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邊緣到主流──新台語歌謠「嗆聲」

經濟不景氣、盜版猖獗，近年來台灣的流行音樂發行量大量萎縮，相較於過去每年動輒六、七百張的發片量，去年發行的國語歌曲專輯僅約三百張，台語歌更萎縮到只剩六十張，市場如臨隆冬，各大唱片公司的大幅裁員風暴只能以「哀鴻遍野」來形容。

然而在不景氣聲中，民生報資深記者王祖壽卻點出流行音樂隱隱流動著的生命力。他為文指出，去年台灣流行音樂的總發片量不到四百張，但報名參加今年金曲獎角逐的卻高達四百多張。這些突然冒出來的「幽靈人口」未以一般的銷售通路進入市場，僅在網路或演唱會等特殊管道流通，但呈現出來的生命力卻無以比擬。其中最受矚目的多為具有實驗精神的方言歌曲，如以HIP HOP方式演唱客家歌謠的劉劭希、社會運動出身的交工樂隊等，承襲一九八○年代新台語歌謠所帶動的方言歌曲革命活力。

開始「抓狂」

八○年代被社會學者稱為「社運黃金十年」，戒嚴時期的鄉土文字論戰轉進街頭行動抗爭，階級、性別、原住民、環保等各種議題大鳴大放，其中尤以本土意識的抬頭成果最為輝煌。十年的社運累積在一九八九年「黑名單工作室」的一張《抓狂歌》專輯總其成，也一發不可收拾地帶動起台語歌謠的新生及台灣流行音樂的實驗精神。

這張今日學者研究台灣流行音樂皆將其視為「里程碑」的專輯，文宣上寫著：「你問過自己嗎？當你熟背中外史地，你對台灣的歷史了解多少？當你對國語、西洋歌曲如數家珍時，可曾對母語歌謠多一些關注？當台灣現階段處於極度動盪中，你想過自己在這個時代所扮演的角色嗎？你知道台灣的歷史，台灣的歌在哪裡嗎？」

「抓狂歌」一推出即在社會上引起極大的震撼。當時參與黑名單工作室的知名音樂製作人林暐哲就曾表示，「抓狂歌」的成功的確參雜許多非音樂性的附加條件，如將政治議題寫進歌詞、以台語唱、以Rap唱、潛在的樂團組合等。而這些特色也都成為之後台語歌曲，甚至是台灣前衛流行音樂不可或缺的元素。

「抓狂歌」燃起一把新台語歌謠革命的火，在同一年，新聞局所主辦的金曲獎也正式新增加了台語歌曲獎項。社會教育學者曾慧佳在《從流行歌曲看台灣社會》一書中就表示，這可以視為台語歌曲在長期被壓抑之後，藉著本土思維的高漲，首度進入官方認可的文化場域中。

市場「向前走」

「抓狂歌」的批判精神使台語歌曲獲得知識階層的注意，一九九一年林強的《向前走》專輯則使台語歌一舉攻佔青少年的主流文化，拓展出前所未有的年輕市場潛力。

「向前走」歌詞中唱著：「卡早聽人在唱『台北不是我的家』，為什麼我一點都無感覺？啊，再會吧，啊，什麼攏不驚，喔，再會吧，喔，向前走！」羅大佑在八○年代初期代表台灣X世代憂傷與失落、提到「台北不是我的家」的「鹿港小鎮」一曲，九○年代一開始就讓林強代表的Y世代積極活動的性格所取代，而且林強所唱出的Y世代心聲的「向前走」，是時代開放下的新台語歌曲。

以製作國語歌曲的班底製作台語專輯，成熟、前衛的音樂元素使用，讓林強的「向前走」流行味十足。隨後林強又陸續推出《春風少年兄》與《娛樂世界》兩張專輯，其中《娛樂世界》引進歐美前衛的電子音樂元素，讓台語歌真正成為台灣樂壇領導潮流的先驅，其後執台灣前衛音樂牛耳的樂團也都以唱台語歌來表達他們的實驗理念，如伍佰、阿德、亂彈、五月天等都是。

