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版「永不妥協」──RCA職災事件

自去年初RCA訴訟案重起，不論是與律師團討論開庭前的訴狀書細節、向勞委會調閱早年資料、向行政院陳情、聯繫證人預備出庭、召開記者會等，黃春窈就得拖著病體、簡美令就得放下工作，從桃園趕來台北。

有時會一開就是3、4小時，回到桃園家裡已是午夜，往往累到癱在床上。

「體力越來越差，去年老同事招呼去卡拉OK，還能唱歌，今年感覺特別累。雖然每半年都回醫院檢查，病情也算穩定，但沒想到鼻咽癌的後遺症這麼多，」54歲的阿窈說，以前頭髮又密又濃，現在至少掉了三分之一，也只能喝流質食物，說不到幾句話就覺得喉嚨很乾，水一定得隨身帶著。

因鼻咽癌破壞聲帶、說話有些模糊的阿窈，有時因對方聽不清她在說什麼，往往不自主提高聲音，好在好姐妹簡美令都會適時幫她補充說明。

黃春窈、簡美令是RCA員工關懷協會成員，去年RCA訴訟案重起，擔任協會理事與會長的兩人就忙得不可開交。1997年發病後，阿窈就辭去工作；1992年RCA關廠後，簡美令被公司資遣，10年前和先生在中壢開了一家貿易公司，兩人同事十多年，這幾年更是相知相惜。

桃園RCA廠址幾經轉賣，控股關係複雜，誰該負責呢？

17年的工作傷害

黃春窈的爸爸活到100歲，家中8位兄弟姐妹，沒人有癌症病史，自己不抽菸、不喝酒，怎麼也想不通為什麼會罹患癌症？

記得1997年因咳嗽、感冒一直未痊癒，阿窈到醫院做內視鏡檢查、檢體切片，才知已是鼻咽癌後期，癌細胞也已轉移，淋巴結纖維化造成她的脖子僵硬、無法轉動，開始進行化療與放射線治療時，好幾次都覺得自己撐不下去了。

療程讓阿窈喉嚨嚴重潰爛，無法吞嚥，出院後的一個月，阿窈每天都抱著嗎啡機止痛；最痛苦的是喝水，由於喉嚨疼痛難止，喝水前，要先用麻藥把喉嚨麻痺，才能吞下水。

發病後，她看到媒體報導，才知RCA桃園廠土地被嚴重污染，好多老同事都因癌症過世，原來自己也是受害者。

高職畢業的阿窈，1974年就進入生產電視機IC板的RCA桃園廠工作，IC板的生產流程，包括焊錫、插件、檢查零件、用溶劑清洗主機板等工作。

擔任品管員的她，得目視檢查高達攝氏350度的焊錫有沒有黏好，雙手沾滿松香味的清潔劑，工作時吸入不少高溫冒出、充滿三氯乙烯和四氯乙烯分子的煙霾，17年來就在沒戴手套、抽風設計不良、溶劑有嗆鼻異味、高溫的工作環境下，生產出口到美國的電子產品。

5,000坪大、24小時輪班運轉的RCA桃園廠，全盛時期一天生產6,000台電視機所需的電子零件，作業員的吃飯時間只有半小時，有時連手都沒洗就趕著去排隊吃飯。

讓人驚駭莫名的是，後來大家才知道，工作時沾得滿手都是的清潔劑，竟是有致癌疑慮的三氯乙烯，而大量使用的清潔廢水就往廠房旁的沙地或井裡傾倒；沒接自來水的工廠裡，員工飲水、洗澡、洗衣都接自遭化學溶劑污染的地下水。而和黃春窈一樣長期暴露在致癌環境的生產線勞工人數，高達一萬八千多名！

