見人所未見，言人所未言——倡導新觀念的人

孫震關切並洞察世情

常被形容為「謙謙君子，溫文儒雅」的行政院經建會副主委孫震，在學者斯文的外表之外，還有一雙經過現代學術陶冶的犀利眼眸，他關切世情，並能洞察當前一些社會現象的起因。

從經濟學者的本行出發，兼顧各種社會現象，多年來他寫文章、發表演講，提出許多精闢的見解，也下了許多發人深省的針砭。

民國六十年代初期，他便指出，提昇技術，是經濟欲求進一步成長的最好方法。

當時他說，經濟成長初期，可能因為勞動人口的增加，而提高了生產量。但是勞動力增加到某一程度之後，所佔總人口的比例便會固定；此時若不改進生產方法，每個人的產能始終不變，則成長必會趨於停滯。反之，如果有進步的技術，譬如引用了高效率的機器或進步的管理技巧，那麼不但可以較少的勞力生產更多的產品，還能挪出多餘的勞動人口發展新的產業。

技術進步也指新產品的發明和生產。由於新產品數量少，價錢自然高，就能以較高的工資吸引勞動力。此時低工資的產業必須提高工資才找得到勞工，如此工資成本升高，就必得設法革新生產技術以提高效率，否則只有漲價。如此一來，舊產品的市場逐漸萎縮，勞動的轉移便在不知不覺間完成。

經濟情勢變動不居，企業不進則退

「因此，在這樣一個變動的經濟中，企業不進則退，必須不斷革新才能繼續發展，甚至才能存在！」孫震說。

從經濟的角度往外看，孫震觀察社會，逐漸發覺一國的文化傳統、價值觀念，和經濟之間有密切的關係。他說：「我年輕的時候，曾做過美國經濟學者Simon Kuznets的助教，但我一直不愛看他寫的書。現在我卻非常欣賞他在接受諾貝爾經濟獎時所說的：『經濟成長，是基於技術的進步，及其所需制度上和觀念上的調整。』」

以中國社會而言，歷史上追求知識的風氣極盛，也有不少技術發明運用到現實生活上。但那些都是聰明才智之士巧手慧心的零星創造，並沒有發展成有系統的科學研究。而西方的知識分子觀察物質世界，並建立了可驗證的理論——也就是科學。其後，才有科技的快速進展，與經濟的突飛猛進。

制度和觀念影響科學、技術、經濟的成長

孫震指出，中國之所以欠缺進步的技術所賴以存活的科學，或許是因幅員遼闊，需要巨大的官僚體系，來維持政權的穩固與社會的安定，因此極端重視考試制度；只要通過考試，經濟地位和社會地位均可望提高，自然鼓勵了資質優良的人進入行政部門工作。如此使中國一直沒有為知識而知識的科學研究環境，近代以來的經濟成長因而較西方落後。

這是社會文化對經濟的影響。反過來說，經濟也會影響社會上一般的思想觀念。

在傳統社會裡，由於技術、生產力很少增進，社會上總財富大致不變；如果有人財富增加，往往就會有人的財富減少。這時想要維持社會和諧，不使貧富對立，便須依靠守分宿命的觀念，和退讓無爭的道德教訓。

然而在一個成長的、動態的社會裡，個人的努力可帶來財富，同時也為其他人創造增進所得的機會；因此生活態度就應從安貧、知足，轉為自信、主動地追求慾望的滿足。

價值觀的改變，追不上經濟的腳步

孫震認為，我們社會所面臨的重要問題，是思想、觀念的轉變，趕不上經濟變化的速度。因為技術、制度可以移植，但醞釀出這些技術、制度的精神內涵，卻需長時間累積培養。若不能清楚認識這一點，許多令人惋嘆或不愉快的事，便會在這個轉變的夾縫中產生。

譬如日常隨處可見的髒亂——亂丟垃圾、汙物堵塞排水溝、商店佔用騎樓、修車廠佔用人行道和馬路、工廠排放黑煙或工業廢水、噪音汙染……，都可歸諸人們沒有「為群體著想」的現代社會意識。

孫震說，我們傳統社會因人們的生活範圍窄，接觸到的不外是鄰居、親友，所以人與人相處的規範就被限在這個圈子裡，也有餘力去講求種種禮數與儀典。

然而在步入現代都市生活後，人們的生活範圍擴大，接觸的人也大為增加，可是舊習慣一時還未調整過來，許多待人的模式仍是舊有的——對熟人客氣，漠視陌生人，沒有公共道德意識，於是衍生了許多問題。

