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盲心明

2009年11月，台北地方法院法庭正審理纏訟多年的環保官司──美國無線電公司（RCA）在桃園傾倒有毒廢料，造成土壤、地下水污染，導致員工罹癌的職災事件。

現場，代表RCA的律師團陣容龐大，其中還有一名「電腦快打手」，犀利的打字聲如鐵騎般劃破天際；而為台灣受害職工義務辯護的法律扶助基金會6、7名律師席上，有一名帶著手杖、身穿黑袍的律師，不疾不徐的傾聽，以盲用電腦記下重點。

在聽到罹患鼻咽癌末期、氣若游絲的員工阿窕，控訴RCA長期讓員工使用有致癌疑慮的三氯乙烯清潔劑的惡行時，雖然看不見阿窕的眼淚，這名律師的內心卻激動不已，好想起身為她辯護，「有一天，我一定要站在庭上，為你們發聲！」

這名律師，是李秉宏，先天視力接近全盲的他，突破文字的視覺障礙，選讀法律系，成為台灣第一位盲人律師。

30年前，因母親早產，李秉宏雙眼發育不全，幾近全盲，但父母並未因此讓他「與世隔絕」，反而視同一般孩子照顧他，犯錯照罰。小時候，秉宏不愛念書，成績經常吊車尾，美勞、音樂、體育卻樣樣行，沒看過恐龍圖案，摸著模型也能用陶土捏出恐龍樣貌，至今還能憑印象用手比畫「四隻腳、頭長長、身體圓圓、尾巴長的叫雷龍；前爪短短、牙齒尖尖是暴龍。」

他和視力正常的小朋友一起玩，打電玩、看卡通，甚至瞞著爸爸貼近電視看動畫，「這個過程讓我輕易知道，眼明人喜歡的東西！」愛玩，稀釋了他與社會的阻隔。

從小跟著阿嬤，疼愛他的阿嬤希望秉宏未來能當老師；國二那年他因喜歡同校一名女同學，決定用功讀書以博得對方好感，沒想到尚未進行愛的告白，卻讀出好成績，讓他初嚐「第一名」的滋味，從此功課扶搖直上。

就在他朝特教老師之路邁進時，父親卻鼓勵他讀法律系，挑戰人生更多的不可能。

「我非常抗拒，想到法律條文冗長、無趣、難懂又難背，我也想和大家『大學玩4年』，至少不要苦4年嘛。」在父親堅持下，李秉宏雖然考上中興大學法律系（現台北大學），內心卻有千百個不願意，與父親冷戰了數個月。

好在選讀法律系後，他才發現，「法律」沒有想像中的困難，只是光憑死背，就算明眼人也念不好，必須先理解法律條文的邏輯，同時舉一反三，這樣的「背誦」才有意義、有效率。相較於其他正常同學，李秉宏只能用「聽的」學法律，上課必備錄音機，再將所有內容變成「有聲書」，如果授課老師講得不夠仔細，他就得再找資料輔助，4年下來，靠著「聽力」念法律，愈念愈順手。

1.大學剛畢業時透過政府的「擴大視障就業機會」，第一份工作是在勞保局作電話催帳，休息時跟同事的狗狗拍照；2.小時候，媽媽帶著他跟3歲的弟弟在國父紀念館騎三輪車；3.國二到高三，李秉宏在啟明學校學了5年的伸縮號，當時他可是樂隊首席呢！4.雖然視障，李秉宏校園生活可不寂寞，大三那年還到南投的蛇窯去學捏陶。

大學生活對秉宏的意義，不只在習得一門法律專業，也讓他更為獨立，且融入明眼人的世界。這個過程讓他確立，自己只是少了一雙眼睛，絕對可以用個人力量在光明世界立足。

從小失去視力，李秉宏仰賴家人甚深，母親幫他料理一切，為能培養他的自理能力，父親在秉宏小學六年級，就將他送進啟明學校，「住宿第一天，我就被同學譏諷是『大少爺』，因為連掃地都不會！」

想到「侮辱」自己的不是明眼人，而是「自己人」，李秉宏很不服氣，想證明給大家看。住校期間，掃地、洗衣樣樣來，回家竟然能主動幫忙家務，讓家人嚇一跳；高中時秉宏會用電話訂火車票，甚至連火車的車廂、號次都摸得一清二楚，找位子能力「神準」；念大學時，李秉宏就教同學訂車票、搭火車，讓對方嘖嘖稱奇，還使用「點字撲克牌」和同學玩大老二。

他說，有些盲生與外界鮮少接觸而自我封閉，只能在自己的小圈圈徘徊，和明眼人互動後才發現，雙方的生活模式其實很接近，有時候明眼人問問題不是刻意要傷害人，「而是不了解你，」唯有彼此互動，才會互相了解，相處融洽。

