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草荒原依偎在洪澤湖東岸,安然的沉睡著,沒有什麼能驚醒它的甜夢;金兵的戰鼓,蒙古族撼野的馬蹄,張獻忠和李闖的流寇,洪楊的長毛妖兵,都曾踩過那片荒野,但消失在它一呼一吸之間;上漲的湖水會洗淨腥羶,馬蹄和血跡空留下歷史的嘆息。它只是朝天裸露著黃沙沌沌的胸膛、沐浴陽光和風雨,翼護著它懷中的子民。」
這是《荒原》的第一章「荒原傳說」。
高雄大樹鄉一間無處不漏水的破竹屋裡,剛剛與吳慶璋結婚的吳延玫,夜夜伏在一方破桌上,他的筆被腦子裡的故事追逐著,文字咻咻飛出落在紙上。
那年是1952年,隨國民黨軍隊來台3年的吳延玫才剛滿19歲,他給自己取了個「以(司馬遷)史筆躍馬中原」,充滿民族意識以及使命感的筆名——「司馬中原」。隔年司馬中原完成20萬字的長篇小說《荒原》初稿,但一直到1959年才由皇冠雜誌社印行出版。
司馬中原(中)幽默隨和,在文壇交遊廣闊,交友無數。圖為1969年他與文友環島座談時合影,右一為詩人?弦,右二為作家朱西寧,左一為林海音。
此後司馬中原一本書接續一本書「拚命寫下去」,從以抗日戰爭為主的現代文學、自傳式小說,到鄉野傳奇、靈異故事再到童話,半個世紀之後,風雲時代推出新版「司馬中原精品集」,台大名譽教授齊邦媛為之寫了一篇挾情俱理的總論。其中《荒原》,這本當年令齊邦媛讀時怦然心動、「書中土地人物久久不能去懷」的小說,不僅是文學界公認的司馬中原代表作,其濃郁的地域色彩、活靈活現的鄉野軼聞、及以窮鄉僻壤小百姓生活為描繪對象的寫作內容,亦成了日後司馬中原最鮮明的招牌風格。
重新面對《荒原》、《狂風沙》,在齊老師,那是一種「竟不知從何說起」的文學情懷:「司馬中原這一系列魅力強烈的小說,好似一位多年難忘的老友,突然站在最新的熱鬧街口,等待那有秒數的綠燈亮了,即將穿過車潮勉強讓你行走的那條線,前來與我們重逢。」
前來重逢的司馬中原,77快78歲了,仍舊一身素樸唐裝,優雅而自在。10年前完成《最後的反攻》之後,他已不寫小說,也不講鬼故事了。他現在最重要的角色,是擔任台灣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老師,教授四書五經、文史哲學——「司馬大師文化講座」、「司馬大師文學講座」,一班最多250名學生,晚了只有抱憾向隅的份。
但司馬中原永遠是文學界的司馬中原,也是講鬼故事的司馬中原。藝人郭子乾有段時間模仿他講鬼故事,一句「中國人怕鬼,西洋人也怕鬼,全世界的人都怕鬼,恐怖喔!」紅遍街頭巷尾。
司馬中原有一肚子的鬼故事,但面對公眾,他只選取具有正面意義的講,「鬼故事不是來嚇人的,它訓練人的膽量,訓練人不要心懷不軌,不能有邪念,這對人生有很大幫助。」
司馬中原文思跳盪、想像力無窮,書法日課卻端整認真,硬筆字一筆一劃寫在稿紙上,既訓練自己靜定,也表示對別人的尊重。
這10年,他的閱讀範圍已從文學作品擴大到文史哲、政治、經濟、自然科學,「希望多認識我們所屬於的時代,把書本知識和眼前的生活知識聯繫起來。」
相對於一身不變的唐裝,司馬中原的腦袋不斷更新。
他還繼續為孩子寫童話,隨口一說就是一個故事:
全球暖化後,蜜蜂神秘的消失了,專家也不知所以。全世界蜂蜜消費大國美國便轉向東南亞國家採購蜂蜜。新加坡為了大量生產蜂蜜,做了一番調查,發現它的蜂蜜產量不如中國大陸,中國大陸各省中,又以內蒙古蜂蜜產量最高,是新加坡的4倍之多。品種想必決定產量,於是新加坡便以高價向內蒙古購買蜜蜂,養蜂第一年成功了,蜂蜜產量大增,但第二年開始遞減,到第四年,產量下降到和之前一模一樣。這是為什麼?
