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產自動化，經營企業化，決策科學化——經濟研究機構推動有功

任何學門都必須理論與實務並重，才能達到增進人類福祉的功能。若僅有理論，可能流於空泛或紙上談兵，未必能實行；只重實務，則失卻學理依據，不懂得鑑往知來，也難以規畫長程發展方向，進步到某一境界後，便很難突破。經濟方面亦然。因此，愈是先進國家，愈重視經濟學研究，美日等國都有許多集數千學者專家於一堂的經濟研究機構。

對我國而言，經濟研究尤其重要。政府遷臺後，一方面由於世界各國都致力戰後復興工作，國際景氣繁榮；另方面則因政府政策正確、國民勤奮努力，卅年來我國經濟不斷成長、發展。但也由於發展速度太快，許多法令未及修正、制度未及建立、觀念未及改變，形成我國邁向開發國家的瓶頸。若不借重研究，找出問題癥結，參考先進國家經驗，以謀求改善之道及發展方向，未來成長速度勢必減緩。

圖2：甫自美國歸來的中經院客座研究員王東英認為，國內經濟研究已頗具水準。（李影）

生意愈來愈難做了？

近幾年來，很多工商界人士都明顯感覺到：外銷市場愈來愈窄，客戶對貨物品質的要求愈來愈高，生意真是愈來愈難做了。中華經濟研究院副院長于宗先分析：「政府遷臺時，許多各省精英亦跟隨播遷來臺，一時人才薈集，經過他們的規畫、執行，我國一般經濟架構比其他未開發國家優越，勞力又比已開發國家便宜，因此對外貿易無往不利。但近幾年來，其他未開發國家已急起直追，成為我們的競爭對手；已開發國家亦深感未開發和開發中國家的威脅，紛紛採取配額、提高關稅等措施，以保護本國工商業，因此國際間的市場縮小，競爭日趨激烈。而我國由於這些年來的發展，國民生活水準提高，工資上漲，生產成本隨之增加，競爭力因此削弱，造成出口困難。」

客觀環境、主觀條件對我國經濟發展都不若以往有利，「要重振出口競爭力，須採科學方法，精確評估國內的人力、物力及資源，據以研擬出最佳利用途徑，供政府及工商界參考、採行；此外，還得建立商情資訊網，掌握國際市場動態，及其他國家的進展情形，『知己知彼』才能『百戰百勝』。這些都有賴經濟研究工作。」于副院長說明。

3：中經院成立後，提撥不少經費購買圖書設備，近年來的圖書資料相當齊全。（李影）

應用經濟研究分三個層次

我國的經濟研究機構依研究方向的不同，可分成兩類，一是純學術研究，如：研究經濟發展史、貨幣理論等，以各大學經濟系所及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為代表；另一類則屬應用研究，系針對當前經濟問題，深入分析，尋求對策，又分為三個研究層次。

淡江大學教授、臺灣經濟研究所執行秘書王坤一說：「第一種是研究總體經濟，如檢討目前的金融制度、貨幣政策、投資環境等有關基本經濟結構問題；其次是產業經濟研究，討論個別產業的發展方向與前途；再其次則是針對各家公司的情況，提供人事、財務、營運方向等的改善意見，為現在新興的服務業——管理顧問公司的服務範圍。但這三種層次會相互影響，不能截然劃分，有時研究內容會重疊。」

本文介紹兩個規模大、水準高、具代表性的應用經濟研究機構：中華經濟研究院與臺灣經濟研究所，前者以總體經濟、後者則以產業經濟為研究重點。

中華經濟研究院經常進行的活動。圖1：研究人員在一起討論，作腦力激盪，以相互啟發。（李影）

中華經濟研究院規模最大

中華經濟研究院是國內規模最大的經濟研究機構，成立於民國七十年七月。該院為財團法人組織，創立基金為新臺幣十億元，其中九億元由政府逐年撥付，一億元由工商界捐助。該院以基金所獲孳息為經費，並聘我國旅美學人蔣碩傑擔任院長。蔣院長由於在美國康奈爾大學任教，只有寒暑假期間回國，院務多由副院長于宗先負責。

