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兩茫茫──安樂死的迷思

六月底，幾度為三抴X年前因車禍腦傷的愛女王曉民爭取安樂死未果的王趙錫念，胃癌病逝。數日後，澳洲北領地通過的安樂死法正式生效。於是，一夕之間，「安樂死」從過去不可碰觸的禁忌，搖身變成熱門話題。座談會、電視扣應節目、報章媒體討論不斷。衛生署也公開表示，將推動「消極安樂死」合法化。

人究竟有沒有選擇死亡的權利？安樂死合不合乎人道精神？「安樂死」是否有違中國人的生死觀？在今天福利制度未臻健全的台灣，問題更加複雜難解。

台北律師公會醫藥衛生委員會召集人李聖隆指出，十年前他曾參與安樂死的討論，當時反對聲浪非常大。十年後今天舊事重提，民情已大不相同，許多統計結果顯示，贊成安樂死者約有百分之七、八十。

眾說紛云安樂死

安樂死的希臘原文是「好死」、「善終」的意思，本世紀日本學者將之譯作「安樂死」，廣為各國採用。但有關安樂死的定義寬嚴有別、眾說紛紜。

倫理學家金象逵為「安樂死」下的定義是：為了消除一切痛苦而有的「作為」或「不作為」，意圖導致死亡，或作為（不作為）本身即導致死亡。

以當事人是否具有表意能力來區分，有「自願安樂死」及「非自願安樂死」之別。王母為「植物人」王曉民請願的安樂死，學理上屬「非自願安樂死」。這種非出於本人意願的安樂死，即使在目前唯一通過安樂死法的澳洲北領地，或允許安樂死實施多年的荷蘭，都被完全排除在外。換言之，自由意志下的選擇是安樂死的基本要件。

以「作為」或「不作為」區分，安樂死有「積極安樂死」和「消極安樂死」兩種。所謂「積極安樂死」，是以藥物或人工的方法等積極作為，結束病人的生命；而「消極安樂死」，是指中斷進行中的醫療，導致病人死亡。

然而，現代醫學太複雜，積極、消極；作為、不作為，很難絕對區分。對於病入膏肓的人而言，不論作為或不作為，結果都一樣無法存活。

以前東吳大學校長章孝慈為例，腦幹出血在現代醫療的判斷上是絕對無法挽救的。藥物、機器延長的只是他的「瀕死期」，而不是生命。因此，停掉他的呼吸器並非實施安樂死。

出身醫界、本身曾為腎臟內科醫師近二十年的立法委員沈富雄認為，將安樂死分為積極、消極並不恰當。他以病人生命長度的改變與否，將臨終的情況區分為以下三種：一、醫生消極的不作為，病人生命長度沒有改變。例如：除了餵食、導尿外，不積極治療，病人依其病程自然死亡。二、醫界已積極介入，延長病人生命，後來決定終止進行中的積極作為。例如：停掉呼吸器。三、醫界積極介入，縮短病人的生命的作為。例如：打一針。

沈富雄認為，前兩種都是所謂的「自然死」，或者是現在衛生署正在研議的「臨終拒絕復甦治療條例」。只有第三種、縮短病人生命的作法，才是所謂的「安樂死」。

主人還是管家？

多年來，安樂死之所以被人們小心翼翼地防範著，除了攸關生命之外，也是當年希特勒的遺害。一九三九年，希特勒主張「毀滅不具生存價值的生命」，實施所謂的「安樂死計畫」，五年間，成千上萬有生理缺陷和畸形兒童、精神病患慘遭殺害。從此，安樂死「惡名昭彰」，人們開始聞安樂死色變。

反對安樂死最力者，是西方宗教團體。

依照聖經的觀點，生命是神所賦予的，人無法選擇生命。人不是生命的主人，只是管家，因此無權選擇何時、如何結束自己的生命。靈糧神學院教務主任謝宏忠指出，苦難可以使人有機會更靠近上帝，更知道生死的意義，因此，即使有再大的痛苦，都應該積極承受，而不是積極尋死。

相對於基督教、天主教的立場分明，反對殺生的佛教，卻從未大聲疾呼「反對安樂死」。

數年前一宗轟動社會的案例，一位佛教信徒基於不忍見重病患者末期所承受的痛苦，及植物人家屬長期照顧病患所受的煎熬，於是應家屬所託，執行類似「死神」的任務，後被發現而起訴判刑。當時社會上對當事人同情者相當不少，家屬更是一致聲援。

關懷生命協會理事長釋昭慧指出，佛教雖然沒有創造論，但基於每個人都有本能而且強烈的「自體愛」，不但不能殺人，也不能自殺。雖然「同情」在無奈中選擇安樂死的當事者及家屬，卻又無法因同情而大膽鼓吹安樂死，釋昭慧表示，這就是面對安樂死的兩難問題，佛教界選擇「沈默以對」的原因。

救人？殺人？

在醫學未昌明的古代，生老病死是一個自然的過程，全交給老天爺來安排，無庸爭論。但現代醫學科技的進步，除了使人得以活得更老外，靠著維生器材，也可以把快死的人留在「不會馬上死」，但精神、肉體可能很痛苦的地帶。於是，怎樣較符合人道精神？那裡是生死的臨界點？生死該由誰來決定？越來越是一個難題。