台客風潮

林強在市場上的成功，顯示了台灣百分之七十三台語人口對台語歌曲的需求度，也活絡了整個市場，更使得新台語歌謠呈現多元的發展。

其中較受矚目的，如陳明章融合布袋戲、歌仔戲等民俗戲曲元素，發表《下午的一齣戲》、《阮嘸是一個無感情的人》等專輯。他並為另一個脈絡的傳統「演歌派」台語歌手製作專輯，在台語演歌數十年不變的悲苦風格中，注入清新的活力。如黃乙玲在九○年代初期發行的《出去走走》專輯、這兩年被稱為台語歌新希望的黃妃的幾張專輯，陳明章都展現了與傳統台語歌謠市場融合的企圖。

朱約信、阿德、老哥、蕭福德、金門王與李炳輝等，也在台語百家爭鳴的九○年代各以嘲諷、關懷、批判、輕鬆等不同風格為台語歌曲尋找出各種形式的可能性。過去以唱國語歌曲為主的羅大佑、齊秦等歌手也在此時投入台語歌曲的演唱與製作。齊秦將「懷念的播音員」、「淡水河邊」等台語老歌以爵士及搖滾樂風重新詮釋，在市場上更引起一場不小的炫風。

但真正繼林強之後在主流市場上取得一席之地的，則是將台語歌曲成功「搖滾化」的伍佰。

伍佰唱國語歌曲有濃濃的台語腔，在過去是市場上「扣分」的致命傷，然而台語歌曲流行、本土意識抬頭後，伍佰的「台客」風情卻成為最時髦的玩意兒。伍佰也因此游走國、台語樂壇，風靡各個年齡層的樂迷。

「伍佰的成功確實歸功於他在舞台上所展現的那股『台客』狂浪不羈的江湖土味兒，但平心而論，他的搖滾方式卻也引導台灣樂壇找到屬於本土的搖滾特殊風格，」曾在電台主持音樂節目多年的暢銷作家陳世良表示，伍佰現場演唱十足煽情，「俗又有力」的編曲方式，將台語歌曲中特有的江湖味以西洋音樂元素表現出來，強調臨場感與狂放搖滾的《樹枝孤鳥》專輯是代表作品。

過去講話「台灣國語」的男生難以受到女孩子青睞，但伍佰成為搖滾偶像後，「台客風情」成為「加分」，讓流行音樂帶動起社會擇偶價值的轉變。

賣破百萬

在KTV狂吼伍佰的歌最爽，台語歌曲的另一個脈絡──傳統「演歌派」，也受KTV興起與台語歌曲實驗精神影響，有了重大的轉變。

一九八○年代台灣經濟起飛，逐漸富裕的社會藍領人口消費力大增，傳統翻唱日本演歌為主的台語歌壇也再度活絡起來。如洪榮宏的「一支小雨傘」、沈文程的「心事誰人知」、江蕙的「惜別的海岸」、陳小雲的「舞女」等專輯，透過夜市、餐廳秀的方式傳唱。

然而「那卡西」風格的編曲不變，歌詞又充滿江湖味，傳唱的族群頗為侷限。直至九○年代江蕙與發行國語專輯為主的點將唱片公司簽約，以國語專輯精緻成熟的流行與包裝製作台語歌曲，並保留傳統電子琴式的編曲方式，不但提昇台語演歌的製作水準，也一舉攻下白領階級市場。一九九二年《酒後的心聲》專輯賣破百萬張，使台語歌曲專輯不讓國語歌曲單方面主導市場，也使九○年代的台灣流行音樂真正進入雙語並重的生態。

「酒後的心聲」一曲雖然未脫過去台語歌曲中女性控訴、悲情的愛情故事，但直接了當的表達方式，使它在KTV中點播率第一名高居不下，連過去視台語歌為「洪水猛獸」的都會粉領女性也喜歡在KTV中以生猛的活力演唱「酒後的心聲」。任職美商公司、眷村長大的劉小姐就說，「酒後的心聲」讓她對台語歌曲完全改觀。