圖書設備和研究人員，是決定研究水準的兩大要素。圖書資料需花時間蒐集累積，「中華」成立時間尚短，較具歷史性的資料不多，但國內外近幾年來出版的相關學術論文、研究報告，乃至中國大陸的經濟資料都相當齊全；該院目前約有五十名研究人員，其中三分之一擁有博士學位，其餘均為碩士，絕大多數是剛拿到學位的年輕人。

于副院長說：「我們一開始就決定不向國內其他學術機構挖角，要自行培養人才，為國內經濟研究界加入新活力。」「副研究員以上都須具博士學位，多由國外網羅，須再訓練一、二年；助理研究員則為國內經濟、財稅、企管等研究所畢業的碩士，還得訓練四、五年，才能獨當一面做研究，目前訓練工作正在積極進行中。」

圖3：每週五舉行的內部討論會，由院內研究人員輪流主講，報告研究心得。（李影）

研究工作以審慎的態度進行

該院採行的訓練方法很多，例如：規定每位助理研究員到臺大經濟研究所旁聽一門課，且須參加考試，成績當做工作考績之一；經常邀請國內外知名學者到院演講；每週五舉行內部討論會，由研究人員輪流主講，一方面將研究心得與院內其他人員分享，另方面則為一股有效的鞭策力量，使大家對研究工作不致懈怠。該院還有四十名特約研究員，全是國內傑出的經濟學家，負責指導研究計畫。

研究計畫分成自行提出及接受政府委託兩類，每一進行步驟都十分審慎。通常得到初步結果後，要經七、八位有關方面的專家，包括研究員、副研究員、特約研究員「會審」；審查通過後，舉行討論會，由院內大多數研究人員參加，從各種觀點來討論這個研究報告，並公開辯論。其間若發現報告中有不夠周延之處，必須取回修改，如此反覆辯論、修正，至毫無疑義時，才付印出版。

中經院的研究人員都很年輕，可塑性高，對工作也深具熱忱，但普遍覺得工作壓力很大。一位助理研究員說：「每回提出研究報告，都像參加碩士論文口試一樣緊張。且碩士口試只有『三堂會審』，我們的『主考官』卻有時多達十數位。我們上班、下班不必打卡或簽到，院方也從不查勤，同事間非但沒人偷懶，晚上還常有人留在研究室埵菾吤[班。」

圖2：由電腦整理、統計資料，又快又精確，對研究工作助益很大。（李影）

延攬並培養經濟研究人才

在全體工作人員的努力下，中華經濟研究院成立以來，已發表四十多篇頗具份量的研究報告。上月才回國、預計擔任客座研究員四個月的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經濟研究所研究員王東英說：「回來後我看了幾篇研究論文，從所蒐集的資料、採用的研究方法及考慮問題的周延程度等方面來看，這些論文的水準不亞於美國一流研究機構發表的報告。」

除延攬海外學人歸國、訓練國內人才及發表多篇「擲地有聲」的報告外，中經院還主辦國際性經濟研討會，並開放給國內學者自由參加，例如：去年八月舉辦的「經濟展望會議」，有中外學者一百廿餘人參加；今年五月廿日，將舉辦「東亞國家通貨膨脹會議」，預計有歐、美、日、韓及我國學者一百五十人與會。此外，它並與中研院經研所合辦「中華經濟演講系列」，曾邀請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傅利曼、路易斯等世界有名的經濟學家來臺主講，對提昇國內經濟研究水準頗有助益。

圖1：台灣經濟研究所所長劉泰英說：「本所希望做政府與工商界的橋樑，增進雙方溝通與瞭解，俾有助國家經濟發展。（李影）

三所各有所司，但彼此相互配合

院內依研究主題又分為三所，但由於各種經濟現象都有關聯性，因此三所常合作進行研究，人員也常相互支援。

第一所研究大陸經濟。于副院長說明成立的理由：「一來我們最終的目標是要回大陸，對當地的經濟發展情形宜有所瞭解；二來中共一直號稱要以『經濟解放臺灣』，不斷設法在外貿上打擊我們，我們必須有所因應，並設法克敵制勝。因此特別針對大陸經濟進行研究。」

