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導演魏德聖的抗日史詩鉅片《賽德克.巴萊》上映,引起廣大迴響,當時擔任電影劇本翻譯的郭明正「偷偷寫下」跟拍札記,出版《真相.巴萊》一書;繼而他又身陷族語將凋零的焦慮感,完成《又見真相:賽德克族與霧社事件》。
郭明正是霧社事件馬赫坡部落後裔的子孫,這兩本書是首次由「本族」自己詮釋族裔文化的第一手紀錄,更是他的尋根之旅。
清晨天際微亮,郭明正就起身寫作,他獨自面對祖靈與遺老的託付,常常因為歷史太貼近、傷痛太劇烈、情感太深刻而停筆;有一個月他一個字也寫不出來,只能藉酒消愁,祈禱祖靈再給他力量。
尤其當寫到部落個別家族的故事時,他猶豫再三,到底要寫到什麼程度?
「因為還牽涉到現在子孫的感受,我得面對『寫字的人』與『看字的人』的挑戰。」過去二十多年郭明正在部落訪談遺老時,常會聽到連他父親都不知道的事,例如抗日的是他們村落,其他部落都在旁邊涼快,某某人死得很慘等陳述。寫出來,他擔心下一代看了很受傷;不寫,又覺得若有負遺老,死後可能跨不過彩虹橋(賽德克族的祖靈之地),下筆分外沉重。
此時,「我對諄諄教誨的遺老與部落族老們所做的承諾」喚醒了他、支撐著他,去年底才終於完成這本以族老紀錄為本,描述賽族起源、霧社事件前因後果、賽族後裔等,呈現賽族文化歷史的《又見真相:賽德克族與霧社事件》。
電影《賽德克.巴萊》深入台灣美麗山脈拍片,重現當年原住民的生活樣貌。
1930年,南投仁愛鄉霧社的6個原住民部落因不滿日本統治者長期苛虐而秘密串連起義,在霧社公學校運動會當天突襲日人,事後遭到日本武力與大軍鎮壓,參與行動的部落幾乎遭到滅族的厄運。
原本一千二百多名族人,剩下600人,日人為防範部落再次抗爭,翌年強行將族人遷至川中島(今日仁愛清流部落)。當時族人從一千多公尺的高海拔山區,降到海拔450公尺的平台居住,距離傳統狩獵與生活領域有50公里之遙,氣候水土完全不同,以致不少族人承受不了離開家園的痛苦而選擇自殺或逃亡被殺。
霧社事件對賽族的衝擊與巨大傷害,讓活下來的餘生驚恐未定,此後無人敢再提起。
對郭明正這一輩族人來說,霧社事件的迷茫多於清晰,甚至誤解多於了解,因為小時候祖父與父親也是三緘其口。
59歲的郭明正,台灣師範大學工業教育系畢業,是埔里高工的機械科老師,2003年退休。他真正開始有意識地研究本族歷史文化,是在他37歲(1990年)生了一場大病後。
療養期間,郭明正定期得去埔里一家醫驗所抽血、驗血,這裡的醫檢師正是曾以小說手法書寫霧社事件始末《風中緋櫻》的作者、知名的文史工作者鄧相揚。會略說賽德克語的鄧相揚,藏有豐富的日月潭史料、平埔族與賽族的中日文書籍。
「Dakis(郭明正族名),祖先歷史不能或忘,你們祖先抗暴的創舉應由你們身為後裔者來詮釋,包括你們族群的口傳歷史、文化語言、歌謠等,都應文字化,」鄧相揚對他說。
電影《賽德克.巴萊》深入台灣美麗山脈拍片,重現當年原住民的生活樣貌。
受到鄧相揚的鼓勵,郭明正開始向部落遺老請教,並參與中研院、史博館、原民會等賽族族語翻譯與研究工作。
「越了解自己的族群,越擔心族語會死掉,」郭明正說,賽德克沒有文字,所有經驗與智慧都靠口傳,眼看族老們快速凋零,讓他心急如焚,必須紀錄自己的文化。
他指出,早年有些外來者到部落進行田野調查時,常發生令他啼笑皆非的文化差異問題。例如問他,「獵人在哪裡?」天生就是狩獵民族的賽族人郭明正,以玩笑口吻說,「真的很想打死他,我不知道怎麼回答這麼簡單的問題,每個人都是獵人啊。」
或者當他幫研究單位翻譯族語時,看到形容部落山川秀麗、河水碧波盪漾的字眼時,也很令他為難。「我們每天都在這種環境生活,不知道怎麼形容秀麗?」若遇到交通規則,他更是沒輒,都市裡的走路靠右邊走,「若翻成族語,我們會掉到懸崖下,因為右邊根本沒有路。」
「祖父生長的時代和爸爸的生活背景已經不太一樣了,」郭明正說,早年族人犁田用的鐵牛,現在都消失了,年輕一代更不可能知道老人稱照片為「鬼影子」,語言深藏很多生活智慧,如果族語消失,文化是不是也會不見呢?