研究的結果發現,蜜蜂很有危機意識,牠們之所以拚命採蜜,是為了度過一個長長的冬天,不採蜜就餓肚子。而新加坡沒有冬天,第一年蜜蜂搞不清楚情況,飛到東飛到西,勤勞的採蜜,第三年、第四年,牠們終於學習到了,這裡四季花開,可以每天吃飽了就回家睡覺,快快樂樂過著沒有冬天的一生。
「這故事用到了生物學、植物學、花粉學,但主要還是想透過它指出一個現象,台灣的孩子要吃什麼有什麼,結果小胖子越來越多,」新世代口中的「司馬爺爺」認為,講童話故事必須了解孩子的處境,也要激發孩子的靈感,把營養,以及真正的涵義,包裹在甜甜的糖衣裡。
從史詩般的文學巨著到輕鬆活潑的傳奇小品,司馬中原都游刃有餘,他的螢幕「說鬼」更已成台灣文壇一絕。
而身體為靈魂之殿宇。如果有人每天大清晨看見一名身形健朗的「年輕老人」疾走於辛亥路,翻過隧道上方步道一路往吳興街去,再循原路回來,那準是司馬中原。既然戒不掉視為「維他命」的煙和酒,他便努力運動以求平衡,每日4點50分即起,佩戴計步器健走,王品董事長戴勝益要求員工日行1萬步,司馬爺爺每天走3萬5,000步,「連寄信也要走上3公里」,他也靜坐、調息及少食以養生。
運動、打坐、讀書、上課、寫作,上南門市場打點小菜,臥病的妻子吃飯洗澡都無法自理,司馬中原也沒請看護,一切自己來,甘心情願。司馬中原的「老後生活」恐怕比內蒙古的蜜蜂更忙碌更勤快,他就這樣過日子,可以連續工作12小時不打瞌睡。
吳融哲,司馬中原小兒子,赴美留學從事電腦工作27年後返回台灣,他先為母親寫了一本回憶錄《時代女》,裝禎樸素,印行300冊以傳諸家族。接下來的文字工程更艱鉅浩大——他要為父親寫回憶錄。
司馬中原回憶錄,那肯定是重量級的。
從細瘦少年到精神矍鑠的老者,司馬中原的著作已達百種以上,至今猶勤寫不輟。
開寫《荒原》那年,司馬中原才19歲,不過大學2年級的年紀,比起傾城才女張愛玲發表〈沉香屑:第一爐香〉的23歲還小了4歲。張愛玲讀上海聖瑪利亞女中、香港大學,但司馬中原沒有受過正式教育,草一樣野生野長,四處流浪,即使用「天才小說家」都還不夠傳達其神奇。
齊老師則稱司馬為「天生的說故事者」,「任何故事到了他耳裡都可能生出飛翔的翅膀」,斷言他如果生在富裕年代,飽讀詩書,也許可能寫出像湯瑪斯曼《魔山》那樣的書。
如果生在富裕年代,沒有戰火帶來的顛沛流離,司馬中原的人生自然是另一種版本:「依我的個性,大約是個小開,遛遛鳥,泡泡澡堂子,茶館裡蹺二郎腿聽說書,說不定娶大小老婆之類的,就這樣過一輩子,」司馬中原吐出一口煙,半開玩笑半認真。
最起碼,司馬中原說,他最卑微的夢就是在洪澤湖東岸的沼澤地,安守家宅,學習耕作,做一個農民。
然而他的天賦異稟在被一個苦難的時代燒過淹過攆過壓過之後,竟然走到了一個夢想無法抵達的所在,必須以文字傾洩其魔幻寫實一般的際遇。
夫妻兩都是性情中人,坦誠無私為對方著想。至今吳家仍有吳慶璋青梅竹馬時有緣無份的情人楊遷武的牌位,晨昏一柱香,用人情義理的堅貞與醇厚,力抗大時代的離亂悲慟。
司馬中原天賦異稟,這要分兩方面來說,一是他從小具有「過耳╱目不忘」、宛如錄影機的記憶力,小時候大量聽過的說書、講古,看過的野台戲,他都能重複搬演。他有太精細的記憶,記憶又轉化成洶湧的思想和感受,於是對認文識字便生出莫名的饑渴,沒入私塾前就可以自讀通俗演義,接著又接觸新文學作品。
這稟賦至今一分未減。有一次爾雅負責人隱地問道:「司馬先生,你為什麼不寫一甲子文壇交遊錄?」他想想也對,年輕時跑過台灣南部7大鄉鎮,海陸空3軍,上下4代,「軍中作家」無一不識,於是有一夜,秋雨瀟瀟,他便開始列名字,單單已過世的,男的就列出七百六十多位,女的一百多,「我想這書是寫不下去了!」只好擲筆一嘆。