談到外貿上的競爭，第一所助理研究員嚴宗大分析：「大陸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最大競爭優勢，在於他們勞工充足、勞力便宜，生產成本較低。但大陸與自由世界隔絕了卅年，進步也停滯了卅年，因此工業相當落後，多輸出農、礦原料品與相當粗糙的輕工業產品；自由中國臺灣則多輸出加工後的半成品或成品，且已逐步走向資本與技術密集的高品質產品。二者經濟結構有相當差距，因此中國大陸目前還不是我們的競爭對手。」

他又說：「一九七○年代後期，中共推行『經濟現代化』，大力拓展出口貿易，甚至不惜採行『資本主義路線』，給予出口企業『經濟誘因』——准許保留一部分盈餘。顯示他們也瞭解，只有採行自由經濟，才能加速經濟成長。但這種做法，與共產主義基本理念相悖，中共只能實施一點皮毛，因此成效有限。臺灣的經濟發展原比大陸高出一截，且又能循自由經濟原則全力施為，所以他們趕上我們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圖2：台經所副所長吳志炎以為，經濟學家應做「前瞻性」的研究。（李影）

促使外貿市場分散，減少風險

也有人擔心，我國在外交上的逆境，會影響出口貿易。嚴宗大說：「民國六十八年間，中共曾要求美國國務院禁止標有『R．O．C』字樣的產品進口，但為美國所拒。此事說明，國際上的商業行為，都是在『利益取向』的原則下進行，與國家間有無正式邦交，並無多大關係。我們目前外貿上較大的威脅，並非來自大陸，而是新加坡、韓國等與我們開發程度相近的國家。」

國際經濟為第二所的研究範圍。所內十八位研究人員以地區分工，各自負責蒐集、研究「轄區」的商情。研究內容包括：當地所需產品種類、市場大小、人民的消費習慣（如歐洲地區居民喜歡高品質產品）、我國產品的競爭力……等。他們還與美、日等國研究機構建立「互惠」關係，彼此交換情報。

政治大學企管研究所博士候選人、中經院第二所助理研究員張東隆說：「以經濟觀點來看，全球是一個大市場，各國則是其下的小市場。市場間彼此交易頻繁，往來密切，任何小市場機能發生變故，便會引起『骨牌式』的連鎖反應。研究各國商情，可以找出變故與反應間的關係，以便由各種單一現象，推測國際經濟情勢可能產生的變動。臺灣屬海島型經濟，外貿依存度高達95％以上，國際經濟研究尤其重要。」

「研究國際經濟的另一目的，是建立一套完整的商情資料網，據以發掘值得開發的市場，將此資料提供政府及工商界參考。」張東隆說：「這樣可以促使我們的外貿市場分散，減少風險。」

連續四年多的世界經濟不景氣，造成各國產業蕭條，景氣何時復甦，成為全球關切的焦點。于副院長根據研究結果預測說：「美國從去年底開始有景氣復甦跡象，今年第一季成長率達4％，股票市場交易也日趨活絡。一般說來，美國景氣好轉，半年後會影響到臺灣。目前國內景氣也有復甦跡象：第一季工業生產成長率達5.6％，股票上漲、外銷訂單增多……，情況十分樂觀。」

圖3：台經所有許多珍貴的資料，圖中研究人員正在翻閱的資料為「世界各重要城市居民生活指數」，售價達新台幣十五萬元。（李影）

促使工業升級，加強外貿競爭能力

第三所研究臺灣經濟。副研究員張浩鈞說：「我們選擇國內最迫切的問題研究——如何促使工業升級與加強外貿競爭力。」

促使工業升級與加強外貿能力實為一體的兩面。目前我國正處於工業轉型期，一方面由於過去卅年的經濟發展，社會進步，使得工資上漲，在低價產品的市場上，無法再以低廉工資為競爭優勢；另一方面，技術與資本密集工業尚未發展成氣候，未能大量生產附加價值高的產品，在高價產品市場上，也未具競爭力；又遭逢世界經濟不景氣，出口更加困難。

要提高我國產品的競爭力，可由兩方面進行：對舊有工業增加投資，改用自動化機器，提高生產力，或開發高級產品，以平衡工資上漲；另一方面發展資訊、機械等策略性工業，也就是要盡快由勞力密集走向資本與技術密集工業。此外，還應發展大貿易商，加強銷售能力。