呼籲邁向「富而好禮」的社會

孫震在「從公德心說起」一文中寫道：「人們侵犯到不認識但可確定的第二者，至少會覺得『不好意思』；然而侵犯到不確定的第三者，則往往不覺得有什麼不對，旁人也往往予以容忍——儘管他可能也是這不確定的第三者之一。」

因此他主張，除應建立法律尊嚴，嚴格執行處罰規定之外，更要使維護公共道德的觀念，成為社會所重視的新價值觀，全面養成從內心尊重別人權利的現代觀念。

邁向「富而好禮」的社會，就是他引用孔子的話，為我們當前處境揭櫫的一個方向。

民國六十五年到六十七年，大概是這位經濟學者的文章和大眾接觸最頻繁的時候。當時他在聯合報副刊開了一個方塊專欄「塔裏塔外」，把自己的觀察、思考所得，用淺顯平實的文字寫出，其中有許多都是生活中常見的事，被大家「習焉而不察」了，一旦經人指點，確能發人深省。

公共場所的喧譁與煙霧瀰漫，引發他呼籲發揮「恕」的精神——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也就是多替別人想一點。這雖是一種「舊」觀念，但久已為人所淡忘，在新時代、新社會中提出，衡諸周遭的現實情況，依然有其不容忽視的「新」意義。

他對盲目的升學主義與一窩蜂的留學之風，亦很不以為然，除提醒莘莘學子慎思明辨之外，並以為釜底抽薪之計在於使社會價值多元化——肯定讀書以外有很多值得嘗試的路，讀書人以外的各行各業也都值得尊重，也都能對國家有貢獻。他說，做大官、做大事、做大老闆，固然令人欽羨，做一個敬業的小人物，做事認真負責、務求精確完美，乾一行像一行，又何嘗不令人尊敬？

帶動社會興革需耐心、愛心、熱心

但這些觀念從提倡之初到現在，也有七、八年了，社會上似乎還看不出明顯的改變，孫震很理性地分析原因：「這是知識份子不可避免的『無力感』。社會是很複雜的一個大結構，它有自己避免不安、維持平衡的一套方式，如果有人提倡一項改革，想把社會往某個方向拉，這時必會有一群反對勢力在反方向扯，使它維持在均衡狀態。若引用經濟學的說法，我們所能寄望的，就是促成『動態的平衡』（dynamic equilibrium），而非維持『停滯的平衡』（static equilibrium），也就是使社會一面進步，一面保持平衡。」

「這當然不是一蹴可幾的事，需要許多有耐心、愛心、熱心的人，不斷地倡導才行。」不過，孫震笑著說：「我們如果把近卅年的發展放到歷史中，或跟其他開發中國家相比，就會覺得我們社會進步的速度還是相當快的。」

像這樣洞悉社會現象的癥結，又能體諒其改進所需跨越的阻礙，而始終還保持批評的勇氣與恆心，難怪他的老朋友汪彝定說，他是「追求理性的、和平的自由主義者」。

追求知識，會帶來快樂與驕傲

出身臺大經濟系、經濟研究所，孫震又在臺大從助教做到講師、副教授、教授，其間除了有三年離開至美援會做事，及兩度赴美進修（得到博士學位）外，始終和母校維持密切的關係。即使從民國六十二年出任經設會（後改組為經建會）副主任委員以後，他仍然沒有間斷在母系的教學工作。

比較純教書和擔任公務員這兩種經驗，孫震覺得，從事前者最大的喜悅是，對本行有充分的掌握，又能隨時跟上學術的最新發展，有一種「知識上的驕傲」。但是作為一個學者，也有不能滿足之處，那就是主張雖多，說話的聲音也大，卻苦無實現的管道。

至於到政府擔任公職，最有成就感的便是，想辦法把觀念具體化，成為可以實行的措施，並且說服同事、上司，使之得以施行，而最後的結果也正如預期。「但是壓力也大，常常擔心萬一成果不夠好，影響所及可比學者的批評要難收拾多了。」他說。

對孫震而言，他還有一個知識上的「恐懼」：「當一個人接受了學術研究的訓練之後，會把知識當做他『價值天平』上最重的一個法碼，因此總是非常害怕在專業知識上落後。我近幾年來，因為工作的關係，閱讀本行新知的時間很少，因此總在擔心會跟最新的學術發展脫節，也就漸漸失去專業上的快樂。」

