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圖書館統計,2022年台灣出版超過5萬本新書,其中本土書比例約占七成,以人口比例來看,台灣允稱出版大國。但是,如此豐富多樣的出版品,若沒有熱情又具使命感的外國譯者從中協助,想跨出國門,並不容易。他們擔綱著台灣與國際社會溝通的橋梁,比台灣人還了解台灣,作為「台灣迷」的他們,如何與台灣結下不解之緣?
漢字、華語、中文,或漢學,是外國譯者對華文世界,乃至台灣的想像起點。
回台灣,像回到家一樣自在
我們來到台灣師範大學拜訪伊恩(Ian Rowen)。去(2022)年,他才從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離開,到台師大台灣語文學系落腳。雖說,這是他在台灣的第一份大學教職,但曾在中研院民族學研究所擔任博士後研究員,也當過《Taipei Times》的記者,甚至因為翻譯周美玲導演的《豔光四射歌舞團》、《刺青》而開啟翻譯工作,長駐台灣超過10年以上,這一次「回」台,說著「會想辦法待下來」的伊恩,心情相當輕鬆。
從美國迢迢遷徙到台灣,伊恩說起與台灣結緣的起源,「大二的時候,忽然意識到自己除了英文什麼都不會。」因為喜歡港片、老莊與易經,他燃起學習中文的念頭,於是申請到香港當交換學生。那是千禧年,回歸未久的香港社會氣氛緊繃肅穆,奇妙的是,身邊來自台灣的師生與鄰居,卻散發出一股有別於此的熱情,在他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那時,他對台灣仍一無所知,僅有著很多東西「made in Taiwan」的粗淺印象。大學畢業後,他決定繼續留在華文世界,因為未決定去向,便趁暑假在中港台各地遊歷,豈料,「一來到台灣,就覺得好舒服。」畢業後,他正式搬來台灣,到台灣大學國際華語研習所就讀。
伊恩口中「台灣人的熱情」,或許可以轉換成更耳熟能詳的一句話:「台灣最美的風景是人」。才因編譯工作頒獲第26屆「台法文化獎」的德國籍譯者蔣永學(Thilo Diefenbach),也會欣然同意。
擁有科隆大學漢學博士的蔣永學,過去研究領域均以中國為主,中文造詣甚佳的他,博士後研究甚至投入中國古典領域,雖然後來他成為一名公務員,卻對漢學餘情未了。2009年,想尋找研究新題材的他初抵台灣,出乎他意料之外的是,在社群媒體未普及的當年,光憑著作家、學者、出版社的相互引薦與牽線,他就輕而易舉地認識了許多人,甚至不乏願意慨然與之暢談者。
令蔣永學印象深刻的,還有台灣的書店,囊括了來自各地的華文出版品,連外文書也不遑多讓,研究資源可說唾手可得,自由開放的社會氛圍,加上國民的熱情友好,讓深諳中文的他感到難以言喻的親切,「結果,我一下子就愛上了台灣了。」蔣永學笑著說。
來自美國的伊恩,長期居遊東亞,旅居台灣約10年的他,是一名台灣通。
由德籍譯者蔣永學主編的台灣文學選集:《戒嚴》、《天海之間》。
想讓世界能看見台灣,若沒有嫻熟台灣的譯者從旁助攻,難上加難。
全球掀起「台灣熱」
在多數外國人還分不清「Taiwan」與「Thailand」的時代,他們是極其少數的先行者。不過,近年國際局勢的劇烈變化,以Covid-19疫情為明顯的分界,疫情後國際社會對台灣的認識與好奇,有了顯著的提昇。