圖：台經所圖書館的圖書有許多是劉大中伉儷捐贈的，館中有他們的銅像，以資紀念。（李影）

全面檢討國內金融體系

要加速產業升級速度，須有經濟基本架構——金融體系、貨幣政策、關稅制度……等的配合。經濟問題經緯萬端，國內許多經濟基本架構極須檢討、改進，以建立新秩序；而中華經濟研究院第三所只有十幾名研究人員，難以全部顧及，只能擇重點研究。

「發展資本與技術密集工業，須有健全的金融體系配合，所以我們計畫全面檢討國內的金融體系。這項研究將討論政府的利率政策、如何建立貨幣市場與改善銀行效率、地下金融問題等。國內經濟研究尚屬起步階段，許多資料付諸闕如，舉例來說，標會是種很普遍的地下金融活動，但卻沒有人正式統計過究竟有多少標會人口、流動金額……，為力求精確、可靠，我們光是研究民間標會問題，就花費很多時間、精力，採用種種科學化的研究方法，從事調查、統計及建立基本資料。」于副院長說。

或許就是如此「慢工出細活」，中華經濟研究院發表的論文，「質」雖受到肯定，但「量」卻嫌不足。一般以為，該院研究偏重高層次的理論，如探討「對外貿易與經濟穩定」、「臺灣公私部門邊際資本產出效率、投資分配與經濟成長」、「中共糧食產量之推估」等，對許多國人關切的問題，如證券市場的運作規則、如何建立產銷秩序等，尚未觸及。

有些學者認為，這是由於該院院長蔣碩傑、第一所所長趙崗、第二所兼第三所所長侯繼明都在美任教，回國時間很少，難免對國內情形有點隔閡，而經濟現象絕不可能離開社會、政治、科技等方面而孤立，由他們領導研究，取材恐較難掌握國內需要。

大眾期望研究更實用的題目

于副院長對上述看法不以為然，他說：「現在資訊發達，院奡X位負責人雖長年在外，但國內任何動態，他們都能很快得知，不致有隔閡。而且他們人在海外，對網羅學人回國工作，及聘請國外知名教授來臺擔任客座研究員或演講，都有其便利之處。今年夏天，蔣院長將由康奈爾大學退休，以後會有較多時間待在國內。」

于副院長又說：「有關許多為大眾所關切的問題我們還未研究之事，我們並非不知道，只是目前尚無力顧及，因為本院成立時間尚短，研究人員不夠多，且大都還在訓練階段，許多基本檔案也正待建立。研究工作的成果要靠時間累積，現在仍屬起步階段，大約再過三年，我們的研究人員都能『獨立作戰』，基本資料也較齊全，就是我們一展雄風的時候了。」

中經院發表論文的態度十分慎重，若未掌握可靠數據，絕不輕易下斷論或發表。政府很倚重這些專家，召開有關會議時，常請他們列席發表意見，他們也總是殫精竭慮，貢獻所學，這是中經院對我國經濟發展一項無形的貢獻。目前經濟部一項關於投資環境規畫的研究，已決定委託中經院與臺灣經濟研究所共同負責。

臺灣經濟研究所創立已有七年

臺灣經濟研究所是國內第一個私人設立的經濟研究機構，由臺泥企業集團董事長辜振甫創辦。辜董事長素來深具使命感，認為企業家有其應負的社會責任，於民國六十五年由臺灣水泥及中國信託投資公司共同捐款新臺幣七千萬元，成立基金會，以基金孳息做為臺經所的經費。

臺經所首任所長亦為蔣碩傑博士，但因其長年在美，所務多由副所長劉泰英主持。中經院成立，蔣碩傑應聘為院長，臺經所所長曾由中央研究院院士費景漢繼任；去年底，劉泰英正式升任所長。

劉泰英為名經濟學家劉大中的得意門生，也曾是前財政部長李國鼎的手下大將。他曾在美援會（經建會前身）任職，然後出國深造。當時會裏願意讓他「留職停薪」，而他卻堅持要辭職。他說：「如果我能學有所成，對工作有助益，相信會裏扔會要我；屆時如果學無所成，我也無顏回到原崗位。我不願佔著一個位子，減少他人的工作機會。」