以文章和專書來改變大家的觀念

不過在公餘之暇，他仍利用晚上的時間，花了三年功夫，完成「總體經濟理論」一書。在自序中他說：「半夜十一點到一點，是我最喜愛的一段時間，我要用我最喜愛的時間，做我最喜愛的工作。……燈前執筆，雖然寫不出傳世的文章，卻是我一天中最快樂充實的時光。」

這幾年因公務更忙，他寫作的時間相對又減少了，專欄也不寫了，但他仍不定期地在報紙雜誌上發表文章，或做演講，繼續闡述他所思所得的新觀念。這些文章與講辭，並在最近輯為「邁向富而好禮的社會」一書。

大學不能孤立於社會之外

七月下旬，孫震被發表為臺大校長。以其學術地位和從政經驗，輿論皆對之期望甚殷，並希望他以新觀念、新方法主持校政。

由於他與臺大淵源深厚，對臺大感情深、瞭解多，並且素來尊重學術，處事又平和、理性、開放，因此他對未來掌校的大政方針，有一套相當令人一新耳目的想法。

他說，大學生對社會、政治關切，是年輕人熱心的表現，可視為教育的一部分。大學教育不能孤立於社會之外，應不怕麻煩地為學生多安排課外活動，讓校方他們能學到許多課本上沒有的屬於生活的知識。學校並應該設法使與學生溝通的管道暢通，以幫助學生在思想、見解上成熟，使他們有獨立思考與判斷是非的能力，將來出了校門，才不致和社會格格不入，又要花好多功夫去適應。

關於老師方面，他認為一個大學裏最重要的角色是教授，而非校長。而大學教授必須瞭解社會、愛護社會，才能真正擔負起推廣學術的教育使命。

「但是，大學也需要一些埋頭鑽研學問、不問世事的教授，他們在現實世界可能十分寂寞，內心思想卻波瀾壯闊，有一種自足式的快樂。」孫震說。因此他提出「發揚學術、服務社會」的標的，希望這兩件事能齊頭並行。

如何才能培養出開闊的視野和深入現象背後的洞察力？孫震謙遜地表示，他也不知道有什麼好方法，但他以一貫旁徵博引、舉例說明的作風，舉孔老夫子歷久彌新的兩句話獻給年輕人：「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徐佳士是對環境充滿關愛的學者

「在學校裡，他是關心學生、致力改進新聞教育的溫文儒者；在社會上，他是對環境充滿了關懷和感情的學者型書生。」傳播學者徐佳士的一位學生這樣形容他。

廿多年來，他的思想觀念，透過一篇篇文章和談話，陸續不斷地在傳播媒介上發表，向社會大眾傳播，「在題材上是這麼淵博，在文字上是這麼精緻，在論點上是這麼深刻。讀了他的短文，如品嘗一壺名茶，餘香久久不去。」經濟學家高希均教授說。

被公認為傳播研究的先進，徐佳士對大眾傳播事業觀察入微。

他曾為文提醒報社老闆建立報紙的特色：報紙上新聞雷同程度太高，讀者要分辨出是那家的報紙，幾乎都得靠副刊才行。原因是報紙都透過「別人的眼睛」去看世界。這些「別人」就是：國際主要通訊社的記者、政府首長及其發言人、公關人員和利益團體。

「假事件」充塞新聞版面

他引用一位美國歷史學者的話，指出每天充塞新聞版面的消息，許多都是「假事件」（pseudo-event）。企業界、娛樂界和其他公私團體的公共關係人員，製造假事件一如工廠製造產品，每天把它們分送到市場（媒介）上去。

他說：不幸得很，一般大眾必須透過媒介來看周圍的景象。

他又說：理論上，每個人都有發表意見的權利，但在今天，傳播媒介掌握著發表意見的主要通路，普通人則有可望而不可即之嘆。而地方新聞又充滿了被扭曲的升斗小民形象，是對小人物另一傳播權利的侵犯。

針對大眾媒介所呈現出來的這些現象，徐佳士認為，不論是為媒介工作的人，或使用媒介的大眾，都應睜大眼睛、豎起耳朵；前者不可侷限了媒介的內容，後者則別被媒介內容所侷限。

記者應既「守門」亦「守望」

他呼籲，新聞記者固然要扮演「守門人」的角色，對每天發生的事作揀選取捨，決定報導其中的那些內容；但更重要的任務是做一個「守望者」，看清整個社會的發展和變化，並把這個世界的實際情形描繪出來。

