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母峰大山難10年回顧

2006年是震驚國際的聖母峰大山難10週年，當年組隊扛著笨重器材攀登聖母峰拍攝大銀幕紀錄片、正巧目睹山難過程的IMAX公司導演大衛．布里薛斯，計劃再拍一部10年回顧紀錄片。因為當年山難發生後，有許多當事人企圖以書寫、影片方式重現災難過程，搶熱潮匆促出版下疏漏不少，引發各方爭議。他希望經過10年沉澱後，找回各國遠征隊的倖存者及隨隊雪巴們，重新拼湊出一個更接近事實的圖像。

原來，當年參加紐西蘭商業登山隊的美國「戶外」雜誌記者強．克拉考幸運逃過一劫後，將親身經歷寫成《巔峰》（Into Thin Air）一書，由於當時國際上最活躍的兩家8,000公尺商業登山公司──紐西蘭「冒險顧問」公司、美國「山痴」旅遊公司──創辦人及領隊羅勃•霍爾和史考特•費雪雙雙罹難，參加救援及目擊者又不乏響噹噹的登山名人；事件經過驚悚殘酷，比如為了支援客戶而身陷8,700公尺高的羅勃•霍爾，在暴風雪中驚人地撐過一個晝夜後，因無人敢上去救援，妻子、友人竟只能透過衛星電話眼睜睜地陪伴他死去。《巔峰》出書後全球大賣一百多萬冊，後來又拍成電影，克拉考也成為名利雙收的暢銷作家。

書中試圖綜合探討山難原因，作者對若干嚮導專業素養和責任的質疑、上述二隊隊長判斷上的失誤等多所著墨，多年來不斷引發爭議和筆戰。

《巔峰》中也有幾處描寫台灣遠征隊經驗不足、實在「不夠格」攀登聖母峰，把高銘和描繪成野心勃勃、只顧登頂不顧隊友死活的領隊；以及有先見之明的紐西蘭隊，為了避免人馬雜遝，在接近山頂處狹窄的「希拉瑞台階」造成「大堵塞」，曾在基地營開協調會，錯開各隊攻頂時間。因為一旦下午2點後登頂，因下撤不及、體力透支，發生山難的風險將大增。書中還指稱高銘和與會時，同意避開美國隊、紐西蘭隊預定登頂的5月10日，但最後卻失信食言。

「我根本不知道、也沒有參加過基地營的協調會，更別說同意他們的決議，」高銘和表示，那位記者說台灣隊經驗不足，他可以不計較，但是書中有很多說法與事實不符，作者從未向他求證，都是道聽途說而得。他曾去函指出幾個嚴重錯誤，但一直沒有得到具體回應，令他難以接受。

至於山難的原因與山頂大堵塞是否直接相關？高銘和認為並無絕對關係。以2003年人類登頂聖母峰50週年為例，曾有一天近百人往來穿梭於山頂的紀錄，因為天氣晴朗大家都平安下山，但若天氣惡劣，就算人數很少也可能發生意外。

高銘和表示，大衛在2005年採訪他和幾位美國隊員、雪巴後，發現他的遇難處比被視為英雄的美國籍倖存者貝克還高，覺得非常不可思議。他希望大衛的紀錄片今年5月在美國科羅拉多Telluride電影節發表後，可以讓西方人知道，台灣有這麼一位奇蹟似的倖存者。

事實上，幾年前一位學者出身的日裔美籍紀錄片導演尤伊奇，無意間認識高銘和後，深深為他的故事打動，就著手拍攝高銘和的個人記錄片。在聖母峰山難10週年時，尤伊奇把已經拍攝3年的片子剪輯成《Prayer Flags》，在尼泊爾的「高山影展」中發表。

片中除了紀錄高銘和劫後餘生、重返聖母峰基地營的經過，尤伊奇也不客氣地指出《巔峰》一書的偏見和錯誤：作者把災難原因之一指向山頂壅塞，但關鍵是，「為什麼會有那麼多隊伍在山上？」尼泊爾政府多年來規定一條路線、一個季節只能核准一支隊伍，台灣隊正是那一季、那一條路線取得攀登許可的隊伍，而且早在1993年就取得許可；是尼泊爾政府後來礙於各國商業遠征隊的龐大壓力與利益，才修改法令而造成山頂「塞車」。這一點書中為何隻字未提？

「高銘和已經沉默了10年，人們必須還他一個公道，」尤伊奇說。

尤伊奇計劃一直隨高銘和的《中國百岳》拍到2010年完成之日；他也希望《Prayer Flags》能引起迴響，以籌募到資金繼續拍完。

雲端之上，夢想之巔的英勇故事還沒劃下休止符，正邀請更多愛山也珍愛生命的人，一起來入鏡！

IMAX公司導演大衛•布里薛斯（左）為拍攝聖母峰山難10年回顧影片，於2005年訪問高銘和以及多位倖存者，重新釐清當年疑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