「不甘心外商到台灣污染我們，讓老同事死的死、傷的傷，我吞不下這口氣，只是不知道自己有沒有體力抗爭到底？」黃春窈堅定的語氣中有更多的感慨。

1969年由美國來台設廠的RCA公司，生產電視機零件，全盛時期員工人數多達1萬8千多人，線上作業員多是女性。

先救土地？

1994年RCA污染事件被揭露後，這起集結了環境汙染、勞工傷害、社區居民健康、政府疏失、跨國司法訴訟等多面向的重大議題，受到社運團體和輿論的高度關切。

前幾年的焦點，都在釐清RCA傾倒的有毒溶劑對環境可能造成多大污染，以及工作環境如何危害員工健康的「職業病」因果關係。

然而，當時台灣環保法令罰則甚輕，RCA兩度易主後的新老闆美商奇異與法商湯姆遜公司原本表示，既然台灣沒有法令可規範其行為，他們不願採取任何補救措施；環保署只好訴諸「道德勸說」，聲言若不妥善處理，將召開國際記者會，控訴其不法行為，對奇異與湯姆遜公司的產品形象與市場將產生負面衝擊。

1996年兩家公司開始進行污染整治工作，一年半後發現，即使花了台幣2億元，但地下水污染的情形完全沒有改善，廠房鄰近地區的地下水中，三氯乙烯的濃度仍超過環保署飲用水標準的1,000倍。也就是說，短時間內要將地力恢復到未污染前的狀況，幾乎是不可能的，估計藉由自然修復，要到2025年地下水水質才能回復到一般標準。

1998年5月，RCA自救會成立。雖然曾在RCA工作過的員工多達數萬人，但大多來自外縣市以及桃園附近的眷村婦女，關廠多年後員工四散、眷村改建，自救會幹部花費不少心力才聯繫到八百多名員工，加入自救會。

1998年10月，監察院提出糾正案，指出1975年至1991年間，勞委會曾對RCA進行8次勞動檢查，發現RCA違反「有機溶劑中毒預防規則」、「勞工健康管理規則」和「勞工安全衛生規則」，但勞委會僅以公文要求廠方改善，既無罰則也沒有追蹤列管，未善盡保護勞工之責；此外，勞委會、衛生署、環保署基於分工，各自為政，未積極就化學物質影響、罹癌員工醫療救助與法律補償協助，建立處理與補償機制，確有不當。

流行病學的大工程

RCA承認污染土地並展開整治的動作，讓自救會懷抱期望，以為勞委會職業病研究報告出爐後，員工也可以得到醫療救助和賠償。

一年半後，第一期研究以新光紡織、遠東紡織、菲利浦電子等公司的勞工為對照組，發現RCA女性員工罹患乳癌、子宮頸癌的人數的確偏高（受訪的703女性中，有48名罹癌）；為了了解污染與乳癌的相關性，又做了第二期研究。

第二期研究結果卻認為，RCA女性勞工罹患乳癌，可能與個人生殖史有關，與工作暴露並無顯著相關，這個結果令員工大失所望，感嘆「人」不如「土」！

勞委會的研究難以判定員工罹癌是否為職業病，但環保署的研究卻是不同結論。

台大公衛學院王榮德教授發現，儘管RCA廠址經過整治，地下水仍含有致癌性的氯化烷烯，當地居民的致癌風險率達千分之三（一般可接受值為萬分之一到百萬分之一），非致癌風險率（導致其他病變的風險）也高達16.9（一般可接受值應小於一），RCA污染已經對員工和居民的生命健康造成極大威脅。

疾病與污染源的因果關係舉證，是流行病學上的大工程。

以1950年代日本九州爆發的水汞症為例，30年來，由於業者偷偷將含有水銀的工業廢水排入海域，讓熊本縣漁民捕獲並食用吃水銀污染物長大的魚類，造成水銀沉積在大腦中、中樞神經系統病變，在20年後才逐漸發病，患者陷入昏迷、手指扭曲、無法控制的狂吼，終致死亡。經過日本政府的追蹤調查，花了12年才證實是工業污染。