在美國安樂死尚不合法，但密西根州的「死亡醫生」先後已協助二抴X位病人自殺成功。他屢屢與法律挑戰，許多醫生支持他的理念、佩服他的勇氣，但卻不同意他的做法。

很有可能成為安樂死「執行」單位的醫界，相當排斥擔任「劊子手」的任務。

不認同的理由不外是：「違反醫學倫理！」、「醫生的職責是救人，不是殺人！」、「誰願意當劊子手？」「縮短病人生命等於是在執行死刑！」。

台大腦神經外科教授兼主任高明見表示，醫生只能做到「消極的安樂死」，不積極的治療病人，「這樣既可省掉醫療資源浪費，又不會太明顯地牴觸道德、醫療倫理，」他說，現在很多病人都是這樣默默安樂死的，「這樣就已經夠了。」

醫界有其奉為圭臬的倫理，但為什麼聽任病人死亡是一種善良的醫學倫理，而「仁慈助死」卻是一種令醫界卻步的「謀殺行為」？救人與殺人的界線究竟在哪裡？

死亡的權利

「人究竟有沒有死的權利？」是討論安樂死必然碰觸的問題。台灣人權促進會會長邱晃泉表示，生命的本質除了繼續存活的希望外，還應包含有尊嚴的存活。如果本質因故無法完滿，從人權的角度來看，人應有放棄的自由。

安樂死在道德上也有可行的空間。台大哲學系副教授孫效智認為，道德是一種自我良心的認定，不待外塑。即使輿論反對、法律不許可，卻未必違反道德良心。「國外有人不惜觸犯法律，為親友執行安樂死，這種行為適足以彰顯其道德勇氣。」

有人質疑，安樂死的結果究竟是誰安樂？事實上，家屬心裡的兩難與掙扎不是一般人能夠體會的。

為王曉民尋求安樂死的王母曾說：「如果可以安樂死，曉民解脫了，我沒有解脫，我知道我永遠沒有好日子過。」

一位鼻咽癌末期病患，骨瘦如柴、痛不欲生。他幾度與親友溝通，希望可以自行取下呼吸器，但妻子反對。他太太執意不答應的理由是：「你不告訴我，偷偷做也就罷了，一旦讓我知道了，我就不能眼睜睜看你死。」最後，這位病患已病得連自行取下呼吸氣的能力都沒有了，只有忍耐痛苦到斷氣前的最後一刻。

請讓家屬安樂生

台大社會系教授林萬億認為，目前討論安樂死問題都從當事人本身的權益去考量，卻忽略了照顧者的權益。「人是社會人，其存在與其他人的關係必須考慮，」林萬億表示，有些病患的生命狀態帶給照顧者經濟、時間、健康、心理等各方面沈重負荷，嚴重影響照顧者的生存權。他認為，是否讓病人安樂死固然值得審慎考量，但讓活人得以安樂生，也應受到同等的重視。

台北醫學院董事長謝獻臣早在八年前就立下聲明：「如果我的身體上及精神上的康復不可能期待，我要求大家讓我尊嚴的死，……」謝獻臣表示，他之所以會立下聲明，是因為父母親的死亡經驗讓他感受深刻。他指出，父母親去世前二、三年，分別因中風、高血壓、糖尿病長期住院，當時他是高雄醫學院的院長，工作之餘經常到病房探視，但是父母親對於身為醫生的兒子不能親自照顧、為他們減輕痛苦，很不滿意。「我自己學醫，知道醫藥有其極限，但是父母親不能諒解，他們認為辛苦栽培我學醫，結果並沒有用，」謝獻臣感嘆地表示，父母在臨終前帶給他很多壓力和痛苦，他不願意讓子孫也遭受同樣的困境。

謝獻臣的聲明雖然慎重其事地到高雄地方法院公證，但在未通過安樂死法的今天，很可能沒有法律效用。他表示，如果真有那麼一天，而法律又尚未通過，他希望可以「個案處理」，屆時有這份聲明，大家至少不會說他的子女不孝。

法外情

然而，以人為方式致人於死，基本上違反法律「保障生存權」的原則。我國憲法規定，人民之生存權利應予以保障。刑法第二百七怳面齯]明白指出：教唆或幫助他人使之自殺，或受其囑託或得其承諾而殺之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法律無法處罰自殺者，但處罰幫助自殺者，即使對方立下遺囑也不算數。因為刑事責任不能「約定」的。

荷蘭是最早許可安樂死的國家，雖然許可安樂死的實踐，但仍宣告其為不合法。他們稱之為「阻卻違法」，意即雖然違法，但不予以起訴制裁。算是法外變通的方法。

美國奧勒岡州雖然在一九九四年通過「尊嚴死法案」，但去年遭聯邦法院以其違憲為由駁回。

嚴格地說，目前澳洲北領地是全世界安樂死唯一合法化的地區。不過北領地的醫生仍不敢為病人實施安樂死，他們擔心法界和議會翻案成功，將來仍要背負殺人的罪名。

慈悲的謀殺

目前台灣安樂死並不合法，但是所謂「消極的安樂死」在醫生、病人家屬的默契下，在醫院默默進行著；我們也沒有立「自然死法案」，但類似的「臨終拒絕積極復甦術」在醫界已行之有年。