因此，對於傳統新聞學在解釋什麼是新聞時所舉：「人咬狗」是新聞、「狗咬人」不是新聞的例子，徐佳士做了新的詮釋。

他說，狗咬人是世界實情之一，當一頭惡犬攻擊人類時，記者不去報導，其實是有虧職守的，「讓宣傳人員信守『人咬狗』才是新聞的原則，製造動人的『新聞』去吧，記者則應努力去發掘『狗咬人』的真事件。」

他積極主張一般大眾也要接受「新聞教育」，使大家明白：第一，媒介是社會系統的一部分，媒介的功能和內容為社會所派定，並不是媒介自己決定的；第二，大眾媒介是為「大眾」而存在，不能滿足每個人的特定需求，所以對媒介的依賴程度要減到最低；第三，大眾媒介不是萬能的，親身觀察和閱讀書籍（一種深入分析的媒介），同樣是認識世界的重要途徑。

記者出身，實務與理論相互印證

這些對大眾媒介的深刻探討，在卅年前，當科班出身的徐佳士在報社做事時，是否即已有所領悟？他坦白回答：「並沒有。」

他大學念的是政大新聞系，畢業後到中央日報做事，擔任過駐東北特派員。來臺灣後，繼續在中央日報當記者，然後調為編譯，接著又出國進修。

「我大學時代在戰亂中受教育，一直覺得沒有學到什麼。到了臺灣比較安定，便想充實自己做記者的知能。」徐佳士說。於是他到美國明尼蘇達大學念大眾傳播，拿到碩士學位後回國，在報社擔任副總編輯，主要工作是處理國際新聞。

他在報社工作時，已回母系兼課。至民國五十六年，政大新聞系主任出缺，校方聘他擔任，於是他辭去報社工作，專任教職。

實務與理論兼具的經歷，使他在新聞的領域中游刃有餘。

學生都羨慕他文章寫得精簡有力，問他可有什麼秘訣？他說：「其實也沒有什麼，不過是把握每一個學習和操練的機會而已。譬如我在報社擔任編譯工作時，不只要看得懂英文，還要用中文迅速、確實地表達出來，這使我養成把英文真正看懂、把意識充分消化的習慣。而且，藉此瞭解了兩種語文的語法結構和表現方式的不同，使我有時也把英文的表現方法、甚至韻味運用到中文寫作上，技巧的變化就多了。」

擔任編譯的同時，他也為副刊寫方塊，每篇以不到一千字的篇幅，取時事為引子，發表個人的評論。他文章精短的風格在此時大致確立。

對新聞教育引進新觀念與新做法

在擔任學校行政工作期間，他把多年的研究和工作所得，逐步推展到所轄校務上，對新聞教育有不少興革措施，引進了許多的新觀念和新做法。

「在行政工作上要『浪費』這麼多時間，是我始料未及的。但在新聞系、所的時候，我得到改進新聞教育的機會，事後想來也還感到稱意。」

他所做的改進，包括創立了非正式的輔系制度，規定新聞系學生一定要選修經濟、政治、法律、企管或國際關係中任何一科的課，至少廿學分。另一項措施，是把採訪寫作和英文等語文方面的課程，改為小組上課。

他也有效利用圖書經費，充實了系堛犒炷捖]備，把與傳播有關的重要學術期刊訂得相當齊全。政大新聞館中圖書典藏的豐富，為一般系圖書館所少見。系內師生亦因此體悟他期望大家廣泛閱讀、擷人所長的用心。

保持對新知的興趣與關注，經常走在眾人之前

他的學生對「徐老師」能迅速掌握傳播理論的最新動向，都深感嘆服。

他是如何做到比別人快一步的？

「搞學術這行就是要多讀書，不斷接觸新的發展。我的方法是把握幾本主要的期刊、參加重要的學會。期刊內文章的後面，都會附資料來源，若看到有自己感興趣的題目，就趕快去訂購。而加入學會以後，不但學會常有資料寄來，很多出版商手上也有會員名錄，一有相關的書籍出版，便會把書目寄到會員手上。能掌握最新的出版訊息，又習慣於天天讀書，就不致於脫節了。」

