錦歌繁弦夢一場──「秀場文化」話滄桑

過去一年，流行音樂市場最大的特色，就是大批民國六、七十年代的著名歌手，紛紛復出舉辦個人演唱會；從歐陽菲菲、美黛、費玉清、謝雷、蘇芮、鳳飛飛、余天、蔡琴、齊豫，一直到最近的甄妮，昔日巨星輪番上陣，場場爆滿，成功挑逗起中生代歌迷們的懷舊情緒。比起那些快速竄紅後又突然消失的年輕偶像歌手，這些演唱生涯超過三十年的資深藝人，受到歌迷忠誠而熱烈歡迎的程度，可說有過之而無不及。

資深藝人紛紛復出，不由讓人想起早年國內歌廳風光繁華的一面；從清茶一杯，純聽歌開始，到其後歌廳、餐廳秀、紅包場大量興起，最興盛時全台有二、三百家各式秀場，遍布大小城鎮；藝人忙著趕場，南北奔波，荷包永遠是鼓鼓的，因為愛看他們表演的小市民眾多，藝人不怕沒有場地表演，只怕沒有時間和體力。秀場，才是藝人真正維持聲名於不墜、大發利市的地方。

燈火初上，弦歌聲起

台灣的秀場歷史悠久，從最簡陋的搭棚、固定場地演出，到有著水晶舞台、伸展台的豪華秀場，中間幾度變化。隨著時代轉變，聽歌者也各有所好，與藝人互動密切；在滿場掌聲、吆喝聲、噓聲外，日後還加入黑社會鬧場的槍聲，讓社會大眾看得一頭霧水，原本單純聽歌的娛樂竟有如此複雜的一面，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演唱「山東曼波」、「甘蔗與高梁」出名的老牌藝人王菲，是台灣第一代歌廳歌手。他表示，民國三十八年，國民政府撤退來台，經濟蕭條，百廢待舉，一般民眾收入微薄，唯一的消遣就是到螢橋（現為台北通往永和的中正橋）附近沿淡水河畔的露天茶室聽歌，「現場沒有柔和的燈光，只擺設簡單的桌椅，但在晚風相送的暮色中，傾聽台上輕柔歌聲，另有一番風味。」

茶室現場不賣門票只賣茶，一杯茶五角，經濟實惠。因此，每當夕陽西下，每家歌場均坐滿了飲茶聽歌的人。全盛時期有二十餘家露天歌廳，估計每天會湧來四、五千名聽眾，演唱的都是早年上海時期流行的歌曲。

王菲說，當時許多外省軍公教人員離鄉背井來到台灣，很想念家鄉，又無法抒解心中的愁緒，而嗓音嗲媚、吳儂軟語的國語歌，正好填補了他們思鄉的情懷。因此，許多外省民眾天天到歌場報到，聽女歌手模倣、翻唱周璇、白光、李香蘭在上海唱紅的歌。「那時比較有名的歌手有蓓杰、蓓紅、蓓琪等來自上海十里洋場的歌舞女郎，她們都曾名噪一時，」王菲回憶當年的情景說。

轉移陣地，開枝散葉

可惜，淡水河邊夜夜笙歌，吵得水門外的居民寢食不安，繼而群起攻之，並向警察申訴，引起水利局重視，最後下令不許業者在此地搭棚唱歌。於是茶棚拆了，群星也散了；然而她們的歌聲並沒有停止。民國四十四年，台北市中華路最先出現了不受風吹雨打、不必看天吃飯的「蓮園」，靠著歌迷的口耳相傳，生意一天比一天好。

沒有多久，緊鄰中華路的成都路、衡陽路、西寧南路，相繼成立了「康樂」、「自由之音」、「京都」等歌場，歌廳規模初具，每場聽眾約為二、三百人，入場券包括喝茶在內，約為三、四元新台幣。名歌手則增加了高梅影、高曼麗、趙莉莉和原住民歌手派娜娜，延續了台北歌壇的風光。

另有一些歌手，則選擇離開台北，到台中、高雄、台南等地方跑碼頭，為歌場開創新路，也影響了中南部的少女，投身到國語歌曲的陣營，形成氣候後，再與老前輩一較長短。像霜華、雪華姊妹就是從南部唱到台北，最後又到香港發展。