坐落在府城,致力推廣文學的台灣文學館,頗能感受到這波明顯的變化。因文學、出版品是外國人認識台灣的重要媒介,「近兩、三年,國外的大學、圖書館、出版社、駐台使館等單位,來洽談合作的聲音變得很多。」台灣文學館館長林巾力如此表示。
去(2022)年十月才走馬上任,因為重視國際連結,林巾力旋即把握良機,陸續與捷克的捷克文學館、哈維爾圖書館、摩拉維亞圖書館、美國關島大學、荷蘭萊頓大學圖書館等機構簽署MOU,預計以文學為觸機,啟動緊密的雙邊交流細節。今(2023)年8月,台文館推出以「航向世界」為名的台灣文學主題展,首站已自英國愛丁堡出發,陸續會在德國、波蘭、日本大阪、美國關島等地巡迴。
台文館推動台灣作品進入國際書市,圖為日文版的台灣中短篇小說選集。
台文館館長林巾力積極媒合台灣文學與世界交流。
作家、議題如繁花綻放
民眾若特別踏入台文館地下一樓的圖書室,便會發現,汗牛充棟的藏書中有近千本的外文書籍,是世界各國的台灣文學外譯作品。
其中,日文書的數量尤其不低,出於台日特殊的歷史淵源,日本極早便陸續引進台灣作品,種類亦多。英文書則是另一龐大的系譜,象徵著台美的頻仍互動,事實上,解散已久的美國新聞處,自1950年代初期便有計劃地推動台灣文學英譯。近年外譯作品較多的,還有與台灣同樣有著曲折政治脈絡的捷克。
而在卷帙浩繁的書海裡,有幾個反覆出現的人名。他們是,前輩名家白先勇、李昂;中生代的吳明益、紀大偉、夏曼‧藍波安、賴香吟;以及崛起於近年的新生代作家陳思宏。不同年代、不同風格、不同議題,構築出外國讀者心目中的台灣面貌。
以題材來看,性別議題是橫跨不同世代都熱烈投入的項目,猶似呼應著台灣性平運動的步步累積,以及亞洲第一個同婚合法國家的盛名。以翻譯甘耀明小說聞名的日籍譯者──橫濱國立大學名譽教授白水紀子,其研究領域向來以女性主義、LGBT等研究著稱,她便說,台灣文學女性、同志與LGBT文本豐富,從白先勇《孽子》與《台北人》、李昂《殺夫》、邱妙津《鱷魚手記》、紀大偉《膜》,到陳思宏《樓上的好人》……正是吸引她投入台灣文學領域的原因。
若就作家來看,題材大膽、文采濃豔的李昂,是早期蜚聲國際的台灣作家之一,《殺夫》甚至一度在德國創下五萬本的銷售量。隨著江山代有才人出,後來崛起的吳明益,其作品《複眼人》、《睡眠的航線》、《天橋上的魔術師》、《單車失竊記》、《苦雨之地》等五本長篇小說,至今也累積了近30本逾10種以上的外語版本。
白水紀子就表示,《天橋上的魔術師》在2015年經知名日籍翻譯家天野健太郎翻譯為日文,在2018年《單車失竊記》入圍英國布克獎後,聲勢鵲起,2021年《複眼人》、《睡眠的航線》、《苦雨之地》三本小說的日文版一口氣推出,「完成了一位作家在同年出版了三本作品的壯舉。」
《Formosana:台灣民主故事集》,法文,由關首奇主編。
《記憶與夢幻:台灣短篇小說選集》,捷克文,由捷克籍譯者白蓮娜(Pavlína Krámská)主編。
引發普世共鳴的台灣書寫
雖說,對於外國的出版市場,台灣出版品只能稱是小眾,但吳明益的小說不在此限。伊恩表示,吳明益是當今北美市場(美國與加拿大)最成功的兩名作家之一(另一位是台裔作家楊小娜)。作為外國譯者「最喜歡的台灣作家」的最大公約數,吳明益不需特別主張出身,光是「吳明益」本身,就是具魅力與影響力的文學品牌,他的小說究竟有何魅力?
