柱——溫馨的電影小品及軍教笑鬧片,都是以青少年為主要訴求對象。(鐘永和)
「國際」崢嶸,「本土」失利
編劇朱天文也曾為文指出,現在各國都拚命加強「文化輸出」,連共黨國家也不例外。而電影這種傳播力強的綜合藝術媒體,尤其是第一線尖兵。在許多影展中,我國電影都和中共電影不期而遇,這是一場不可避免的文化戰,我們只有更努力地製作高水準、有包容力的電影,才能獲勝。
可惜的是,在國際「文化戰場」上衝鋒陷陣、過關斬將的「新電影」,除了可以領取新聞局頒發的新台幣十萬元獎勵金,在國內卻往往「叫好不叫座」,而在「商業戰場」上節節失利。
當「青梅竹馬」創下四天下片的紀錄後,許多片商與投資者開始對「新電影」卻步。原先被譽為「國片清流」的各種特色,現在也都成了「票房毒藥」。目前電影界不景氣,在「只准賺不准賠」的情況下,「新電影」自然難逃被束之高閣的命運。
柯一正拍製廣告片,也是一絲不苟。(鐘永和)
「清流」變「毒藥」?
「新電影」真是「票房毒藥」嗎?
柯一正的「我們都是這樣長大的」曾經創下三千萬元的高票房紀錄;張毅的「玉卿嫂」也很「叫好又叫座」。「新電影」的從事者自然不同意這個說法。
「拍電影本來就有賺有賠,如果就發行比例來說,所謂的『新電影』未必輸給一般純商業電影」,導演張毅指出。
執導的「海灘的一天」、「恐怖份子」很賣座,但「青梅竹馬」卻慘兮兮的楊德昌也說:「誰敢擔保什麼樣的電影會賣錢?!」他表示,有些商業電影挖空心思搞噱頭、炒明星、弄大場面,還不是賠得「鼻青臉腫」,「新電影」吃虧在樹大招風,幾部很受矚目的好作品,偏偏票房垮掉了,難免使人產生錯覺,以為愈是「新電影」就愈會賠錢。「這並不公平」,楊德昌說。
「把所有的『新電影』都歸成一類也未免失之偏頗」,小野進一步指出,「新電影」中雖然有嚴格忠於創作良心、不願牽就觀眾口味的藝術電影,但大部分還是儘量兼顧商業的。他認為,「新電影」只問拍得「好」或「不好」,不會先設定商業、藝術二分法來劃地自限。至於票房不好,原因很多、很複雜,「片商在責怪『新電影』之前,也該想想自己的企劃、宣傳工作有沒有做好」,小野說。
張毅在錄音間為「大海計畫」配音。
「新」電影「舊」了……
「新電影」本身自然也有值得反省之處。
英國「經濟學人」週刊曾在今年七月四日出版的一期中指出,「台灣新電影」的編導人才不夠多,在題材上也出現揮灑不開的黏滯感。
譬如描寫成長經驗的片子,順手捻來,就有侯孝賢的「風櫃來的人」、「冬冬的假期」、「童年往事」、「戀戀風塵」;萬仁的「油麻菜籽」、「超級市民」;柯一正的「我們都是這樣長大的」、「我們的天空」;李祐寧的「老莫的第二個春天」、「父子關係」等等,在「新電影」作品中佔了相當大的比例。
這些相彷彿的情節、似曾相識的場景,一再出現,難免使觀眾失去新鮮感和衝擊力,「新電影」也就由新轉舊,落入另一個窠臼中了。
「時代腳步愈走愈快,從前武俠片、瓊瑤『三廳式』電影可以流行個十年,現在任何電影題材想維持流行三年,都難如登天」,曾經得過金馬獎最佳編劇的小野,無奈地表示,大家並非沒有嘗試過新題材,但觀眾口味實在難以捉摸,他自己就有這樣的經驗。
「策馬入林」原來是中影「寫實武俠大展」系列中的第一部,希望突破武俠片過於浪漫的俗套,改用較人性的觀點去透視所謂的「英雄」。所以劇中的主角馬如風不過是個既可憐又可笑的草莽人物。另外一部「阿福的禮物」,試圖藉大陸、香港、台灣三個地方,三個阿福的不同際遇,來探討中國人四十年來的種種面貌。「可惜這兩部片子票房都不佳,使得開創新題材更成了一種冒險」,小野說。
觀眾口味難捉摸
無可諱言的是,長期浸淫在好萊塢式電影及電視連續劇的品味中,大部分觀眾已經習慣把電影、電視純粹當成消遣。因此,對俊男美女、懸宕激情的劇情、刻意製造的戲劇效果、簡單完整的故事結構、能夠不費腦筋看的電影,就能滿足。這樣的觀眾取向,不只國內,美國也是一樣。而這些通俗電影的特質,卻與大部分「新電影」的理念背道而馳,於是藝術成就和票房收入不成比例就可以想見了。
「但是,觀眾也不是只有一種」,導演曾壯祥指出,「國片片商往往只注意年輕觀眾的口味,卻忘了中老年觀眾和知識分子其實是很值得爭取的。」