新書到手，不必急著去細讀，「先大致翻翻，找出它的重點或特性，腦筋埵陪茼L象，以後需要查考時，便可隨手翻出。」徐佳士透露他的做法。

傳播新知不遺餘力

在掌握新知之後，他不願一人獨享，總是透過各種方式，把所得介紹給大眾。

最近大家常聽說的「電傳視訊」（teletext和videotex），是把文字、圖表等資料傳送到螢光幕上的服務。他在六年前便以「電讀」的譯名介紹給大家。

兩年半前，他在「資訊時代的文化港」一文中，把可直接在每個家庭的電視螢幕上播放訊息或節目的衛星，比喻為「文化港口」，並提醒大家：「在亞洲，日本已試驗了兩枚高效率的人造衛星，無疑將是這地區第一個建立『太空文化港』的國家。……一旦中共把它的『人民』通訊衛星送上天去，統戰必又會增加一股魔力。」

「小眾媒介」是他介紹的新名詞，也是他極力倡導的做法。

他解釋說，媒介「小眾化」是一個世界性的趨勢。他舉出兩項「今非昔比」的情勢，認為它們正把我們推向小眾化的傳播時代：

「小眾媒介」是大勢所趨

第一，科技發展造成有線電視和「電讀」等新媒介出現，使媒介可以為不同的「資訊消費者」提供多樣的內容，不像大眾媒介，只能「大量」生產資訊，內容標準化。

第二，社會變遷使人的品味多元化，今天媒介為「大多數人」提供的普遍品味，將被「少數人」的多種品味所取代。換言之，社會上出現了一個獨立於教育、社會、經濟等階層之外的「品味階層」體系，今天媒介所追逐的「大眾」就快消失了。

鑑於大眾媒介只能滿足一般人部分的需要，徐佳士建議報紙、電臺、刊物，建立地方性或專業性的特色，來滿足特定人群的特殊需要。大眾媒介像一副「望遠鏡」，經由這個望遠鏡，一個草屯農人可能知道美國總統長得什麼模樣，但草屯的鄉長是怎樣一位人物？草屯農會今年在供應肥料和農藥上將有什麼作為和困難？這位農友可能一無所知。因此，他以為，現代人還需要小眾媒介這一副「近觀鏡」。

這些善用譬喻、深入淺出、倡導新觀念的文章，多半是報社副刊編輯催逼下的產物。

寫文章可刺激思想

他說：「寫作的好處是可以刺激思想，逼迫你整理思緒，重估自己的看法。寫文章時不得不考究詞句，也因此得用嚴格、縝密的態度，來檢討自己的觀點。每寫完了一篇，也就像畫好了一幅畫，不禁怡然自得。」

徐佳士過去寫的短文共輯成三本書：「符號的陷阱」、「符號的遊戲」和「模糊的線」。

他自去年休假以來，所有報上專欄都已停寫，原因是：「我本是個懶散的人，覺得這幾年寫多了，好像能寫的也都寫光了，這回既然休假，就要好好休息一陣，並多吸收儲備一點東西，所以只替一家雜誌每三個月寫一篇。」

另外一個理由是他正在構思寫一本專書。他在許多年前為臺北市記者公會為的一本入門性書籍「大眾傳播理論」，本只是給新聞工作者看的小書，沒想到一直被用作教科書或參考書。現在他想寫一本傳播理論的正式教科書，希望是學術性的、多角度的，而有一完整體系可循，並且要引用一些最新的觀念和資料。

提出問題，訓練創造性的思考

對於他思考角度的新穎多變，寫作內容的開放豐富，或許可從下面這席話得見端倪：「我常告訴學生，對於現成的觀念、態度，不要無條件地接受、附和，沒有任何事是不能質疑的。要培養創造性的思考，就從提出問題開始。」

漢寶德從建築出發

漢寶德是學建築的，多年來，他亦從本身所學，擴而大之到關心景觀、古蹟、生態環境、傳統文化……的維護，以及社會中其他的種種現象。

談起建築，漢寶德有許多感想。

對於國內建築師在社會上的地位，他感到失望。本來建築師應該和醫師、律師等行業一樣，為人提供專業服務。但許多出錢蓋房子的業主，往往對房子有太多意見，不尊重建築師的專業知識與經驗，使建築師難以施展所學和所長。許多建築師為了生意，就此犧牲了原則和理想，對業主「屈意承歡」，日久也忘卻自身的尊嚴，喪失創作的活力，使建築淪為賺錢至上的行業。