「我對政治冷感，社會運動式的台語歌引不起我的興趣，『酒後的心聲』接近一般國語流行抒情曲，但江蕙又給了KTV歌藝最完美的示範，總是唱不膩，而且每次唱都覺得更接近江蕙的水準一些，」劉小姐說，後來江蕙的「愛我三分鐘」、張秀卿的「車站」、李翊君的「苦海女神龍」、陳雷的「風真透」、蔡秋鳳的「金包銀」等歌曲都讓她非常喜歡。

台語歌曲票房看漲，有線電視台也開始製播台語歌曲的分齡比賽。其中的青少年優勝者如孫協志、南台灣小姑娘等人，在唱片公司包裝下，帶動起一股台語歌年輕偶像風潮。

選舉的花蕊

台語歌曲親近社會底層，又批判性十足，所以在主流音樂市場外，也搭上台灣近二十年來的民主改革運動列車，以另外的一個形式在台灣社會傳唱開來。從第一屆直轄市長民選時陳水扁發行台語競選歌曲開始，到兩千年的總統大選，候選人以台語歌代言成為選舉必備的風景。一九九三年的台北市長選舉，陳水扁邀請台語詩人路寒袖與音樂人詹宏達製作競選歌曲，其中包括「春天的花蕊」與「快樂新故鄉」兩首歌。

後者似縴夫的拉縴歌，比較屬於傳統的黨外競選歌曲。「春天的花蕊」則走出一番新氣象，演唱者請來歌仔戲演員潘麗麗。當時潘麗麗的愛情故事傳誦台灣流行樂界，她不戀棧都市繁華，與年少貧賤時的青梅竹馬結婚，努力賺錢，想辦法在南投山上買果園，認為人生最大的幸福是夫妻田園終老。潘麗麗的單純深情對照陳水扁夫婦的患難情深，為激烈的選戰注入溫馨暖流，堪稱競選歌曲的經典，「春天的花蕊」也傳唱至今。

陳水扁的台語選舉歌曲戰略奏效之後，大小選舉的候選人都會製作台語選舉歌曲。而兩千年總統大選時，外省籍的宋楚瑜更為了展現他族群融合的決心，請到台語歌手王建傑演唱競選歌曲，並全程參與他的選舉場。

民謠的生命力

不同於台北，高雄地區同一年的市長選舉則流行著不同的選舉歌。當時競選市議員的已故學運世代候選人林滴娟，看上為弱勢團體寫歌已小有名氣的台灣歌謠作家鄭智仁的台語歌，取得同意後，於民主電台「南台灣之聲」中大力放送「福爾摩沙頌（抱著咱的夢）」、「故鄉的田園」等民謠歌曲。「福爾摩沙頌（抱著咱的夢）」、「月娘光光」等成為現代台語歌謠經典之作，甚至被收入國中、小、高中音樂課本中教授。

鄭智仁的台灣歌謠未經過商業發行即已傳唱不已，證明了台語歌謠根植於土地的強韌生命力。現時唱片工業備受考驗，唱片發行量銳減，但許多對台語歌謠懷著熱情的創作人卻也以獨立唱片公司發行的方式，發表自己的作品。如近年在金曲獎上受到矚目的角頭音樂，就陸續發行了恆春兮、張四十三等歌手的專輯，儼然成為台灣方言音樂的重要發表管道。

另外一些小成本的唱片公司，以夜市為銷售主力，仍不斷灌製台語演歌專輯；有興趣的個人，如任職教育部的黃恢弘自資灌錄、發行創作，以捐給藝文及慈善團體等方式宣傳自己的作品。台語歌曲在不景氣之下的旺盛生命力，頗值得期待。

歌曲反映時代，台語歌曲早已脫離抒發悲苦、批評社會的沉重使命，今天的台灣歌壇，代表年輕人心聲的周杰倫、五月天、亂彈等歌手，所演唱的是國台語交雜的年輕人語彙。台語在哪裡？在我們的一言一語中。台灣歌謠何處去？它早已自然存在我們的生活中，唱出我們一點一滴的喜樂與哀愁。

音樂的世界裡，再也沒有語言的隔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