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人的「金飾」紀錄

文‧滕淑芬　圖‧邱瑞金

1994 3月

保守估計，全台灣的銀樓大約有五千多家，賣黃金果然生意興隆。（邱瑞金）

黃金誰不愛，華人又那有例外？只不過在愛金之餘，華人又多了個第一──愛買黃金。根據統計：香港、台灣兩地華人的個人黃金消費量已連續兩年高居世界第一、二名。華人果真比其它民族「多愛黃金那麼一點點」？華人愛金有其傳統嗎？

美國華裔作家譚恩美的小說「喜福會」改拍成電影，劇中描述一位中國母親獨自帶著兩名尚在襁褓中的雙胞姊妹逃避日兵追趕，不幸在奔赴重慶途中身染疾病，情不得已忍痛將幼兒丟棄在一棵大樹下，臨去時摘下手腕一對黃金手鐲和身上所有珠寶首飾，希望若有那位好心人士伸出援手，黃金珠寶即作為酬謝。

因戰爭而不得不放棄自己兒女的經歷，是少數人的痛苦回憶，但身藏黃金逃難，卻是上一代共同的記憶。

黃金的成色華美，具有防腐、不氧化、不褪色的特性。它的硬度不高、延展性大，容易打製成各式各樣的器皿和飾物。太平歲月它可以裝飾門面，兵荒馬亂的時候，紙鈔錢幣會因通貨膨漲而貶值；相較之下黃金的行情比較穩定，可以變賣救急。

民國卅八年國府從大陸撤退，許多人倉皇來到台灣，能帶的僅是縫在棉襖內的黃金、銀元，以及在黑市換的美鈔。在物資缺乏、經濟情況窘迫的四十年代，這些金子、袁大頭幫助不少家庭渡過難關。

百年來，中國有一半時間處於戰亂，不少人因而認為中國人之所以對黃金「情有獨鍾」，是因為逃難逃怕了，這說法對嗎？

賣黃金、促銷黃金的人同意這個論點。「歷史因素使得中國人的愛金熱度不減，黃金讓人們覺得有安全感」，世界黃金協會推廣經理陳效群說。不過所謂的「逃難情結」卻也遭到經濟學者的駁斥。

「過去在大陸時，一般人民生活很窮，有點錢就買土地或金子，尤其抗戰時期，物價飛漲，鈔票過幾天就不值錢，只好買實物」，經濟學者王作榮說，買米需要很大的地方，比較之下，黃金容易攜帶、儲藏，所以許多人都買黃金。黃金兼具保值、儲蓄功能，東方民族又喜歡拿黃金來裝飾，買黃金在當時似乎是個不錯的點子。

中國人愛金不全然因為「逃難情結」，逃難攜帶黃金可能只是歷史的偶然。而這歷史的偶然可能就讓中國人對黃金產生了莫名的信任。

風雨飄搖的四十年代，台灣地區百廢待舉，一船黃金可以說救了台灣早期的經濟。

蔣故總統經國先生在日記中提及，大陸撤退前夕，老總統特別吩咐他到上海，督促將上海中央銀行庫存的黃金運送來台。爾後，當時的代理總統李宗仁還和老總統「談條件」，要索取已經運到台灣的黃金。

「播遷來台的初期，如果沒有這批黃金，財政和經濟早已不堪設想了」，經國先生在日記中這樣寫著。

央行的黃金安全地運到了台灣，其中八十萬兩加上一千萬美元、一千多萬銀元，作為政府日後發行新台幣的準備金，幣值才就此穩定。由於紙鈔本身並不值錢，之所以能被當作貨幣使用，是因為有一定數量的貴重金屬支持，這種制度稱為「本位制」。而以黃金作為貨幣發行準備的制度就稱為「金本位制」。

當時全世界都實施金本位制，連與外國貿易都要用黃金，也幸而台灣有了這些黃金，才可能在只有茶、糖等物資外銷、其他工業製品全靠進口的情況下，漸漸地由農業社會轉為工業社會；由鉅額逆差到如今外匯存底全世界屬一屬二。

愛金民族當然不只是炎黃子孫，文明古國咸認黃金是一種身分地位象徵。古埃及金字塔法老王的陪葬物中，就挖掘出來不少黃金飾物。

只不過中國社會的繁文縟節似乎更加突顯黃金尊貴的地位，甚至是從出生到死都與黃金「長相左右」。

新生兒滿月，親朋好友打條金鎖鍊祈福，早已是個約定俗成的禮俗。《紅樓夢》記載賈寶玉生來口含一塊潤玉，和薛寶釵項上的「長命金鎖」，本應成就「金玉良緣」。「穿金戴玉」也成了富貴的象徵。

為新生兒打製金鎖片的傳統，究竟從何時開始，無從考證起。「早年衛生條件不高，新生兒容易早夭，於是想出用金鎖片將命『鎖』住」，台北市金銀珠寶商業同業公會理事長許倫華說。

王作榮憶起，小時候他的脖子上就掛著銀項圈，兩耳垂還穿了耳洞，掛上金耳環。因為上面幾個哥哥都早夭，「父母想，如果男孩養不活，就當作女孩養吧」，果真平安至今。

為新生命祈福、祝禱，言之成理；想不到臨終閉口，金子也有一用。《紅樓夢》中尤二姐因為腹中胎兒未能保全，鬱鬱寡歡，想到世上無所留念，不如自做了斷。打開箱子，找出一塊金，也不知多重，「咬牙狠命，便吞入口中，幾次直脖，方咽了下去」。尤二姐之所以選擇吞金死法，是因為她認為吞金比上吊自殺來得乾淨俐落。