這段時間，歌廳開業與關門的變動幅度很大，全盛時期單是台北就有十餘家，但多數因經營不善而紛紛歇業，到了民國四十七、八年，只剩下漢口街的「朝陽樓」還在苦撐。

為了吸引民眾進場聽歌，香港名歌手一度被引進台灣駐唱，一唱就是二、三個月，抒情歌后崔萍就是其中的佼佼者。經她唱過的「夢裡相思」、「我的一顆心」、「姐兒甜如蜜」、「南屏晚鐘」等歌，無不風靡一時。

民國四十九年到五十一年，歌廳再度興旺。去年歌唱生涯屆滿四十年的老牌歌手美黛，就是在這段期間陸續在「朝陽樓」、「萬國聯誼社」、「金門飯店」駐唱。美黛表示，當時歌廳突增，歌手頓感不足，因此稍有名氣的歌手，每晚必須趕赴三至五家歌廳獻唱，這就是「跑場」的開始。在這之前，歌手固定在一家駐唱，歌迷也固定在一家捧場，賓主關係單純，大家都可以盡興，但「跑場」風氣一開，秀場文化也隨之丕變。

熱情「追星族」

民國五十一年雙十節台視開播，由慎芝、關華石製作的歌唱節目《群星會》，正式在螢光幕上亮相，從此國語流行歌曲邁向嶄新的境界。透過電視無遠弗屆的傳播，使大眾對歌手及聽歌的興趣大增，進而希望一睹歌手的「廬山真面目」，於是創造了到歌廳聽歌的消費慾望。

民國五十二年踏入歌壇，經常在《群星會》中演唱的張琪表示，以前到歌廳聽歌的絕大部分是男性，自從電視開播後，大大增加了歌手的知名度，「明星」、「歌星」的稱呼也開始興起，再加上歌廳適時打出「電視紅星」的宣傳廣告，果然吸引了以家庭主婦及未婚女子為主的新歌迷上歌廳聽歌，男男女女共處一室聽歌同歡，這是以往未有的現象。

歌手的地位提高，待遇也跟著上漲，當然消費者就得破財了，初期的歌廳消費額是台幣二十元，到了民國五十五、六年，門票漲到五十元。此時歌手不足的問題仍未解決，導致經常趕場的歌手，體力不支，不是嚴重遲到，就是臨時請假，讓買票進場的歌迷頗有怨言。

「盈淚歌后」姚蘇蓉就曾發生趕場過度，無法準時到場演唱，導致與舞台伴奏人員發生衝突拂袖而去，引起樂團極度不滿，台北市的樂師聯手拒絕為姚伴奏。此事經過媒體報導後，原本就不滿歌手頻頻趕場的歌迷更是熱情減退，歌廳生意下降不少。

為了挽回聲譽，歌廳不惜重金禮聘香港著名歌手前來獻藝，崔萍、顧媚、潘秀瓊、董佩佩、張伊雯都被請來助陣。民國五十六年，第一酒店還把紅透半邊天的凌波請回來，與席靜婷搭檔演出一個月的《梁祝》，造成轟動。

此時，歌廳愈開愈多，歌手也漸漸增加，相對地便感到歌曲越來越少，唱來唱去老是那幾首歌，被歌迷譏為「好像每晚都在舉辦歌唱比賽似的。」幸好本土培養的作曲人駱明道、左宏元、劉家昌，以及作詞家莊奴、慎芝出現了，使得一向依賴「港援」的國語歌壇逐漸自給自足，尤其「今天不回家」、「往事只能回味」等暢銷曲的出現，不但樹立了台灣歌壇的鮮明風格，還進一步紅遍華人地區。

民國六十年，政府推行十大革新運動，一度禁止公務人員進入歌廳，後來經過一些本身就是歌迷的老國代、立委據理力爭，認為聽歌只是生活上的一種消遣，談不上奢靡，未久禁令解除，聽歌風氣更甚以往，成為大眾最愛的娛樂之一。

加色加料的走味歌聲

「那是歌廳最輝煌的歲月，」至今仍活躍舞台，經常應邀出國演唱的青山回首往事時表示，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每天都有應接不暇的邀請，不但全台跑透透，東南亞、香港，甚至美國也去演唱好幾次，台灣出來的歌星成了演唱會的票房保證。