還有一種天賦——司馬中原天生具有某種「通靈」體質,可以與另一個次元的世界接觸。
1991年三毛自殺那天,半夜2點03分,當時妻子去美國,他一個人睡,忽然一陣風,窗簾飄飄,棉被微微浮起,然後三毛來搖著他的床說:「我不能吃你的飯了!」——幾天前司馬中原邀三毛吃飯,卻不知她生病住院,找不到人。
類似的經驗,司馬中原幾天幾夜都說不完,也已經不大願意說。太多人總是向他請教「靈魂出竅」,他寧可把它當成一種文學的隱喻,「我的心長了翅膀,飛到唐朝,和古人交朋友,我已非本我,本我已擴大,這就是我的靈魂出竅。」
他一出生就記得自己的前世,是一個童養媳;9個月大當他開口說前世故事,左鄰右舍都當他是「妖怪投胎」,這某種程度解釋了今生今世的求知若渴。
在充滿魅惑力的鄉野氛圍中,如實顯露出古老中國的誠樸與狡儈、偉大與卑賤,是司馬中原早期代表作《狂風沙》、《荒原》的特色。
那樣的奇異稟賦遇上了一個戰亂、飢餓、傷殘、死亡的時代。當戰爭席捲過來,生活的核心便是逃,逃土匪逃日本兵。6歲逃到外婆家,10歲逃到一個叫施家槍樓的村莊,「我的幼稚園就是台兒莊戰場!」有一段時間與家人失散,結果被57軍收容,在一所美國教會創辦的醫院為護士遞棉花。15歲加入國軍,第二年就隨著國民黨撤退台灣。
不斷的逃亡中,司馬中原仍舊渴望文字,他讀所有可以讀到的紙頁,有反映戰亂的文學作品,有一些翻譯小說,有安徒生和格林童話,有平江不肖生、王度盧、鄭證因的武俠小說,有戴望舒、朱湘的詩,還有充滿人道情懷的舊俄小說;也開始由模仿入手,在丟棄的紙張上練字及寫作,卻從來沒有夢想過有一天會成為一個作家。
當時他的字體,是一種奇特的龍飛鳳舞,像一條條蠕動的蟲,個性鮮明卻難辨認。為了寫出一手好字,安定下來後司馬中原日復一日的練字,各種字體都練,一疊疊的練習本子像小學生的作業。他交給出版社的手稿,整齊乾淨,完美無暇到無一絲刪改痕跡。
少年時的流離經歷,徹底翻轉了司馬中原的人生。中國不是天朝大國嗎?他不明白這天朝大國何以如此被小日本欺凌、踐踏、強暴,對大中國的夢完全破碎。那種震撼之大,大到讓他抓起一把故鄉泥土,對天發誓,「如果讓我活著出來,我一定要認識這個民族,要把一生對歷史文化的經驗傳給下一代!」
司馬中原帶著這個誓言來到台灣,他的軍階低,薪水少,前途黯淡,但遇到了愛情,這愛情影響,也貫穿了他的一生。
司馬中原夫妻伉儷情深,妻子吳慶璋在婚姻及創作路上,犧牲自己成就丈夫,難怪他說,「沒有吳慶璋,A就沒有現在的司馬中原!」
有人問過司馬中原對妻子是否從無二心?他總是故意壓低聲音說,我膽子小。其實司馬中原哪裡膽子小?他與妻子之間,存在著一種亦師亦友亦愛人的深情。
初識時,他是鳳山步兵學校的小參謀,她屬女青年大隊,因為吳慶璋長司馬3歲,他便喚她「慶璋姊」,兩人以姊弟相稱,也都是文藝青年,當時吳慶璋已以「冰清」為筆名,發表過不少詩作。
一開始吳慶璋就告訴司馬,她有個青梅竹馬的情人楊遷武,中央政治大學畢業,1949年南京一別後即無音訊,來到台灣後不乏追求者,她都斷然拒絕。之前司馬中原沒談過戀愛,慶璋姊也只把老弟當作傾訴對象,結果這兩人「不知不覺」戀愛起來,半年後便違反軍令早婚。接下來,從1954到1960年,一年一個,接連生了6個孩子,「像中央印製廠的鈔票,連號的。」
論寫作才華,司馬中原承認慶璋姊高過他百倍,1940年代末期,當冰清詩作被大馬地區報紙爭相採用時,司馬中原還籍籍無名,屢遭退稿;後來妻子鼓勵他拐個彎,從海外轉進台灣,這一著果然奏效,「司馬中原」逐漸有了名聲,吳慶璋卻因為孩子陸續報到,每天暈頭轉向於菜場和廚房,被迫失去於詩壇闖出一片天的機會。