80人訴訟大軍

受限於舉證的困難度，公權力無法為RCA勞工討回公道，此時社會的關切也逐漸冷淡下來。

2000年底，RCA向經濟部提出減資計劃，新聞傳出後，自救會與社運團體警覺，一旦RCA撤出在台資金，求償將更困難，必須速謀出路。

一路陪同RCA員工抗爭的工作傷害受害人協會，轉而向台北律師公會、台權會、司改會求助，希望找到有公害訴訟經驗以及了解美國法律的律師，協助員工打官司。

2001年5月，各方人馬聚集，80人的龐大義務律師團成立，一面進行蒐證，了解員工當年的工作情形，以證實員工確實暴露於有毒環境中，以及確認個別員工的罹病狀況和嚴重程度，一面蒐集RCA在台資產資料，計算求償金額。

當務之急就是扣住RCA在台資金，否則一旦資金逃逸海外，就算日後打贏官司也很難獲得賠償。

然而，執行「假扣押」必須先繳交擔保金給法院，通常法院會要求以債權人債權金額的三分之一做為擔保。也就是說，若以RCA在台資產24億元來計算，在提出訴訟之前，就得先籌出8億元保證金，對這群弱勢的員工來說，簡直是天文數字。

因此，律師團又花了一年時間，腦力激盪、遍翻法條，尋求假扣押執行的解套方法。

律師團召集人林永頌與司改會執行長王時思幾度拜訪勞委會，希望勞委會依照「勞工訴訟補助要點：如勞工無資力支付訴訟費用，且有勝訴之望者，得協助其取得訴訟救助保證書」，出具書面證明以代替保證金。

經歷重重困難，2002年7月，律師團向台北法院聲請假扣押RCA在台資金，並查詢資金流向，經濟部投審會卻以「機密」為由拒絕提供；律師團轉向國稅局調閱資料，竟發現RCA於2000年度的利息所得只剩33萬元，換算成本金只有一千多萬元，懷疑RCA早已遭掏空。

既然錢已流出、可能得不到賠償，自救會決定解除對律師團的訴訟委任，轉而與國際社運團體串聯，進行輿論聲討與國際訴訟，但到美國繞了一圈後，美國律師研判這起官司至少要耗時5至10年才會有結果，承接意願不大；身心俱疲的自救會幹部也重新改選，一切又回到原點。

冷灶再燒

停擺了兩年，去年初案子又輾轉回到法扶會台北分會會長林永頌手裡，「被害人多、案情複雜、挑戰難度高，責任又重，非常猶豫要不要接下來。」他也擔心以前的義務律師團成員願不願意再回來幫忙？

「有些員工已是癌症末期，拖著逐漸惡化的身體，卻撐著一口氣，堅持要看到結果。」幾經思索，林永頌還是接下了這個艱鉅的任務，由法扶會重起訴訟爐灶。

「這個案子不問勝算，只問有沒有公理？我們絕對要贏。不論是由官方開具保證書，或者日後流行病學的因果舉證關係，RCA案都會在國內創下先例，」林永頌信誓旦旦表示。

他舉例，之前勞委會的職業病研究漏洞很多，尤其不能拿坐辦公桌的管理人員與生產線上的作業員一起比較，兩者接觸的致癌物質、暴露於有毒環境的程度差別很大，才導致罹癌相關性偏低；其次，如果職災案件的舉證責任都在屈居弱勢的原告，那官司就不用打了。

有鑒於勞方工作流程、製程、原料成分等資料都掌握在資方手上，美、日職災案件都已將民事訴訟中由原告舉證的觀念，彈性改變，責成被告廠商必須主動提出研究與數據來證明自己的清白。

司法也許不一定是正義的最後一道防線，但如果少了這道通向正義的階梯，真相更可能蒙塵，沉冤也無處投訴。抗爭十多年RCA勞工，不想創造歷史，卻注定得在台灣的公害及職災司法訴訟史上，留下難以抹滅的足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