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都市中,我們已經習慣高樓大廈的幾何造型,而置身於被這些「現代」建築包圍的博愛特區,驀然感覺時光似乎倒退四百年,甚至回到更久遠的希臘、羅馬時代。但可不要把它們完全當成老古董來看,因為在二十世紀初期,這些以公共用途為主的建築,是日本人眼中「先進」、「現代化」的象徵。
話說十九世紀末的日本,經「明治維新」的全盤西化,造就出一批學習西方建築語彙的技師(大約等同於現在的建築師),他們學成以後,由於日本本土的民情尚屬保守,因此一直苦於沒有一展身手的機會,直到明治天皇在一八九五年獲得第一個海外殖民地——台灣,技師終於找到實驗室。
他們受雇於總督府營繕課,飄洋過海到台灣,為榮耀政權和應付日益龐大的行政體系,開始各項工程建設。
中原大學建築系系主任郭肇立認為,這些介於一九○○年到一九二○年間的建築,其風格基本上是源自於模仿法國拿破崙三世以降的「第二帝國風格」。原本十八世紀中期在歐洲出現的新古典主義,由於強調人類的「理性」,因此在建築上,建築師轉而去研究最接近幾何形式的古典建築,配合著殖民主義促成的各種文化交流及考古學的興起,形成集合許多古典風格於一身的新建築。
然而,殖民者的懷鄉心態,使得他們在殖民地築起的建築,逐漸變成浪漫的、講求形式象徵和細節裝飾的外在表現,也就是所謂的「帝國風格」,在十九世紀中葉以後,進入歐洲的學院並開始流行。
日本趕上最後一班殖民列車,在英國即將自殖民地印度撤退的時候,逐步遂行「大東亞共榮圈」的夢想。帝國主義建築華麗宏偉的形式,正好被日本技師模仿以表現統治者的豐功偉業,及用來安定殖民地民心、確立其威權的象徵。
日本人將這種建築叫「樣式建築」。因為技師可以隨意應用不同風格的建築語法,所以隨著他們個人的偏好,「樣式建築」也呈現出如萬花筒般絢麗多變的表情。
中原大學建築系副教授黃俊銘認為,當時有三位來自東京帝大建築科的技師,可以作為此一時斯的代表。
首先來台的是野村一郎。他本身較偏愛希臘、羅馬式的古典風格,第一件作品是總督官邸(即今日的台北賓館),也是全台樣式建築的鼻祖。可惜一九○一年興建之初,屋頂採用木造,後來因屢遭白蟻侵蝕而於一九一二年大修,由另一位技師森山松之助設計改建,因此已無法窺得原貌。
野村的代表作是一九一五年落成的「兒玉.後藤紀念博物館」(現為台灣省立博物館),與荒木榮一合作設計。這棟建築採用陶立克柱式的古典主義,白色牆面,正面入口安排高大的柱列及三角形山牆、大廳上覆圓頂、對稱的兩翼作為展覽室,內部建材則使用購自歐洲的大理石,是樣式建築中古典系統的代表作。此外,最初的台北火車站、台灣銀行(二者皆一九三八年改建),當初也是出於野村之手。
近藤十郎則是受到英國維多利亞時期風格的影響,作品融合古典和歌德式風格。他所設計的建築多是大塊紅磚牆飾以白色線條,在博愛特區內的作品彩票局(後改為總督府圖書館,址在今日國防部),已經被炸毀,如果想要欣賞他的作品,現今西門町的紅樓戲院和南海路的第一中學校(今建國中學),不失為一個很好的選擇。
森山松之助被公認是對台灣樣式建築最有貢獻的技師,他引進了更豐富的形式,如法國曼沙式的誇張大屋頂,並對於柱式、翼塔、屋頂的組合及建材的處理,顯得更為成熟,目前他的作品在台北僅存的,是現在的台北賓館。
黃俊銘在提到森山時,透露出一個故事。在台灣總督府於一九○六年公開徵求設計圖時,森山的作品初選通過,而在復選時落選。於是他設法進入營繕課當現在所謂的「工地主任」,藉以獲得修改設計的機會;不過據傳他還曾拿設計圖回東京請人修改,因此究竟有多少人參與總督府的設計,至今還是個謎。
一九二○年以後,台北建築又進入另一個階段。一九二三年的東京大地震,震毀大家對磚造建築的信心,鋼筋混凝土以及牆與柱分離的技術,替代原先以磚牆承接建築重量的方式,但也同時喪失磚塊堆疊形式的秩序。在美學觀念尚未跟上技術之時,面磚於是被大量採用,也宣告了「折衷主義」建築的誕生。起初面磚的顏色很深,後來逐漸變淺,轉為國際流行的白色外壁,一九三四年完工的高等法院,二、三樓外表的淺綠色面磚,可以視為一個轉折點。此外,它最特殊的部分在中央塔頂,使用反曲形(狀如頭盔)的設計,是日本軍國主義的象徵,稱為「帝冠式」或「興亞式」(復興東亞)風格。
折衷主義最成熟的作品,要推一九三六年井手薰設計的公會堂(今中山堂)。從側面來看,整棟建築似乎是由好幾個方塊卡在一塊;平板的正面則運用開窗及不同深淺的面磚交錯,以化解單調感。
總統府後面、位於街角的台北電話局(今電信局),其將轉角抹圓、連接立面的窗簷形成一道道水平線、以幾何形窗戶取代拱窗,以及明朗的色調、裝飾性的消失,都在在顯示這是與一九二○年以來,歐洲現代化建築的連結。它落成於一九三八年,正是台北建築邁向現代化的重要作品之一。
不過,日本技師雖可以自組風格作為實驗,但實際上仍必須考慮到建築物的機能,黃俊銘列舉出幾個在博愛特區會碰到的例子。比如法院,由於是民主法治的象徵,因此多採用民主政治發源地希臘式等古典的風格;銀行為了強調它的穩重和可信賴度,多半築有大型柱列,並營造出狹而高的空間;而校園則由於歐洲的知識傳統起源自基督教,因此與教會有深切淵源的哥德式建築、仿羅馬建築,也就成為校園景觀的常客了。
值得一提的是,在日據五十年間,日本人幾乎沒有意思去融合台灣本土的建築式樣,如果從統治者欲樹立外來文化的優越性來解釋,自然可以理解。
但是,比起光復以後我們興建的建築,德簡書院主持人王鎮華認為「還是日本人比較高明」。他列舉高等法院中迴廊的設計及淺綠、土黃色面磚的使用,都是反映台灣當地特殊的氣候與風土,徜徉其間,會引起我們的諸多懷念;「相形之下,最高法院就只是個大而無當的盒子罷了」,王鎮華表示。