建築反映生活

但對於抱緊建築理論，「為建築而建築」的學院派，他也不以為然。他常常呼籲，建築是生活的反映，是文化的一部分，設計時除需考慮使用者的喜好，更應了解環境、兼顧景觀，把它變成能為大眾所欣賞的、而非少數人獨愛的建築。

「建築和美術品不太一樣，沒辦法收藏起來、只供自己欣賞。不管喜不喜歡，它就矗立在那裡，想不看它都不行。」漢寶德說。

整個環境的景觀，就是一個個建築物累積起來的總和。因此他常告訴學生，做建築不能率性而為。

他藉金字塔來說明建築與藝術品味的關係：品味層次愈高，能欣賞的人就愈少；愈受歡迎的通俗品味，卻愈在金字塔的下層。而建築則是一條穿過金字塔的直線，「如果這條線平躺在金字塔的底部，固然很得大眾歡心，但藝術價值太低。理想的情況是一條從塔頂經塔心到塔底的垂直線，使上中下層的口味都接受這座建築。」他說。

不過這是很難達成的理想，他常向學生提供一個比較實際而又不違背良心的做法——製作出品味稍高，有不少人喜歡，而還不致令其他人退避三舍的建築。這樣可以逐漸影響大眾的品味，慢慢提昇整個社會的欣賞水準。

甚早即根植了人文素養

漢寶德之所以一直強調大眾在建築設計中佔的地位，固然由於建築本身與人民生活密不可分，而他素來對人文思想、社會文化的關切，也是很重要的因素。

他在念高中的時候，最喜歡文史，而且決定大學要考文科。考前由澎湖到高雄親戚家暫住準備應考時，親戚勸他讀工，以後出路較好，才能幫忙改善家境。他覺得也對，結果考上了臺南工學院（成大前身）建築系，是工科中和人文最接近的一門。

畢業後他卻沒有進入建築業。一方面因為當時國內業界相當混亂，他覺得自己不適合那個環境；另一方面他對建築思想、建築理論等涉及文化方面的東西更感興趣，很想繼續進修。

於是他先留在成大當助教，然後到東海大學建築系當講師，接著又到哈佛大學深造。

在美進修時，他發現美國的建築研究所仍是專業教育，以進一步培養建築設計人才；他所喜愛的建築史等課程，則多半開在其他系裡。但是哈佛的教學法正適合他的需要：學校請一些大師來開課，課堂上或討論思想，或討論個人作品，學習環境極為開放，對有基礎的學生而言，是很理想的進修方式。

探討建築背後的社會文化

在哈佛拿到建築碩士後，漢寶德做了一陣子事，他察覺美國建築界和學術界有很大的差距，使他開始對評鑑建築設計的外觀與內涵的問題有了興趣，故又到普林斯頓大學去修美術方面的課程，旁及社會理論、方法論等科目，得到藝術碩士學位。

然後他回國擔任東海大學建築系主任。並且開始了相當活躍的寫作生涯。

光舉出他的幾本譯作，如早期「雕刻的藝術」，後來的「整體建築範疇」、「文明的躍升」、「環境心理學」，即可發現他的興趣不僅止於本行。

他自己的作品到目前為止，除了「斗拱的起源與發展」、「鹿港風貌之研究」等八本學術方面的著作，還有以建築為討論重心的「建築的精神向度」、「建築、社會與文化」，以及一本遊記、四本包羅各種問題而以方塊雜文為主的文集。

回溯自己這些年來對問題思考的方向，漢寶德說：「我最早是以本行為研究重點，漸漸往外涉獵到文化、社會等領域，而開始關心它們；後來則轉變成從社會、文化的角度來看建築——欣賞一種建築，要從瞭解一個社會及其文化做起。」

率先倡言環境保護

正如他所說：建築恰巧在傳統和現代、人文和科技的交點上，因此他在觀察社會現象時，佔著一個很有利的位置。或許這是他在許多事情上能洞燭機先的原因。

例如環境和古蹟的維護，至少在十年前他便呼籲國人注意。這固然是因彼時國外對環境保護已開始提倡，而引起他的共鳴，但他並不是毫無選擇地把「反開發」的極端看法搬來。（「反開發」派認為：如果可以不要道路，就別開路；可以不要房子，就別去蓋房子，那裏有比大自然更好的建築師呢？）