由劉所長當年不願「留職停薪」的做法，可看出他是個充滿自信和幹勁的人。臺經所在他領導下，雖然經費有限，發展卻相當快。目前該所有卅多位研究人員，和中經院一樣，他們多是國內經濟相關研究所畢業的碩士，經由這些年的訓練，多已能獨立作業。

研究人員多元化

臺經所成立之初，以研究總體經濟為主，隨著人員增加、編制擴大，基金孳息漸不敷支出，該所乃接受工商界委託作專案研究，收取費用，以求自給自足。中經院成立後，以研究總體經濟為主，為避免研究重複浪費，臺經所遂完全走向產業經濟的研究。目前基金會孳息只能供應臺經所經費的四分之一，其餘全靠接受委託研究的收入自給。

研究個別產業所遭遇的問題及解決之道，必須考慮該產業的市場、國內技術水準、所需投資金額、對外競爭力等問題，因此臺經所除了經濟學家外，還聘有工程、機械、企管等專業人員，參與研究工作。所內圖書資料也因此範圍較廣。劉所長要求經濟學者也閱讀工程、企管等方面的書。其他學門的人員也一樣。他並要大家多溝通、討論，希望每位研究人員除了具備一項專長外，對其他與工商業相關的科學，也能有所認識。

雖然如此，但產業種類多不勝數，且各有其專門之處，因此他們每回接受研究委託時，都還要與其他機構，如工業技術研究院、各顧問公司等合作。不久前，他們接受經濟部委託，評鑑臺灣電力公司的工作效率與收益情形，除聘請許多電力專家參與，還派員到日本電廠考察。

建立產業資料網，供銀行放款參考

除接受委託外，研究人員也依產業類別分組，各自進行資料蒐集與研究。劉所長說：「我們希望為各項產業建立可靠的背景資料，提供銀行做放款參考。由於缺乏完整的產業資料，銀行為求穩當，非有抵押品不肯放款。資料網建立後，銀行可知那個產業有前途，那個經營者有能力（可由以往公司的發展推斷），據以決定放款與否，不但有助於產業升級，也可使銀行經營現代化。」不久前，因財務結構不健全差點倒閉的三星螺帽公司，就因臺經所一份研究報告，指出其深具發展潛力，而獲得交通銀行的融資，解決了困難。

臺經所成立以來，做過許多深具實用價值的研究，如：「臺中港區域發展研究」、「南聯公司倉儲業務研究」、「投資有關手續研究」等，各自發揮了不同程度的效果，而其中規模最大、最為人熟知的，首推「大汽車廠的研究」。

民國六十八年間，臺經所向經建會提出「大汽車廠」研究計畫，得到經建會支持，並補助經費。一年後，臺經所提出報告，認為宜與國際知名大公司合作生產汽車，以引進技術，提高國內工業水準，且可借重其國際銷售網外銷。這份研究報告，經濟部長趙耀東予以採納，並已大力推動，開始執行。

設大汽車廠，臺經所做過通盤研究

去年底，經濟部與日本豐田株式會社簽約，由我國投資55％，豐田投資45％，合作大量生產小型客車。當時，社會各界對成立大汽車廠事爭議甚多，許多人對經濟部此舉心存疑慮，劉泰英則一直很篤定，他說：「我們有精確的研究為後盾，任何可能發生的情況，都已詳細考慮過，相信這是對我國十分有利的做法。」

劉所長分析：「根據『規模經濟』原則，一種車型，必須生產廿萬輛以上，才有利可圖；目前國內六家汽車廠生產廿二種型汽車，而每年總產量不到十五萬輛，且許多零組件均賴進口，非常不經濟。研究報告顯示，國內汽車生產成本偏高，約為直接從國外進口同種車型起岸價格（運到海關、尚未加關稅的售價）的二倍，這些費用轉嫁到消費者身上，使消費者蒙受損失。且政府為了保護國內汽車工業，長期限制整車進口，也犧牲許多稅收。所以我們主張建立一個合乎『經濟規模』的大汽車廠。」

但國內有些學者專家認為：由我國過去與日本合作的經驗來看，日人太會做生意，與他們合作，恐難達引進技術的目的，反而可能大權旁落，使我們的大汽車廠淪為豐田的一個「分廠」。

