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區的「日本版」西式建築

生活在都市中，我們已經習慣高樓大廈的幾何造型，而置身於被這些「現代」建築包圍的博愛特區，驀然感覺時光似乎倒退四百年，甚至回到更久遠的希臘、羅馬時代。但可不要把它們完全當成老古董來看，因為在二十世紀初期，這些以公共用途為主的建築，是日本人眼中「先進」、「現代化」的象徵。

話說十九世紀末的日本，經「明治維新」的全盤西化，造就出一批學習西方建築語彙的技師（大約等同於現在的建築師），他們學成以後，由於日本本土的民情尚屬保守，因此一直苦於沒有一展身手的機會，直到明治天皇在一八九五年獲得第一個海外殖民地——台灣，技師終於找到實驗室。

他們受雇於總督府營繕課，飄洋過海到台灣，為榮耀政權和應付日益龐大的行政體系，開始各項工程建設。

中原大學建築系系主任郭肇立認為，這些介於一九○○年到一九二○年間的建築，其風格基本上是源自於模仿法國拿破崙三世以降的「第二帝國風格」。原本十八世紀中期在歐洲出現的新古典主義，由於強調人類的「理性」，因此在建築上，建築師轉而去研究最接近幾何形式的古典建築，配合著殖民主義促成的各種文化交流及考古學的興起，形成集合許多古典風格於一身的新建築。

然而，殖民者的懷鄉心態，使得他們在殖民地築起的建築，逐漸變成浪漫的、講求形式象徵和細節裝飾的外在表現，也就是所謂的「帝國風格」，在十九世紀中葉以後，進入歐洲的學院並開始流行。

日本趕上最後一班殖民列車，在英國即將自殖民地印度撤退的時候，逐步遂行「大東亞共榮圈」的夢想。帝國主義建築華麗宏偉的形式，正好被日本技師模仿以表現統治者的豐功偉業，及用來安定殖民地民心、確立其威權的象徵。

日本人將這種建築叫「樣式建築」。因為技師可以隨意應用不同風格的建築語法，所以隨著他們個人的偏好，「樣式建築」也呈現出如萬花筒般絢麗多變的表情。

中原大學建築系副教授黃俊銘認為，當時有三位來自東京帝大建築科的技師，可以作為此一時斯的代表。

首先來台的是野村一郎。他本身較偏愛希臘、羅馬式的古典風格，第一件作品是總督官邸（即今日的台北賓館），也是全台樣式建築的鼻祖。可惜一九○一年興建之初，屋頂採用木造，後來因屢遭白蟻侵蝕而於一九一二年大修，由另一位技師森山松之助設計改建，因此已無法窺得原貌。

野村的代表作是一九一五年落成的「兒玉．後藤紀念博物館」（現為台灣省立博物館），與荒木榮一合作設計。這棟建築採用陶立克柱式的古典主義，白色牆面，正面入口安排高大的柱列及三角形山牆、大廳上覆圓頂、對稱的兩翼作為展覽室，內部建材則使用購自歐洲的大理石，是樣式建築中古典系統的代表作。此外，最初的台北火車站、台灣銀行（二者皆一九三八年改建），當初也是出於野村之手。

近藤十郎則是受到英國維多利亞時期風格的影響，作品融合古典和歌德式風格。他所設計的建築多是大塊紅磚牆飾以白色線條，在博愛特區內的作品彩票局（後改為總督府圖書館，址在今日國防部），已經被炸毀，如果想要欣賞他的作品，現今西門町的紅樓戲院和南海路的第一中學校（今建國中學），不失為一個很好的選擇。

森山松之助被公認是對台灣樣式建築最有貢獻的技師，他引進了更豐富的形式，如法國曼沙式的誇張大屋頂，並對於柱式、翼塔、屋頂的組合及建材的處理，顯得更為成熟，目前他的作品在台北僅存的，是現在的台北賓館。

黃俊銘在提到森山時，透露出一個故事。在台灣總督府於一九○六年公開徵求設計圖時，森山的作品初選通過，而在復選時落選。於是他設法進入營繕課當現在所謂的「工地主任」，藉以獲得修改設計的機會；不過據傳他還曾拿設計圖回東京請人修改，因此究竟有多少人參與總督府的設計，至今還是個謎。