相反地，他提醒大家：「我們在領受美國風潮的同時，要記住美國人是愛好風潮的民族，他們對新主張的擁護常常過猶不及。」

他認為，為美景造一條公路是必要的，但公路要考慮環境，不要破壞了景觀。至於為風景區建一些遊憩設施或公共設備，自然也有其必要性，但同樣必須動腦筋，要審慎地規畫設計，建材也要好好選擇，務使與環境調和，顯現出自然、高雅的氣氛，千萬別建上大紅大綠的涼亭、鋼筋水泥製成並塗上油漆的動物模型、水泥路和紅欄桿……。

又如在各縣市籌建文化中心之前，他便提醒大家「先發展軟體、再發展硬體」的觀念，強調文化活動的內容應重於文化中心的建築。他深恐各地花下大筆經費，蓋了一幢幢耀眼醒目的堂皇建築，屆時卻無從發揮其文化功能，僅能作為文化建設的點綴而已。

都市建設勿忽略人性

近年來，他看到我們的都市發展日益龐大，建設速度之快，令人沒有深思的時間。他提醒大家，別讓「都市怪獸」吞噬了人性。

漢寶德認為，理想的城市，應是一個適於居住、為滿足人們生活需要而發展的地方。而瞭解市民的生活需要並不困難，往往只需信賴我們的常識——市民希望早上起來能呼吸新鮮空氣，他們的孩子上學方便、安全，上班途中沒有太多耽擱，出門時沒有遭竊的恐懼，回家時甚至可安步當車、有閒情欣賞落日……。

但是，「我們為自己所掌握的經濟力量所陶醉了。越開越寬的馬路，越蓋越高的大樓，好像濃酒一樣，使人沉溺而不知自拔；我們開始歌頌馬路，仰望大廈，崇拜汽車，而忘了城市存在的目的。」他發出警語。

漢寶德認為，臺北市目前還是一個可居的城市，可是如果繼續效率化、機械化下去，勢將步上西方城市的後塵。譬如交通不暢，便加寬馬路、興建高架路、開闢地下道，這些措施反而鼓勵交通量繼續增加，永遠不能解決問題。事實上，根本之計應在於增加步行的機會、改善步行的條件，以減低市民對汽車的依賴；此外，在空間佈置上減少市民往返的需要、改良公共交通工具以緩和汽車增加率……，才是從生活的層面、人性的角度，去解決城市問題的可行之計。

他並主張培養都市居民注重環境品質的觀念，使人人願意挺身而出，糾正破壞環境者。他也提出了構想：最好是讓基層鄰里的居民，對社區的公共設施、土地使用，有更多參與權和決策權，大家真正意識到「這是我們大家的決定」時，對侵害公共利益的人或事，就自然覺得與己有關，會出面管理了。

精緻文化和工商社會不應分立

一般人常說：今天的工商社會精神空虛，道德敗壞，必須積極建設文化，以挽狂瀾。這種把文化抽離，使兩者互相對抗的論調，漢寶德頗不以為然。

他指出：「健全的文化一定要以社會為根基。而在今天，工商業是社會的基石，全國上下正盡力培植工商業的成長，另方面卻醜化工商業的形象，把它當作文化的敵人，這中間的矛盾及其可能造成的傷害是不容忽視的。」

事實上，工商社會正是產生西方文化的現代社會，而西方文化並未因此喪失精緻的成分，所以二者絕非對立的。

漢寶德為此作闡釋：「我們會有這樣的誤解，是因為傳統社會接受現代文明時，物質的一面較易轉移，精神方面則易遭忽視。結果一旦新舊融合失調，人們就抱怨物質文明。其實這中間是認知有了偏差。」

在現實的基礎上求其精美與雅致

「在現實生活中，每一細微末節，都可因我們用心提高其品質，而進入精緻文化的範疇。事實上一切精緻的藝術，都應該是物質生活向精神領域的延伸。」漢寶德說。

他以日本人在飲食用具上的考究為例，說明如果放棄杯盤狼藉的飲食習慣，注意飲食的藝術，則不但生活趣味改變，連工業產品和商業經營的態度都會受影響而有所精進：飲食用具被當作藝術品一樣地設計和製作，餐桌禮儀與服務則表現出和諧、秩序之美。