不過，就醫學論醫學，吞金自殺死相雖然好看，但不一定有效，還得視金塊大小和進入器官部位而定。日據時代，日人嚴禁九份地區礦工攜帶黃金出坑，為逃避檢查，就有工人將金吞進肚裏，回家再排泄出來。按照醫師的解釋，吞下任何金屬，如果阻塞氣管，當然沒救；如果順著食道下去，就會自然排出。

研究世界黃金發展史的前台北市立美術館長蘇瑞屏認為，一般只有中國女性才會用吞金方式自殺，因為黃金首飾是女人的隨身物，最易取得。

認真追溯起中國黃金史，還真發現中國藏金之富。

史籍有關黃金記載，多不可計。光是《戰國策》一書，提及黃金百斤、百鎰的事例就有三十餘處。譬如：魯仲連計退秦兵，「趙平原君以千金為魯仲連壽」；荊軻刺秦王，一旁侍醫以藥囊擊荊軻，秦王賜黃金二百鎰。《史記》也提到，秦國富商呂不韋在入相前，以黃金千斤資助公子子楚；＜梁孝王世家＞也說，梁孝王死的時候，「藏府餘黃金尚四十餘萬斤」。由此皆可見戰國時代中國人使用黃金相當普遍，而且數量不小。到了秦漢，秦始皇統一天下前，曾用三十萬斤黃金賄賂各國權臣，為他的統一大業鋪路。

古人以「鎰」為黃金計量單位，鎰一說是廿兩、一說是廿四兩，不知何者為是。到了漢代改以斤為單位，並且法定一斤黃金值錢（五銖錢）一萬。

王莽篡漢，國號改為新，施行「黃金國有」政策，到他死的時候，府庫藏金有七十萬斤，大約相當十八萬公斤左右，這是中國在西元一世紀時國庫的儲金量，與當時羅馬帝國的黃金儲量相去不遠。

看到史書記載古人使用黃金，動輒百千萬，不少人大興古人「揮金如土」之嘆。

中國產金豐富，而台灣也是個傳說中的「金銀島」。

《海洋台灣》一書寫著，從十七世紀到十九世紀這兩百年間，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蘭人、英國人和日本人，不僅為了福爾摩莎原始之美而來探險；也為了各國海上水手傳說，台灣島暗藏著黃金，想來挖金。

撰寫《台灣採金七百年》一書的作者唐羽有相同論點。他認為，近世之台灣所以陷入異族統治達半世紀之久，島內豐富的礦產遭列國覬覦也是主因。

十七世紀，荷蘭人來到花蓮，在一間鐵匠舖裡看到「一種閃閃發紅光的土質」，追問阿美族人，這是作什麼用的？他們採了一些土拿去化驗；甚至帶著禮物來拉攏關係，讓年輕的士兵住下，學習阿美族語言。但還是無法自阿美族口中得知確實的藏金地點。

「先住民普遍認為金礦是神賜給他們族人，要他們負責看守的寶物，既不能容外人濫取，自己也不可貪得。因此當荷蘭人百般打聽『金在何處』，先住民東指西指南指北指，一會兒說在哆囉滿（花蓮），一會兒說在蛤仔難（宜蘭），只是從來不提『雞籠』（基隆）二字」，《海洋台灣》一書作者尹萍這樣寫著。

就這樣，埋在「雞籠」地底下的寶藏，一直靜靜地躺了二百年。一八九四年（清光緒廿年），台灣因一紙馬關條約被割讓給日本。早幾年，日人為了消滅台灣的抗日力量，封鎖山區，到一八九七年，才在日本政府的精密探勘下，大量開採金礦，估計不到廿年時間，主要礦脈都被挖空了，而這些黃澄澄的金子也全部都被運回日本，成為他們向國外採購日軍物資的主要本錢。

自從國際貨幣的發行不再採「金本位」之後，西方人對黃金的熱愛似乎已漸漸消退。但中國人惜金、愛金的心理，幾千年來似乎沒變；當經濟所得增加之後，還有愈演愈烈之勢。

民國七十六年政府開放大陸探親，不少老榮民回鄉都會打些金戒子，帶回去饋贈多年不見的親友。金銀珠寶商業同業公會理事長許倫華說，保守估計，如果平均一個人攜帶五兩黃金，一年就算一百個人回去好了，五年下來，台灣人民送給大陸人的金子價格就有上兆的價值。銀樓生意興隆，但是許倫華卻表示他們「賣得不太高興，因為台灣如今已經不產黃金，等於白白送過去」。

近年來，和金飾相關的產品似乎都狠狠地賺了一票，國外金商看中國內黃金消費市場，特別因應國人習俗推出「觀音」金章和金牌；今年則是以狗為圖案的各種金幣、金牌、金章大發利市。

根據世界黃金協會的統計指出，去年香港每人平均消費黃金為九．九六公克（相當於二．五錢），台灣則是九．五六公克，高居世界第一、二名。

黃金協會分析，黃金市場的消費主力已逐漸轉移到年輕一代。在台灣，今年情人節金戒指受歡迎的程度就大過一束玫瑰。黃金儼然己由身分地位的象徵轉為一般消費品了。看來華人對黃金的感情，還真是「海可枯、石可爛，此情永不渝」呢！

〔圖片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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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商看中國內黃金的消費市場，紛紛來台。其店面擺設和飾品設計有很大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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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守估計，全台灣的銀樓大約有五千多家，賣黃金果然生意興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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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卅七年，政府撤退來台前實施「幣制改革」，限期收兌金、銀、外幣，民眾到台銀兌換持有的黃金，這筆準備金對日後發行新台幣有很大幫助。（卓越雜誌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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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主要產金地之一九份，自清末發現金礦，展開將近一百年的淘金熱潮。（張良綱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