要爭取這批觀眾,不僅得靠有深度有內涵的好電影,且在企劃、宣傳時,就應該以他們為訴求對象,儘量吸引他們的注意力。
打一個譬喻:張愛玲的小說永遠比不上瓊瑤或三毛的小說「賣座」,但出版商不必奢望張愛玲「老少咸宜」。同樣的,或許「新電影」本來就不必預期每部片子都要達到與娛樂片同樣的「叫座」,而準確掌握住特定的電影人口,滿足他們的訴求,也就不算「失利」了。
曾經滄海難為水
如果樂觀一點,或許也可以期望觀眾看電影的習慣慢慢改變。等觀眾接觸「新電影」的次數多了,對於不同於傳統的表達方式和思考邏輯熟悉後,也會逐漸接受。「就像一個導演一旦導出一部『感覺對了』的好作品,就不會甘心再回頭去拍違背那種『感覺』的電影;而一個觀眾一旦領略到好電影的美和深刻,也會從此對傖俗的作品不屑一顧」,曾壯祥說。
為了培養電影人口,由兩位影評和焦雄屏合辦的電影講習教室「電影劇場」目前已經開鑼,各項電影欣賞及理論課程都在進行中,這是第一步。
一些文化工作者也建議「新電影」應該儘量從低成本、十六糎米做起,發行上也應該從目前的「全省院線聯映」改為西片「藝術電影院」式的單一戲院放映,以期達到「小成本、小回收、自給自足」的初期目標。
暫入冷宮,休養生息
欲使「新電影」生命力再度活絡的呼聲很高,值得試的「方子」也不少,但卻頗有「時不我予」之嘆。至少在目前,片商投資風氣顯然已經改變。
投資人和部分影評人多少已種下「新電影嚴肅、沈悶,把國片觀眾嚇跑了」,或是「新銳導演只會拿投資人的錢去滿足自己的藝術創作慾望,不管觀眾喜不喜歡,也不管投資人的利潤回收……」之類的印象。大部分片商在沒有能力獨立分析及判斷市場取向的情況下,也只有暫將「新電影」打入冷宮。
「新電影」從風光一時轉趨沈寂,新銳導演們在工作機會不多的情況下,不是「大隱隱於市」,就是向商業需求做了若干程度的「妥協」。
或許,正如導演李祐寧說的,「新電影」要想持久,除了不斷出現「新銳導演」,「新銳老闆」、「新銳製片」的配合,才是目前最重要的。
衝擊力大、影響深遠
「新電影」雖然暫趨沈寂,但它對國片的影響卻非常深遠。
首先是高水準專業人才的投入,像柯一正、萬仁、陶德辰、李祐寧、曾壯祥都是留美歸來的電影碩士。這樣的背景,扭轉了國人將從事電影視為「不務正業」的舊觀念。
此外,曾經在美國做過七年電機工程師的楊德昌,從國外引進了新類型的攝影機底片、以及照明設備,不僅增進畫面品質,而且較以往經濟省錢。同時新導演也要求演員親自配音,改善了以前影片中常有的聲音和面孔「不搭調」、情緒不連貫的缺點。這些新器材、新手法,都使得國內電影在技術層面上有所突破。
「新電影」風行時,一窩風趕搭熱潮的電影也不少,著名文學作品紛紛被改編拍成電影,像黃春明的「嫁妝一牛車」、白先勇的「金大班的最後一夜」和「孽子」等。這些「跟進」的電影雖然基本上還是商業掛帥,但用文學名著來豐富電影內涵,也算在題材上開啟了一條新路。
國內電影文化的先聲
「新電影」帶來最觀念性的衝擊,是使許多人,包括電影工作者、影評人、觀眾、及政策單位,體認到電影的文化價值。
不管做為國際「文化輸出」的利器、或是本土「文化自覺」的反映,身兼藝術、傳播媒體雙重功能的電影,都有它不容輕忽的重要性。因此,要求把電影納入正規教育、設立電影學系的呼聲日益增高。不僅是編導、演員、影評人、技術人員須要盡快培養,管理、製片,以及經營觀念的突破更是刻不容緩。
文化界人士也認為,類比於音樂、美術、舞蹈等其他類型的藝術,電影也該有「通俗」與「精緻」之別。對於前者,可以任憑它通俗化、商業化;但對於對文化有貢獻的「精緻電影」,或可由政府用提供硬體設備、參與投資企劃、提高影展獲獎獎金、保障優秀人才等方法,使它藉「文化優勢」克服「「商業劣勢」,發揮應有的功能。
最近中影出品的「恐怖份子」在瑞士盧卡諾影展得獎,林登飛總經理就表示,中影以國營影業機構的立場,今後將繼續支持這類藝術電影,為電影文化提供最直接的助力。
「從歷史的角度來看,『新電影』已經完成它的階段性任務,它的結束是遲早的。」小野為「新電影」作了這樣的結論,但他也認為「新銳導演」的努力已留下痕跡,「接下來該期待另一批更有衝勁、更『新銳』的接棒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