所以漢寶德提出這樣的結論：「如果社會大眾對產品的要求節節提高，而工商業又有心領導生活品質的改進，這一推一拉，就是文化起飛的時候了。」

柴松林致力於消費者保護運動

柴松林近年來一直大力倡導消費者保護運動，努力改變國人傳統上息事寧人的觀念，一方面保護大眾的利益與健康，一方面也刺激工商業者提高品質、合理經營。

「工業先進國家發現，高速發展的社會產生許多過去沒有的問題，首先是一向方便的工業產品，逐漸露出不方便的性質：或者難以做垃圾回收處理，或者本身含有毒素會危害使用人；其次，各種食物的化學合成替代品，如糖精，有不少經過重新評估，發覺會誘發疾病；其三，食物中的添加物，原是為使食物更具色、香、味，但經過現代科學家所做的最新研究，發現不少色素、香料、味精……，都會有害健康。這些問題都值得探討，業者不能為了製造上的便利而使消費者受到損失與傷害。此外，還有『複雜化』的問題，社會愈龐大，分工愈細，個人就愈難瞭解什麼東西對己不利？要如何避免？萬一受損，又該找誰賠償？這也需要有人去研究，並找出解決之道。」柴松林說。

最早在國內呼籲大家重視這類問題的，並不是柴松林，但要等到他在六十九年底創辦了「消費者文教基金會」以後，社會大眾才真正開始關心消費者權益。

基金會頗受支持

基金會以組織的整體力量，一方面接受受害消費人的申訴，另方面自行舉辦產品檢驗並公佈成績，供消費者作選購的參考。

對於消費者文教基金會所發佈的報告，一般輿論都相當重視，常引述他們對日常必需品的檢驗成果；而大眾對其也頗為信賴。基金會自己發行的「消費者報導」月刊，有兩萬名訂戶。

柴松林表示，這個運動聲勢不小的原因之一，是國內在六十七、八年發生假酒和多氯聯苯中毒事件，引起社會重視，也使大眾的消費意識覺醒。另一個原因，是國內社會運動項目並不多，大眾媒介因此樂於報導。

也為智能不足兒呼籲

柴松林對智能不足兒的教育問題也很關心，他常大聲疾呼：「不要視低能兒為廢物或可憐蟲，應該教育他、啟發他，讓他有限的智力得以發展，不致成為家長的負擔或社會的寄生蟲。」他因此成立另一個基金會——第一兒童發展基金會，除設法改變大眾對智能不足兒的觀念之外，這個機構還為中度及重度智能不足兒提供受教育的機會。

柴松林隨口而出就是一個數目字：「目前國內智商在50以下的人口，約有七萬左右。」由於有這麼多人需要特別的援助，加上有朋友從國外受特殊訓練回來，因此他們創辦了這個基金會。

會中提供的服務項目包括：啟智教育、庇護工廠、師資訓練，及教導啟智兒童的家人如何照顧孩子。

「在庇護工廠，做的都是單調、重覆的簡單手工，像穿珠子、編結、簡易木工等，他們卻不會覺得厭煩，有的孩子每做完一樣東西，就要拿給老師看，然後很得意地繞著房間跑一圈。動作是笨拙了點，但很有耐心，真是單純可愛。他們毫無心機，知道你對他好，他就笑呵呵地抱著你不放。」柴松林說著說著，不覺露出笑容。

熱心社會公益與社會公平

關於女性地位，他也一直十分關切，例如：法律上的夫妻財產制及對妻子姓名、籍貫的規定，女性在工作上的任用、升遷，教育內容是否偏向塑造某種女性典型，廣告媒介對女性的尊重等等，他都經常為文呼籲。

對於老年人，他曾經指出，到民國八十九年時，本地老年人口比率將超過7.5%，成為一個高齡化社會。因此他建議社會要未雨綢繆做好老人福利——包括老年年金、健康公醫、俱樂部、家庭服務、老人醫學等。

他還曾提倡前瞻性的「終身教育制度」。目前的教育制度，是在生命中的一個固定階段給予密集式教育，但往往由於受教育機會的競爭過於激烈，使得發展人性、智慧的教育目標被忽略。未來比較理想的方式應為：在生命周期中的任何時期，都有接受教育的機會，分別由學校、社會和職業訓練班提供。尤其是未來產業將趨向資訊與知識密集，在職的勞動力有不斷接受工作訓練的需要。

這些一般性的論述，柴松林還未結集出書，他說：「恐怕要再放一段時間，才能決定那些值得留存下來。」

目前他正在進行一個合作著書的計畫。從五月初開始，他和常翻譯經濟、管理書籍的黃明堅小姐，每週討論一次，將從社會、家庭、企業各方面，對「廿一世紀的臺灣」做一番預測，全書預定廿萬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