郭明正默默為保存族群文化所作的努力,在2009年導演魏德聖籌拍《賽德克.巴萊》時,受到重視。他被魏德聖請來擔任電影顧問,第一件工作就是將劇本翻譯成賽德克語。
「翻譯真的很難,簡單的如『衝啊!殺啊!』的台詞,我們族語裡沒有這種話,我們也沒有像漢人會講的『把你殺掉』這種威脅的話。」他花了不少心力思考,並請教老人,如何用族語傳達出激勵大家衝出去的吶喊,再三拿捏才寫下,「把你的肝提起來!把你的脾氣拿出來」等譯句。
當他開始認真翻譯後,常常一面翻一面哭,一想到那些事、這些人,就是他的先祖和認識的長輩,常忍不住激動的情緒。
郭明正用20年時間紀錄賽族文化,希望可以告慰部落族老的託付。
對魏德聖窮盡12年時間籌拍此片,並且誠懇又尊重族人的文化傳統,郭明正以賽德克的「反話玩笑」形容個子不高的魏德聖如「小巨人」;但他也會將自己的觀點與導演討論,指出劇本與文化、歷史史實不符之處,「這和我的Gaya(指賽族律法與文化儀式)不一樣。」
例如劇本描述,魯道.鹿黑(莫那.魯道的父親)帶族人去打獵,突然一隻賽族靈鳥繡眼畫眉飛下來,叫出美麗的聲音,所有人都高興地笑了。
郭明正說,對族人來說,狩獵是神聖的事,進入獵區絕對禁止嬉戲笑鬧,即使遇到令人雀躍的事,只能笑在心裡,絕不能形於色。
另外像片中莫那‧魯道和父親為道澤部落領導人的鐵木‧瓦力斯因小故結下樑子、互撂狠話,一個說長大後要取你的頭,一個說不會讓你長大,這完全脫離原住民文化,比較像漢人的想像。
郭明正解釋,當時莫那已是馬赫坡頭目,有其威望,並受人敬重,怎麼可能對小孩說出「我不會讓你長大」這種話。
而最讓他不安與憂慮的是,影片中強化兩部落的仇恨,如此刻畫,猶如在傷口上灑鹽,更難化解部族之間的誤解。事實上,賽德克族、泰雅族和太魯閣族本是同一族群,祖先都源自今日中央山脈東側的牡丹岩(今日花蓮縣秀林山區),後來因生活環境變動、遷移,以致語言略有差異,但都屬於文面民族,本是一家人。
踏上尋根不歸路深知電影具有強大傳播力道的郭明正,知道他的兒女這一代,已沒有多少人會說族語,年輕一代可能得透過影視文化認識自己祖先與當時生活的樣貌。
一方面因他肩負演員發音、服裝髮型、場景道具擺設的考據工作,若與史實差距太遠,他擔心不符合遺老的期望。
另一方面,他也能理解導演的創作堅持。例如有一場戲,他對魏德聖說,「你把我們祖先砍的頭加了好幾倍,戰鬥場面裡,我們死一兩個、對方死十幾二十個,這樣會不會有點太神勇、有點太好萊塢電影啦?後來導演有調整一下。」
「拍片的最大壓力之一,就是郭明正像老鷹一樣在旁邊觀察。」魏德聖多次向郭明正解釋,「電影需有張力和震撼力,才能扣人心弦,有些情節難免虛構,希望族人能諒解。」
2011年隨著《賽德克.巴萊》上映,受到海內外矚目,在面對可能引發族人討論與質疑的壓力下,郭明正寫下自己跟片一年的複雜心情,完成《真相.巴萊》一書,書中對於莫那.魯道的生平事績、形象與歷史定位,從史料與遺老的口述紀錄中提出另一種觀點;電影中的多位主角也一一回歸歷史脈絡與當時在部落的地位。
該書出版後,引發一陣賽德克文化熱,郭明正「誤闖寫作深淵」的使命感得到很大回饋。於是第二本重現當年他訪談族老的口述紀錄,以及祖先發動霧社事件的悲壯歷史,又經由他的筆下重現。
「今天我不下筆,恐將永無賽德克歷史文化的文字紀錄。」但即使完成兩本著作,郭明正仍感慨霧社事件「沒有真相,因為知道真相的人都不在了。」
「族老們,我的力量真的就這樣而已!請你們一定要原諒我。」郭明正書寫賽族歷史的工作會繼續下去,只希望能告慰祖靈。
4月中,台中科博館放映紀錄片《餘生》、《霧社──川中島》,從另一個角度解讀霧社事件,並邀請相關族群代表與學者座談,希望在電影《賽德克.巴萊》激情過後的一年,重新凝聚原住民的力量。以下為會中部份意見:
泰雅族作家瓦歷斯‧諾幹、黑帶‧巴彥等人的綜合意見:賽族未正式正名前,我們都認為霧社事件是泰雅族的歷史。但《賽片》上映後,在很多場合聽到,「這不是你們泰雅族的事」,可見電影的影響力,大家只看到莫那.魯道和賽族扮演的角色。日人治台期間,原住民至少發生過大大小小200次抗日戰役,原來泰雅族的人口是超過阿美族的,卻因戰火分崩離析、戰死,原民力量也逐漸被削弱。
這是一個省思機會,反省原住民夠不夠團結,若誤解無法化解就會被外人再利用。泰雅、太魯閣和賽德克都是文面民族,我們現在應思考如何和解、繼續走下去,讓後代子孫知道原住民可以攜手合作。
台大歷史系教授周婉窈:霧社事件對我的啟發就是必須傾聽部落的聲音,霧社事件其實延續很久,直到第2年日人還在清算,留下來的創傷至今也還沒結束。賽片有很多正面反應,我們教書這麼多年,結果一部電影就讓大家知道賽族都有3大語群,這是很大的突破。
日人治台,花了很長時間摸索如何進入部落,並利用鹽、鐵器與槍枝的買賣來掌控原住民。1920年全球性流感爆發後,也在台中梨山一帶的泰雅部落蔓延,當時很多族人認為這是被日人傳染而屢屢發動出草、襲擊日警的抗爭。日人再次採取以「以蕃治蕃」的伎倆,調來霧社地區的部落圍剿自己的族人,這就是「紗拉茂事件」。霧社起義不是單獨事件,必須從大歷史的角度來看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