中國人有「落葉歸根」的觀念，認為人要在家中斷氣，否則死後會找不到路回家。因此，病人只要「快要不行了」，家屬多會在「一息尚存」時要求帶病人回家。有些需要靠呼吸器、氧氣桶呼吸的病人，帶著一桶氧氣回家，等氧氣用完，病人就「自然而然」去世了。

面對生死大事，更有千奇百怪的狀況。陽明大學副教授、臨床經驗豐富的趙可式舉例：一位八抴X歲的老人家，癌症末期。兒女們去為病危的老媽媽算命，算命的說，老太太在某年某月某個時辰過世的話，家裡就會發。於是他們盡全力維護媽媽的生命。不幸，還沒有到良辰吉時，這個老媽媽的呼吸、心跳就停了，家屬強力要求醫生一定要救。於是全套的急救設備上去了，強心針、電擊、心臟按摩、插管子等等，急救了三、四次，打了一千多支強心針，好不容易拖到那個時辰，家屬「指示」：「好了，可以把管子拔掉了。」

有人擔心一旦通過安樂死法，「死亡的權利」可能演變成「死亡的義務」，老人、窮人、慢性病人將被迫「自願安樂死」，以免拖累家人、社會。其實，在還沒有安樂死法的今天，這種情況已然存在。

安樂死必須要在社會福利制度健全、醫療體系完善的條件下，才能避免成為「社會不仁」的藉口。台大精神科醫師王浩威表示，目前安樂死問題之所以這麼複雜，是因為社會福利和醫療體制都不健全，而大家又想用它來解決所有的問題。

有完善的社會福利制度，弱勢的人，才不會無路可走，非要走上死路；有完備的緩和醫療，如：安寧病房、臨終照顧等，末期病患就不至於痛不欲生、尊嚴盡失。

台大腦神經外科主任趙可式指出，近三年來，她從事癌症末期安寧照顧的二、三百個癌症末期病人，「他們在痛的時候，百分之百都想死，經過疼痛緩解、症狀控制後，沒有一個人再想死。」

意識清楚的病人受情緒影響很大，「一個星期改變三次是常有的事」；意識不清楚的病人，根本無所謂痛苦不痛苦。台大腦神經外科主任高明見表示，多數要求安樂死的病人都是情緒問題，只要家屬多關心、給他精神上的藥物，多半都能改善。

永遠的難題

但不可諱言的，尋求安樂死者，並不全然是因為對病痛的恐懼。仍有部份末期病痛是無法以藥物緩解的。因此，緩和醫療可以減少人們對安樂死的需求，但不能完全消除。大體而言，「消極安樂死」在我們的社會中早已存在，也沒有太多爭議，但為求慎重，應建立制度、立法規範。像「預立醫療囑咐」或衛生署研議中的「臨終拒絕積極復甦治療條例」等等。讓病人自主表達，在臨終時是否要以高科技的維生方式來拖延瀕死期。

至於以人工方式縮短生命的「積極安樂死」，較具爭議性。

沈富雄認為，要通過一個法，靠人的手把自然的生命縮短，必須在一種極度尊重生命的環境中才能實施。「我們的社會還沒有到那種境界，我們雖然貪生怕死，但是卻並不尊重生命。」

台大精神科醫師王浩威也認為，台灣還沒有到討論積極安樂死的程度。因為生命對我們來說，還是醫療問題、生物問題、生理問題，這幾年才開始重視宗教問題，離個人的哲學問題還很遙遠。「當『活著要做什麼？』成為一個很熟悉的話題時，才有可能談論安樂死。」他說。

兩惡相權取其輕，孫效智表示，「較小惡」原則開啟了一個可能性，某些道德上站不住腳的事情，在特殊處境下，是許可甚至必須的。他表示：「人生有很多事情並不是黑白分明的。」的確，安樂死將是一個永遠爭論不休的問題，也可能永遠沒有黑白分明的答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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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慈文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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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死是個大關，古今幾人能勘破！面對病重的親人，家屬往往既不忍又難捨，日復一日的身心煎熬何時得盡？安樂死會是一種合理的選擇嗎？（邱瑞金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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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安樂死之外，安寧照顧可以緩和、紓解部份末期病患的痛苦，是否更符合人性？（邱瑞金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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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樂死應否合法化，是個永遠存在的難題，十年來創世基金會先後舉辦過三場座談會，至今仍無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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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合理的生死「臨界點」？使用呼吸器等措施，延長的究竟是「生命」還是「瀕死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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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會福利制度完善、醫療體系健全，人們對生命極度尊重時，安樂死才有存在的條件和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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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安樂死的兩難問題，一向反對殺生的佛教，也只能選擇「沈默以對」。（卜華志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