劉所長說：「這項合約談判了兩年多，中日雙方已就所有細節進行討論，並在合約上明白規定，如一年派多少人到豐田總廠受訓、逐年增加使用國內所產零件的比率等，可謂顧慮周詳、鉅細靡遺，國人實可不必擔心。」

交通擁擠，原因不只在汽車數量多

還有人認為，近來國內六家汽車廠的設備利用率僅65％，營運狀況不佳，此時設大汽車廠，對他們會是一個很大的打擊。

對於這一點，劉所長以為，設立大汽車廠，可建立國內汽車零組件工業，這些零組件亦可供這六家汽車廠使用，不須再依靠進口，可使他們的生產成本降低。而且有刺激才有進步，現在距大汽車廠全額生產還有十年，業者可利用這樣長的一段時間進行研究發展，提高自製率，加強競爭能力，將來還是大有可為。

大汽車廠預計十年內達到年產卅萬輛車的目標，其中半數內銷，半數由豐田株式會社負責外銷。很多人擔心，國內目前的交通情形已相當擁擠，上下班時間常呈飽和現象，將來這些車輛加入，恐怕會「寸步難行」。

劉所長說：「車輛是否過多，應由道路面積與車輛數目的比率來看，國內交通擁擠現象以臺北市最嚴重，但臺北市單位道路面積的車輛數隻有東京、漢城的一半左右，卻顯得比東京、漢城擁擠。所以主要原因並不是車子數量太多，而是交通系統的設計有待改進。」

他又指出，交通問題應由改善道路設計、採用電腦號誌、加強民眾法治觀念、嚴格取締違規者等方式解決，不該因此阻撓國家工業升級。而且將來汽車需求量增多，可使政府稅收大量增加，政府還可利用這些稅收擴建道路、興築高速公路及捷運系統等，應可有助徹底解決交通問題。

發揮橋樑功能，促進整體發展

大汽車廠的研究計畫，臺經所在五年前即提出，迄今才開始執行，劉所長說：「經濟學家的眼光，必定要比一般人看得遠，要能做『前瞻性』的研究。」

在做「前瞻性」研究的前提下，臺經所目前致力研討「整廠輸出」的有關問題。整廠輸出是技術與產品的聯合輸出，內容包括：輸出一所工廠所需的機器設備、協助輸入國建廠與安裝、訓練人才、建立制度、傳授操作技術及機械保養方法等，甚且還要幫它取得設廠資金。我國部分產業，如紡織、水泥等已開始發展整廠輸出，去年輸出金額達四億多美元。若非某些現行法規、制度的侷限，以我國的工業水準，應有更好的成績。隨著工業水準提高，未來整廠輸出在我國經濟發展上，將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臺經所副所長吳志炎說：「整廠輸出牽涉到的因素很多，如工業技術水準、銀行在融資方面的配合、市場商情（如那些地區可以進行那些項目的整廠輸出）……等，這些都在我們研究之列。」

目前臺經所除了把研究成果提供政府為施政參考外，並提供給工商界——只要繳交會費、加入為會員，就可定期收到該所發表的論文。該所不僅是單純的學術研究機構，也充分發揮服務的功能。

他們的「服務」還不僅止於此。由於所內專家常與業者接觸，對業者的需要及困難都相當瞭解，他們常利用應邀參加政府財經會議的機會，將這些情形反映給政府。劉所長說：「我們願意做為政府與工商界的橋樑，希望藉此增進溝通與瞭解，俾有助整體經濟的發展。」

做好研究工作，實行科學化決策

除中華經濟研究院與臺灣經濟研究所外，目前國內還有許多性質相近的研究機構，如：環球經濟社、中華徵信社等，都為工商業者提供商情、市場調查及景氣預測等收費服務。從這類機構的不斷增加，且營運情況均相當不錯的情形來看，國內工商界已逐漸懂得利用科學方法，做理性的判斷與規畫。

這是未來國內工商界必然要走的方向。中華經濟研究院于副院長說：「這也是促使我國經濟繼續成長的唯一途徑。由於我們過去的『一帆風順』，使許多人忽略研究的重要性。現在大家必須建立一個共識，就是我們的生活水準已經提高了、勞力已經貴了，再也無法退回以前的條件，要求生存、求發展，只有走向現代化生產、企業化經營與科學化決策一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