另外一個順應台灣多雨氣候的就是騎樓(亭仔腳)的設計,日本殖民政府並在法律中明確規定,每棟街屋(靠街的屋子)都必須加蓋騎樓。
拋開威權象徵的意識形態,博愛特區的建築,反映的是日本人在移植西方經驗的過程。他們雖然也誤把西化和現代化畫上等號,大量移植西方建築語法而不論其原有的文化意涵,但比較起區內台灣光復以後興建的建築,誠如王鎮華所言,「我們要學習的還很多!」
〔圖片說明〕
P.26
台北城在日據時期已大致奠定現在的雛型。(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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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銀行在日據時代是扮演國家銀行的角色,原為野村一郎設計,一九三八年建成現貌。(上圖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提供,中圖台北市文獻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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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城門建於清朝,原為閩南式建築,其中西門毀於日軍之手;東門及南門在台灣光復後,被改成北方宮殿式造型。北門則保持原狀,目前列為一級古蹟。(上圖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提供,中圖張維金提供)
P.30
衡陽路在清朝稱為「石坊街」,日據時代叫作「榮町」,都是當時台北城最繁華的商業區。(上圖台北市文獻會提供)
P.31
高等法院在日據時代是掌控全台治安的樞紐,同時代表台北建築由「折衷主義」過渡到「現代主義」的分水嶺。(上圖台北市文獻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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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城在日據時期已大致奠定現在的雛型。(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提供)(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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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銀行在日據時代是扮演國家銀行的角色,原為野村一郎設計,一九三八年建成現貌。(上圖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提供,中圖台北市文獻會提供)(上圖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提供,中圖台北市文獻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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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城門建於清朝,原為閩南式建築,其中西門毀於日軍之手;東門及南門在台灣光復後,被改成北方宮殿式造型。北門則保持原狀,目前列為一級古蹟。(上圖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提供,中圖張維金提供)(上圖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提供,中圖張維金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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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陽路在清朝稱為「石坊街」,日據時代叫作「榮町」,都是當時台北城最繁華的商業區。(上圖台北市文獻會提供)(上圖台北市文獻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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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法院在日據時代是掌控全台治安的樞紐,同時代表台北建築由「折衷主義」過渡到「現代主義」的分水嶺。(上圖台北市文獻會提供)(上圖台北市文獻會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