更有甚者,「父親當年夢幻輕狂,由於太過年輕便成家,早早就生下半打孩子,卻常獨自出門與朋友打彈子、玩撲克、喝酒、下圍棋,把孩子全部丟給母親一人照顧,好比自己還是單身漢一個,」吳融哲很為母親抱不平。
從史詩般的文學巨著到輕鬆活潑的傳奇小品,司馬中原都游刃有餘,他的螢幕「說鬼」更已成台灣文壇一絕。
吳慶璋的犧牲奉獻成就了「天才小說家」:「我能有今日,全靠老姊的犧牲奉獻,殷殷勸導,她是我棲息的港灣,是我溫暖窩巢,沒有她的護翼,哪會有今天的司馬,這是肯定無疑的。」
司馬中原雖年少輕狂,但6個孩子說起來也是靠著他勤苦筆耕、一個字一個字養大的。退役之後,1965年吳家舉家從鳳山搬到台北,主要原因也是為了司馬中原能替在台北的皇冠雜誌社趕稿,他用六十多部小說的版稅讓6個孩子上大學,其中3個還一起出國留學。
8口之家夠熱鬧了,但,「我們這房子還供著楊遷武的牌位呢!」司馬中原指著一個房間說。
這故事更是傳奇。司馬中原與吳慶璋結婚多年後,吳慶璋忽有異常感應,似乎楊遷武出現在她左右,依依不忍離去。
為了彌補妻子的憾恨,司馬中原便動用各種關係尋找楊遷武的下落,後來打探出他已在文革後過世。多年後,司馬中原飛抵重慶,正欲赴涪凌一遊前夕,做了一個夢,夢中一位老者引領他到涪凌一處楊遷武住過的處所。之後幾天楊遷武屢屢入夢,說了許多他死後的際遇,並把因為懷念冰清而寫給她的詩念給司馬聽。
對於楊遷武那種執著、守信、專一的戀情,司馬中原深感欽佩,「我是個插隊者,只是現世的丈夫。」後來吳慶璋便徵得丈夫同意,在家中為楊遷武設了供桌,常以香火供奉。
在充滿魅惑力的鄉野氛圍中,如實顯露出古老中國的誠樸與狡儈、偉大與卑賤,是司馬中原早期代表作《狂風沙》、《荒原》的特色。
對一位寫過六十多部小說,近30部傳奇、散文、童話的專業作家來說,是絕不會同意「天才說」的。
「搞文學的,有兩種,」司馬中原細細說明:「一種是天才型的,非職業作家,像沙岡,一輩子就那本 《日安憂鬱》,把一生最精采的那段經歷寫出來,再來就沒了。一種是抱筆以終的職業作家,像托爾斯泰,要寫出一本《安娜卡列妮娜》,一本《戰爭與和平》,需要多少文化、歷史和社會結構的知識;需要對俄羅斯這塊土地,對土地上的人民,生活的知識有多少了解?!」
司馬中原以寫實的基本功寫出年少時刻骨銘心的所見所聞,這有賴他超乎常人的記憶力,然後更進一步,透過上天入地的閱讀和生活體驗,不斷延伸與擴展小說的邊界。
他回頭評論這漫長的小說之路,「小說,小小的說一說,不能大說。一開始我把小說寫成大說,總是路見不平,拔刀相助,自己跳進去說話,慢慢發現這樣不行,失掉了小說的純粹性。」
於是他體悟出一種表達方式,小說家孕育故事,創造人物,必須讓人物自己說話、自己演自己,所以小說家的功課就是「向四面八方學習」——從正面學,從反面學,從上面學,從下面學,讓愚昧的人說愚昧的話,聰明的人說聰明的話,「所以每一個人都是我的老師!」
如果以演戲類比,小說家就是在他創作的小說裡扮演各種角色,既是六指兒貴隆,是俠客歪胡癩兒,也是孤女銀花;小說寫到最後,有時人物自會脫韁而去,自己發展故事,推翻小說家預立的大綱,「所以我也向小說中的人物學習,」司馬中原說。
願好故事長存司馬中原能認同學院派的說法,寫小說不等於說故事,必須注重結構和形式,「但真正的形式必須根據內容來決定。」因此他不認為「說故事」的方法落伍,「只看你能否把故事說得入情入理、精采生動罷了!」
當當代小說家們因為「不會說故事」而失去讀者時,司馬中原卻帶著悠遠古老韻味的小說前來與我們重逢。「如果讓我活著出來,我一定要認識這個民族,要把一生對歷史文化的經驗傳給下一代!」年少時抓起故鄉泥土立的誓,他做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