利用有點字觸摸器的電腦設備，李秉宏找資料、寫狀紙，都無需假手他人。

接觸過李秉宏的人都覺得他獨立、有趣，與外界的隔閡小。他說，因為自己喜歡主動認識人，久了就知道對方在想什麼，也不覺得自己與明眼人有什麼不同。後來在職場，有一次與同事出差住飯店，同事想幫他一些忙，卻發現他都會做，李秉宏還反過來提醒同事，參加團體生活時該準備的事項，「這些都來自啟明學校的訓練！」

看似順遂的求學之路，卻在職場碰壁。

畢業當年，李秉宏就投入律師高考，畢業第2年（2004年），第三次應試時，在全國近五千人的競爭下，以第128名成績考取律師。他，成為國內首位盲人律師。

當時的考試院長姚嘉文、考選部長林嘉誠，特別致贈紀念品恭賀李秉宏，對他的奮鬥不懈精神，表達敬佩；對台灣即將出現第一位盲人律師，感到驕傲。

李秉宏開始找工作，他知道只要履歷表出現「視障」二字，一定被拒絕，所以他只註明「法律系畢業」，果然獲得面試機會。

可是一見面，對方就追問他關於「眼睛的故事」，甚至在面試前得知他是視障者，毫不留情的以電話取消會面。

一次又一次打擊，讓他備感挫折，想到自己好歹也念法律，擁有一定程度的專業，竟然找不到一份工作。「當初為何要念？早知如此，就學按摩，參加『死人大樂隊』為往生者吹喇叭就好了。」李秉宏曾是學校樂隊成員，伸縮號吹得不錯，他真的動此念頭，想買樂器，並與母親討論，直到通過律師考試，才又燃起「挑戰不可能」的熱情，可是卻遭到律師事務所拒絕提供實習機會，後來在律師公會幫忙下，獲得實習機會，終於取得律師執照。

1.大學剛畢業時透過政府的「擴大視障就業機會」，第一份工作是在勞保局作電話催帳，休息時跟同事的狗狗拍照；2.小時候，媽媽帶著他跟3歲的弟弟在國父紀念館騎三輪車；3.國二到高三，李秉宏在啟明學校學了5年的伸縮號，當時他可是樂隊首席呢！4.雖然視障，李秉宏校園生活可不寂寞，大三那年還到南投的蛇窯去學捏陶。

2005年，李秉宏應邀到「法律扶助基金會」工作，這個基金會主要是對無力負擔訴訟費用及律師報酬的人民，給予制度性援助。基金會在電梯間裝上語音系統，為他在電腦上安裝視障者使用的軟體，李秉宏開始參與內部的立法、修法，而隨著社會變遷，服務對象有了變化，從過去最底層的市井小民到卡債族，看盡「貧富差距」，也看到「經濟弱勢」被重新定義。

可是，對他而言，這些終究都處在「紙上談兵」，「身為律師，最終是要解決人的問題，我希望有辦案機會，這是生涯規畫，也是個人的重要里程！」

因為強烈的企圖心，李秉宏終於從「門診」時期走進他形容難度艱鉅的「開刀房」。2008年，在基金會台北分會會長林永頌支持下，李秉宏正式參與一個律師團組成的訴訟案，而且是燙手山芋的跨國官司──RCA污染事件。

寫狀、開庭、會客，是律師必備的基本能力，李秉宏嚐試跨出一步。剛接觸RCA受害員工，聽他們描述「地下水、有毒藥劑……」時，李秉宏一頭霧水，無法想像那種情境，於是他遍尋資料了解始末，開庭前與委託人沙盤推演，學習如何問話，終於簽下生平第一次的委任狀。

可是難度才要開始，一旦上法庭，如何翻閱手上的「卷宗」？就算部分文字可以轉成語音檔，可是圖表怎麼辦？何況有的案情甚至藏在卷宗內或其他證物中，這些「眼見為憑」的紙本資料，他用什麼能力取代眼睛？「閱卷」的障礙，讓他7次開庭迄今，還無法站上火線，親自與證人對話。

李秉宏感嘆，「無法閱卷」是視障者的共同困境，未來，投入明眼人職場的視障者勢必愈來愈多，而且遍及各行各業，政府應早日面對，開發出可資料轉換的辨識軟體，讓視障者接受對等資訊。「我不想成為同事的負擔，希望能擁有一份可獨立勝任的工作，相信多數視障者的心情也是一樣！」