為此,我們特地訪談了首位將吳明益「帶出國門」的法籍譯者、法國里昂第三大學中國語文學系副教授關首奇(Gwennaël Gaffric)。關首奇與吳明益小說的初遇,如星探挖掘素人,當時正就讀博士班,對《睡眠的航線》一讀傾心,甚至未考量出版事宜,就出於興趣著手嘗試翻譯。
「吳明益的小說,讀起來與『傳統』的台灣小說不太一樣。」關首奇直言,在台灣文學史上被劃分為「新鄉土」、「後鄉土」一派,吳明益時常揉合歷史、自然生態與魔幻,風格詩意,可讀性高,一掃台灣戰後小說常見的凝重、嚴肅,甚至是悲情,「就如同村上春樹,為戰後的日本文壇帶來了截然不同的新鮮,能勾動讀者的好奇,吳明益也是如此。」關首奇評價。
吳明益受歡迎的另一個原因,在於小說多以探討跨國族性的普世議題,如《複眼人》討論的海廢問題;《睡眠的航線》中的環保議題;《天橋上的魔術師》的童年題材;以及《海風酒店》的環境正義主題等。就算是文化背景不同的外國讀者,也能有所共感。
台灣文本的哀愁與美麗
誠然,對於李昂、吳明益那般作品質量優異的作者,在國際出版市場大放異彩是早晚之事。但倘若想更有深度、全面地向國際社會傳達出台灣文化的內蘊與形象,若沒有政府挹注資源,或如台文館有計劃性地推動台灣文學外譯,同時加上「友台」譯者從旁「助攻」,簡直難上加難。
尤其台灣不同於眾人耳熟能詳的強權大國,歷史、族群結構複雜,對於非本國籍的一般讀者而言,閱讀門檻稍高。因此,盡責的譯者往往不厭其煩、鉅細靡遺地為文本背景添寫注釋。關首奇也不諱言地指出,常在各地推介台灣作品的他,在正題以前,光是講解文本背後的背景,就得額外花上不少的時間。
不過,這難以避免的難處,也一體兩面地標誌出台灣文本的獨特性。積極推動台灣出版的日本翻譯家天野健太郎留下一則短文〈台灣文學之謎〉,其中的一段話,他便認為:「在台灣文學(無論小說或散文)中可見到濃縮的優美中文。以後見之明來說,戰後政治壓抑的結果,導向了台灣作家在文體及技巧上的琢磨洗練。然而在其內在,則隱藏了對自我認同的渴望。歷史由國際情勢決定、語言受外來政權左右、文化被強權政治限制,在此背景中誕生的故事,深深震撼人心。」
由白水紀子所翻譯的甘耀明長篇小說《殺鬼》,小說偶有夾雜閩南語、客語、泰雅族語等不同語言,讓譯者費煞苦心。
藏身於後的「譯」心「譯」意
呼應著伊恩的指出:「台灣沒有強國情結,但反而顯得寬容包容。即使得面對外來文化的威脅,文化的空間卻相對顯得開闊與精采。」而在議題多元盛放的文學花園中,多數學者、譯者咸認,象徵台灣政治與歷史進程的「民主」、「二二八」、「戒嚴」、「白色恐怖」、「轉型正義」;以及可代表台灣當代社會思潮的「酷兒」、「同志」、「原住民」、「性別平權」、「女性主義」,是台灣值得與世界分享的重要關鍵字。
因此,台文館聚焦以上主題,推出多本選集,如《Formosana:台灣民主故事集》(法文,關首奇編)、《台灣同志文學讀本》(英文,姜學豪編)。與之呼應的,是由蔣永學編譯、出版的兩冊:《戒嚴:台灣文學選集》、《天海之間:台灣文學選集》。
作為台灣的超級粉絲,捨「漢學家」之名,對外總自稱「台學家」的蔣永學,利用私人暇餘投身台灣研究與翻譯工作。2022年出版的《天海之間:台灣文學選集》,選文竟不限於現代,而上溯、涵蓋了口傳的原住民神話、古典的漢詩等文類。稱說自己正在撰寫台灣文學史的蔣永學,縝密且內行的選文眼光,已然揭露了史家願成一家之言的宏大企圖。
台灣之幸,或許正是有如他這批默默戮力的外籍友人。就像早年的德國漢學家馬漢茂(Helmut Martin),或者英年早逝的日本譯者天野健太郎。若不是當年馬漢茂積極地向歐洲讀者引介台灣作品,或者如天野健太郎為了推廣台灣文學,成立了專門引介台灣文學版權的「聞文堂」,國際社會對於台灣的認識,或許會更遲晚才起步,或是在眾聲日趨喧譁的當代,更顯艱難。
我們難免好奇他們投入翻譯、推廣的動機,原因自然不是商業獲利考量,蔣永學的一席話或可視為答案:「我認為,我的翻譯與研究工作,具有一定的文學價值,但同時也超過文學本身的價值。台灣是自由民主的國家,值得被保護,我也希望與台灣一起,藉這些書讓德國的讀者更了解台灣的情況。」
法國哲學家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說,語言是「人類靈魂的解釋者」,可說,譯者以其卓越的語言能力,直抵異族的內心,因長期浸淫在文本中,他們如人類學家在田野調查中走向「土著化」的過程,而對台灣心有同感,這使得他們不再是袖手旁觀的「他者」,更像是設身處地的「我者」,有了代為發聲表達的自覺,這番藏在文本背後的「譯」心「譯」意,豈不令人動容。
揚名國際的吳明益,多部作品均在日本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