隨著時代在變，聽歌的性質也有了很大的改變。以往歌迷純粹是因為喜歡聽歌、偏愛某人的歌藝才買票進場，但是隨著社會風氣日趨浮華，純聽歌已經不能滿足消費者，業者於是加入五花八門的節目，如歌唱劇、喜鬧劇，加上主持人「插科打諢」的訪問，甚至有意無意加入一些「黃色笑話」，搏君一笑。長期下來，難免走火入魔，歌廳變成開黃腔的場所。

民國六十七年九月中旬，鳳飛飛在台中酒店演唱時，因主持人亂開黃腔，鳳飛飛難辭其責，被演藝人員自律評議委員會裁決「歌監」三個月，並且停止一切演出。當時，鳳飛飛正在中視主持《一道彩虹》，這段時間只能靠其他藝人代打，節目差點遭到腰斬的命運。

除了藝人愛開黃腔，歌迷的組成也略有轉變，加入不少中生代的本省籍歌迷，聽歌的喜好不盡相同。在激烈競爭下，出現許多「鼓掌群」，各自擁護自己喜歡的歌手。歌唱時一群群分坐不同的角落，以鼓掌、叫好和歡呼等動作為特定的歌手造勢，等歌手唱完轉場時，這群支持者也隨之離席，到下一個歌廳繼續鼓掌造勢。

在這種情況下，不時發生不同陣營的「鼓掌群」彼此叫陣、鬧場，進而互毆的混亂情形，讓純聽歌的消費者望而卻步。

民歌手的春天

歌廳紛擾不斷，而「餐廳秀」的出現，更對歌廳榮景造成重擊。事實上，早在歌廳生意大行其道時，台北市的西餐廳已經開始「挾帶」小型的現場演唱；通常是由一些不出名的歌手，以簡單的樂器做現場表演，以演唱西洋歌曲及民歌為主。初期並未引起歌廳業者的注意，但時間一久，餐廳駐唱的規模愈來愈大，且逾時營業，還有不肖份子把色情也帶進來，這種情況以中南部的西餐廳較為嚴重，讓歌廳的生意飽受威脅，業者紛紛向有關單位反映。

民國六十四年，當時的台灣省政府及台北市先後公告禁止流動性樂隊進入餐廳演唱，但成效有限。民國六十六年，餐廳違規歌唱愈來愈嚴重，包括台北市各歌廳、夜總會等邀請有關單位開會研商，呼籲依法取締，然而如火如荼的取締行動只維持了一個月，其後反倒變本加厲，整個台北市幾乎家家餐廳都有樂隊伴奏、歌手演唱，趨勢如此，歌廳也只有黯然敗下陣來。

分析餐廳演唱形成氣候的主要原因，是價格較便宜，這是歌廳最大的致命傷。例如台北市的歌廳稅捐，係按照每張票價的百分之三十徵收，以當時一張八十元的票價計算，扣除百分之三十的稅捐，再扣掉付給歌星及工作人員的酬勞，票房好時尚可維持，如碰上不賣座，就要蝕老本。當時劉文正的酬勞一天三場秀就索價十二萬元，鳳飛飛與崔苔菁十五萬元，歐陽菲菲除了本人要拿十八萬元之外，還有她的私人樂隊，按編制的不同另付酬勞。這些費用全部轉嫁到消費者身上，門票怎麼可能便宜？

其次，西餐廳的座位也比歌廳舒服，且供應餐飲，邊吃邊看，適合全家光臨，不像歌廳只供應茶水。民國七十年政策大轉彎，餐廳演唱的禁令終於解除，一時間，如雨後春筍般的「餐廳秀」席捲全台，獨領風騷。而經營多年的歌廳，除了極少數業者還在苦撐外，可說是大勢已去，被迫淡出歷史舞台了。

豪華聲光秀

據秀場人士統計，「餐廳秀」最風光的時候，全台共有二、三百家。排場大的餐廳投下鉅資，大肆裝潢，音響、燈光之外，再加上伸展台、升降台、雷射、乾冰，還有價值數百萬的鋼琴，豪華到了極點。

