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楊版資治通鑑

研究中國歷史的學者，一向有所謂「史學兩司馬」之說，公認《史記》和《資治通鑑》，是中國史學上兩部最偉大的著作。以著述《通鑑》的司馬光和作《史記》的司馬遷並列，視為中國史學的兩個瑰寶。

由於司馬遷的書，屬於私人著作，無官方資料可用，材料蒐集不易；又因其時尚未發明紙張，寫作時簡帛並行，極其繁重艱難。而到北宋時的司馬光，則有眾多人力可供驅策，現成史料也很多，採擷甚易，遭遇的困難較少。

不過，兩書最大不同處在其創作動機。司馬遷作《史記》為實現個人抱負，「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期望書成之後，「藏諸名山，傳之其人」。而司馬光的《通鑑》則負有政治使命，其寫作風格與目的，全在「藉前人之史以資治」，他廣搜公私作品達三百廿二種，從中擷取歷史教訓，然後呈給皇帝，供作處理國事的鑑戒。

作者：司馬光
譯者：柏楊
出版者：遠流
定價：平裝本72冊
特價8400元

中國式權力遊戲

正因為有此「藉前史以資治」的著作動機，所以自《通鑑》刊行後，歷元、明、清諸朝，均為上書房帝師所必講，為歷代皇太子所必讀，成為皇帝訓練班必修的課程。

可惜歷代皇帝讀了《通鑑》之後所能得到的功效很有限，昏君依然是昏君，顢頇的帝王顢頇如故。

這些不能接受歷史教訓的昏君，絕大多數屬於承襲父祖之餘蔭者，很少是創業帝王。創業帝王在改朝換代中都身經百戰，是從亂世崛起的領袖人物，少見昏庸之輩。

而歷史儘管對帝王的功用有限，《通鑑》不見得能「資」皇帝之「治」；但對一般小民而言，卻是不折不扣的一面鏡子。

讀歷史究竟有什麼好處？除了興趣之外，知識的增廣可以讓人眼界大開、心胸曠達，學會做正確的判斷，真正地達到孔子所說的「不惑」。

從這個觀點看來，柏楊將艱深難懂的古籍《資治通鑑》譯成現代語文，讓國人能直接閱讀通鑑的豐富內容，對於幫助國人瞭解我國歷史文化，具有重大意義。

讀史為那般？

坊間不少出版社以謀略學、權力遊戲角度來促銷歷史古籍，譬如「現代帝王學」、「商戰」等，都是基於商業的考慮，但也反映出現代人急功好利的一面。我是傾向從傳統角度來看史，正如連雅堂在《台灣通史》序中提及：「古之欲亡人國者，必先亡其史。」不重視歷史的國家或民族，是不會有希望的。

事實上，柏楊作的不只是將《資治通鑑》翻譯成白話文，而是「重製」《資治通鑑》。他同時還做了幾項考訂增補工作：地名今註、官名今譯，告訴我們什麼是「司徒」、「太常卿」，用現代國家政治職位，加以說明。

在司馬光完成《資治通鑑》之前，中國正史只有十七史，但是從宋朝到今天九百多年，陸續有不少史料出現，在這其間，只要司馬光沒有提及，而柏楊認為有助於充實內容者，他都補充進去。譬如揚雄的《法言》、王夫之的《讀通鑑論》及梁啟超等的著作，只要他認為足以加強瞭解當時歷史的部分，都加以譯注。

抱持懷疑精神

《柏揚版資治通鑑》另一個重要特色是，其中約有八百多則「柏楊曰」，在這部分他表達了個人對歷史的觀點。和司馬光「臣光曰」對史事人物的臧否，同時存在。

我們可以看到柏楊嚴厲抨擊儒家思想，和司馬光的衛道想法，各有千秋，讀者可以自己判斷孰是孰非。舉個例子來說，當司馬光寫到南北朝時有位皇帝六歲就即位，當天，顧命大臣看到這六歲小皇帝在哭，就問他為什麼哭？小皇帝說他想起先帝創業之艱難、自己負擔社稷重任，因此感懷萬千，而忍不住要痛哭流涕。柏楊就在旁批註，這不是六歲小孩說的話，而是六十歲「文妖」說的話。事實上如此，我想任何人都會有所懷疑。

此外，在出版社計畫長遠的行銷策略下，每月發行一冊，使作者和讀者形成互動關係，讓讀者對《柏楊版資治通鑑》提出疑問，互相討論歷史難題。柏楊沒有傳統知識分子文人相輕的身段，在「通鑑廣場」的回信中，一再地感謝讀者給他的寶貴意見，接受指教。

畢竟一人的智慧有限，透過「通鑑廣場」，等於有數萬名讀者一起幫他校訂此書，不斷地訂正錯誤。

司馬光完成《資治通鑑》，等於是拿國家預算，有皇帝作後盾，一批人集體工作；如果今天是某學術機構動員五十人，花十年時間完成譯注，不足稱奇。柏楊是在沒有人、沒有經費的情況下，靠他的毅力和承緒古聖先賢經驗智慧的使命感發憤著書，因此我們才認為這是華人學界的一件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