一九二○年以後，台北建築又進入另一個階段。一九二三年的東京大地震，震毀大家對磚造建築的信心，鋼筋混凝土以及牆與柱分離的技術，替代原先以磚牆承接建築重量的方式，但也同時喪失磚塊堆疊形式的秩序。在美學觀念尚未跟上技術之時，面磚於是被大量採用，也宣告了「折衷主義」建築的誕生。起初面磚的顏色很深，後來逐漸變淺，轉為國際流行的白色外壁，一九三四年完工的高等法院，二、三樓外表的淺綠色面磚，可以視為一個轉折點。此外，它最特殊的部分在中央塔頂，使用反曲形（狀如頭盔）的設計，是日本軍國主義的象徵，稱為「帝冠式」或「興亞式」（復興東亞）風格。

折衷主義最成熟的作品，要推一九三六年井手薰設計的公會堂（今中山堂）。從側面來看，整棟建築似乎是由好幾個方塊卡在一塊；平板的正面則運用開窗及不同深淺的面磚交錯，以化解單調感。

總統府後面、位於街角的台北電話局（今電信局），其將轉角抹圓、連接立面的窗簷形成一道道水平線、以幾何形窗戶取代拱窗，以及明朗的色調、裝飾性的消失，都在在顯示這是與一九二○年以來，歐洲現代化建築的連結。它落成於一九三八年，正是台北建築邁向現代化的重要作品之一。

不過，日本技師雖可以自組風格作為實驗，但實際上仍必須考慮到建築物的機能，黃俊銘列舉出幾個在博愛特區會碰到的例子。比如法院，由於是民主法治的象徵，因此多採用民主政治發源地希臘式等古典的風格；銀行為了強調它的穩重和可信賴度，多半築有大型柱列，並營造出狹而高的空間；而校園則由於歐洲的知識傳統起源自基督教，因此與教會有深切淵源的哥德式建築、仿羅馬建築，也就成為校園景觀的常客了。

值得一提的是，在日據五十年間，日本人幾乎沒有意思去融合台灣本土的建築式樣，如果從統治者欲樹立外來文化的優越性來解釋，自然可以理解。

但是，比起光復以後我們興建的建築，德簡書院主持人王鎮華認為「還是日本人比較高明」。他列舉高等法院中迴廊的設計及淺綠、土黃色面磚的使用，都是反映台灣當地特殊的氣候與風土，徜徉其間，會引起我們的諸多懷念；「相形之下，最高法院就只是個大而無當的盒子罷了」，王鎮華表示。

另外一個順應台灣多雨氣候的就是騎樓（亭仔腳）的設計，日本殖民政府並在法律中明確規定，每棟街屋（靠街的屋子）都必須加蓋騎樓。

拋開威權象徵的意識形態，博愛特區的建築，反映的是日本人在移植西方經驗的過程。他們雖然也誤把西化和現代化畫上等號，大量移植西方建築語法而不論其原有的文化意涵，但比較起區內台灣光復以後興建的建築，誠如王鎮華所言，「我們要學習的還很多！」

〔圖片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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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城在日據時期已大致奠定現在的雛型。（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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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銀行在日據時代是扮演國家銀行的角色，原為野村一郎設計，一九三八年建成現貌。（上圖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提供，中圖台北市文獻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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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城門建於清朝，原為閩南式建築，其中西門毀於日軍之手；東門及南門在台灣光復後，被改成北方宮殿式造型。北門則保持原狀，目前列為一級古蹟。（上圖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提供，中圖張維金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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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陽路在清朝稱為「石坊街」，日據時代叫作「榮町」，都是當時台北城最繁華的商業區。（上圖台北市文獻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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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法院在日據時代是掌控全台治安的樞紐，同時代表台北建築由「折衷主義」過渡到「現代主義」的分水嶺。（上圖台北市文獻會提供）

台北城在日據時期已大致奠定現在的雛型。（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提供）（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提供）

台灣銀行在日據時代是扮演國家銀行的角色，原為野村一郎設計，一九三八年建成現貌。（上圖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提供，中圖台北市文獻會提供）（上圖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提供，中圖台北市文獻會提供）

台北城門建於清朝，原為閩南式建築，其中西門毀於日軍之手；東門及南門在台灣光復後，被改成北方宮殿式造型。北門則保持原狀，目前列為一級古蹟。（上圖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提供，中圖張維金提供）（上圖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提供，中圖張維金提供）

衡陽路在清朝稱為「石坊街」，日據時代叫作「榮町」，都是當時台北城最繁華的商業區。（上圖台北市文獻會提供）（上圖台北市文獻會提供）

高等法院在日據時代是掌控全台治安的樞紐，同時代表台北建築由「折衷主義」過渡到「現代主義」的分水嶺。（上圖台北市文獻會提供）（上圖台北市文獻會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