西餐廳開禁前，各餐廳安排的節目，大都是民歌手及未領歌星證的小牌歌手，節目費用相當低廉。開禁後，各家紛紛以高價邀請中大牌歌星表演，連知名演員也成為秀場積極爭取的對象。這些演員通常都是因為一齣連續劇受到歡迎，立刻被秀場高價延攬：劉雪華、潘迎紫、金素梅、林以真、劉德凱、寇世勳、何家勁等都因此從螢光幕前躍進秀場。其實不少演員的歌藝並不出色，只能靠豪華的秀服及舞群取勝，滿足觀眾的視覺享受與「追星」的慾望。

除了電視演員，電影界的紅星也是秀場拉攏的目標，像林青霞、鍾楚紅、王祖賢、趙雅芝、馮寶寶這些著名演員，都在銀彈攻勢下，一一被秀場網羅；其中以鍾楚紅的價碼最高，在民國七十八年時，還曾創下演唱一星期，酬勞四百萬台幣的天價，等於她當時的一部片酬。節目費用大幅上升，秀場票價也水漲船高，甚至比當年的歌廳還要貴。

不僅大牌藝人收入驚人，連負責在歌手後面的伴舞人員，薪水也很可觀。以《黑狗來了》一片獲得本屆金馬獎最佳女配角的林秀美透露，民國七十二年，她為藍心湄的秀擔任伴舞，除了服裝、三餐由藍心湄負責外，每個月還可以領到四、五萬元的收入，日子過得十分闊綽。

槍聲伴歌聲

可惜，餐廳秀的榮景維持並不長久。民國七十五年，被國內藝人公認最佳作秀場地、且有台北最大餐廳秀場之稱的「東王西餐廳」，抵擋不住長期虧損，宣布停業，兩個月後東王又在台北後火車站重新開幕，但做了兩檔又停止營業，從此未再復出。這個警訊似乎沒有嚇跑西餐業者，不久又有更大型的秀場在台北登場，但同樣難逃虧損連連的厄運。直到民國八十年，餐廳秀才正式畫上句點。

有人批評餐廳秀會走入歷史，除了門票貴的嚇人外，藝人的本領其實有限，往往一套節目走天下，主持人更是年年都講同樣的笑話，十分乏味，看一次就綽綽有餘，沒有必要看第二遍。其次，從民國七十四年起，「歌廳秀」、「西餐廳秀」的錄影帶大量流向市場，這些原本要付出高昂票價才能看見的藝人表演，如今租捲錄影帶就可以在家裡欣賞，藝人過度曝光，也失去了吸引力。

此外，秀場頻傳被黑社會人士把持，紛爭不斷的事件不時登上報紙的社會版，如民國七十二年，高凌風因為秀場糾紛與人結怨，之後他到高雄作秀時，被黑道大哥楊雙伍開槍射傷，這件新聞轟動全台，不少人把秀場當成龍蛇混雜的是非之地，看秀的興致因而降低。

期盼東山再起

在餐廳秀繁華逐漸褪色的當兒，專為喜愛聽老歌的歌迷開設的「老人歌廳」──紅包場──出現了。紅包場專門撫慰寂寥老人的心，一曲「恨不鍾情在當年」、「明月千里寄相思」、「癡癡地等」，不知喚起多少老人的年輕回憶。紅包場客人多是退休民意代表、高階警官、國軍將領、公教人員等，可謂藏龍臥虎。

紅包場最讓人流連忘返的，則是歌手習慣下台來跟在座的叔叔伯伯們噓寒問暖，同時接受客人致贈的紅包。每一聲問候，每一份紅包，都代表了一種情意；是虛情假意也好，是真情流露也好，這就是紅包場的主客文化。根據報載，民國七十年代中期，每天穿梭在全台紅包場的客人有三萬多人，促使紅包場的家數快速增加，最多時高達近二十家。

可惜好景不長，政府開放國人到大陸探親、觀光後，許多老榮民把積蓄帶到大陸花費，因此沒有多餘的錢去捧紅包場；再加上喜歡聽老歌的老榮民或退休公務人員日漸凋零，人客日稀，紅包場也逐漸變成歷史名詞。

無論是在露天的橋下聽歌，或是在歌廳、餐廳、紅包場看表演，純聽歌的歲月似乎已經遠去。然而過去一年，大批資深藝人重現江湖，在大型豪華舞台上載歌載舞，吸引了無數歌迷前往捧場，這是否意味著那段令人懷念的聽歌歲月又將捲土重來？誰也不知道，只能靜待時間證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