李秉宏每天搭捷運上下班，他感謝台北的無障礙空間，但如果人行道上防止汽車進入的水泥立柱，能改成軟質，對視障者就更安全了。

李秉宏週邊的視障朋友也不乏在各領域立足，過得自在、有尊嚴，但同樣面臨「資料轉換」的困擾，例如有學長已是保險業的主管、擔任社工師、在工研院工作，要鼓勵更多視障者出頭天，就差政府的臨門一腳。

因為李秉宏的故事，即將從東海大學法律系畢業的年輕視障者林哲維，立志要當台灣第一位盲人法官。

李秉宏說，相較過去，這個世代的視障者幸福多了，從盲用點字到盲用電腦，「我可以搜尋資料，和朋友email、msn…，真是一大進步。」這樣的進步讓他深信，資料轉換的辨識軟體可以透過科技解決，因為視障者與明眼人之間最大的溝通障礙，不是語言的對話，而是視障者的資訊來源遠低於一般人，造成雙方認知差距過大，對話困難，使得視障者成為職場上的邊緣人。科技，可以讓視障者與明眼人的距離更為接近。

如何讓視障者融入職場，在政府沒有更積極的作法前，李秉宏已有「自救方案」。

他說，先天失明者對文字毫無概念，打字時容易形成「同音異字」的錯別字，目前他自建了一個包括成語和法律常用字的詞庫，已累積五千個，希望能和視障者分享，但畢竟個人力量有限，如果政府能建立視障者適用的「資料處理中心」，蒐集常用的詞庫，就能解決他們在職場上面臨的錯別字問題，也能吸收新知。

李秉宏認為，健康的社會，應該有越來越多的視障者投入不同領域工作，何況，視障者少了眼睛，卻往往多了一些明眼人所疏忽的能力。例如，訴訟過程中，「表情」通常是律師判讀案情的線索之一，「不過，『表情判讀』對我來說，完全沒有努力的空間，可是我可以訓練『聽音』，判斷真偽！」

「聲音」其實也可以反應一個人的真實想法，是理直還是心虛，隱藏不了，而明眼律師看慣了當事人的表情，卻可能疏忽聲音所透露的訊息。「所謂『相由心生』，應該也能『聲由心生』吧，『聽音』是盲人律師可以努力，也值得努力的方向，」他說。

在歐美，盲人從事律師工作是正常現象，因為它的視覺因素較少，動腦機會大於用眼，除了看卷、了解證物外，很多時間是花在問問題上，加上社會的支持，盲人從事律師的著力點夠強。反觀，東方人習慣帶著質疑：「你行嗎？」這樣的負面思維大大削弱視障者的工作機會。

利用有點字觸摸器的電腦設備，李秉宏找資料、寫狀紙，都無需假手他人。

在亞洲，也有執業成功的盲人律師，李秉宏說，馬來西亞有一名視障者早在20年前就考上律師，還成立律師事務所；日本也有一位。「他們的過程應該比我艱苦，」因為這兩個國家都有漢字問題，他們如何執業？如何解決「閱卷」難題？政府採取那些鼓勵、協助的機制？李秉宏很好奇，他計畫近日寫信給這兩位前輩，吸取他們的成功經驗。

因為工作受挫，李秉宏曾有過「如果重新選擇，絕不當律師」的悔恨，如今跌跌撞撞好幾年，仍緊抱別人眼中的「不可能」，他只想證明一件事：一般人做得到，我也可以做得到！對自己的未來他也有個完整的生涯規畫，他希望累積辦案經驗，工作之餘繼續進修，日後到大學學分班或社區大學開設法律課程，實驗出一套可行的工作模式，再提供給其他視障朋友參考。

律師工作的迷人之處，在解決人的問題，李秉宏從RCA案有了透徹的體會。他說，想到鼻咽癌末期的職災受害人阿窕，每次在庭上連站4小時，以模糊、微弱的聲音控訴資方，還要接受法官與律師團的質問，身心遭受巨大煎熬，「我在她身上看到勇氣與堅強，這是一個真槍實彈又殘忍的戰爭！」這個經驗，讓他自覺沒有喊累的權利，「總有一天，我一定要站上火線，為他們辯護！」

2008年李秉宏與按摩工會全聯會走上街頭，抗議大法官釋憲對按摩工作權擴大的解釋，相對剝奪了視障者的工作權益。

1.大學剛畢業時透過政府的「擴大視障就業機會」，第一份工作是在勞保局作電話催帳，休息時跟同事的狗狗拍照；2.小時候，媽媽帶著他跟3歲的弟弟在國父紀念館騎三輪車；3.國二到高三，李秉宏在啟明學校學了5年的伸縮號，當時他可是樂隊首席呢！4.雖然視障，李秉宏校園生活可不寂寞，大三那年還到南投的蛇窯去學捏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