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變調的啟蒙──回眸「五四」

1919年5月1日，上海港口揚起汽笛的長鳴，碼頭上，時齡28歲、兩年前才從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取得哲學博士學位回到中國的胡適，當時已是北京大學的教授，正興奮地期待著從日本駛來的郵輪入港。

站在他身旁的是另兩位梳著洋式西裝頭的青年，一位是後來寫下《西潮》的蔣夢麟，33歲的他，在3人之中年紀最大。另一位是時任南京高等師範學院（今國立中央大學前身）的教育學者陶行知。他們熱烈地迎接母校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老師──實用主義哲學家杜威，首次來到中國講學。

5月4日當天，師生4人悠閒地走在上海市區，說好隔天由蔣夢麟陪同杜威遊杭州。他們並不知道，當天下午，千里之外的北京，來自北大、北京高師、北京法政專門學校等13校共三千多名學生，擠在天安門的紅牆前，呼求「外爭主權、內除國賊」，抗議「巴黎和會」喪權辱國；4點左右，隨著憤怒的學生高喊「直奔曹宅」，人潮衝出了王府井大街，經過東單牌樓，穿過趙堂子胡同，約半小時後，來到一戶兩層的西式洋房前，放火燒了這棟「趙家樓」，那是親日的交通總長曹汝霖的住所。

經過一年的沈澱，胡適與蔣夢麟聯名在報刊發表〈我們對於學生的希望〉，回憶他們五四當天的心情：「我們心裡只想留住杜威先生在中國講演教育哲學；在思想方面提倡實驗的態度和科學的精神；在教育方面輸入新鮮的學說，引起國人的覺悟，大家來做根本的教育改革。」

胡、蔣的文章刊出3個月後，中國共產黨正式在上海成立。諷刺的是，前一年，五四發生一周後，兩人還陪同杜威造訪當時人也在上海的國父孫中山先生，談到《建國方略》的實業計畫時，孫文還告訴他們「知易行難」……。

胡適（左）與陳獨秀（右）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重要旗手。胡適在手稿裡寫道：「民主」是一種生活方式，「科學」是一種思想和知識的法則；他認為，陳氏後來之所以走向共產道路，就是因為對民主、科學認識不深。

不只是一場遊行

那場發生於1919年5月4日，由北京大學生遊行引燃高潮的愛國自救運動，直接導火線是抗議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巴黎和會」不顧中國也是戰勝國之一，逕自在《凡爾賽和約》裡，將德國在山東的權益轉讓給日本。

然而，論及五四的內涵及影響，絕對超過5月4日當天的學生遊行。文化上，五四換掉了中國人數千年來的傳統腦袋，高喊「打倒孔家店」，並且鼓吹西方「民主」與「科學」的新觀念；政治上，則是滋養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發展。五四因而成了一道分水嶺，最初站在同一進步思想陣線上的中國知識分子，以陳獨秀及胡適為代表，從此各自走向不同的道路。

從1920年共產黨成立，到1966年大陸爆發文革，五四愛國知識分子的奮起，何以導致往後50年中國政治與社會的反向墜落？而在「科學」、「民主」等一般熟知概念之外，五四究竟還有哪些複雜的面向，讓90年後的今天，仍值再次爬梳、回顧、省思？

經過多年之後，胡適在他自己的口述回憶錄（後經唐德剛整理成《胡適口述自傳》）裡，將五四定位成「一場不幸的政治干擾」。他說，「我們那時可能是由於一番愚忱，想把這一運動，維持成一個純粹的文化運動和文學改良運動──但是它終於不幸地被政治所阻撓而中斷了。」大致來說，胡適這番話，可以總結他對五四的反思，而他在此處提到的「政治阻撓」，指的正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共產黨的崛起。

中央研究院院士、榮獲美國國會2006年表彰人文研究終身成就的「克魯格獎」得主余英時曾經指出，馬克思主義被引進中國知識圈後，「左翼開始積極地參與不斷擴大群眾的組織動員，將五四轉向政治運動；反之，自由派人士繼續在文化與思想領域，發展原先的文藝復興方案。」

余英時認為，五四知識分子對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權等概念所知有限，也缺乏對基層民間社會現實的理解，因此滿腔熱血終被馬克思主義的狂潮襲去。也是中研院院士的林毓生，引述其自由主義思想導師殷海光的話，認為五四知識分子「多會呼叫、少能思想」，且言論往往「混淆、扭曲，反映了他們自己意識的危機多於真正思想的啟蒙。」

五四這段從「文化」往「政治」轉向的歷史，決定了中國迄今的命運，這裡頭涉及了五四知識分子的思想準備、判斷，以及責任。回顧五四學生遊行之前即已風行中國知識圈的《新青年》雜誌，等於也是回顧了五四思潮那段轉向的過程。

五四遊行學生，出王府井大街，經東單牌樓，目的地是親日派交通總長曹汝霖的住所「趙家樓」。

破「舊」立「新」

承襲晚清以降知識分子辦報議論的傳統（如梁啟超的《清議報》與《新民叢報》），1916年發刊的《新青年》，其前身是前一年創刊於上海的《青年》，主事者是後來創立中國共產黨的陳獨秀。

在《青年》的發刊詞上，早年留學日本吸收西方新思想的陳獨秀，寫下了〈敬告青年〉6大訴求：

•自由的而非奴隸的
•進步的而非保守的
•進取的而非退隱的
•世界的而非鎖國的
•實利的而非虛文的
•科學的而非想像的

這6點中的頭、尾兩點，已經點出民主與科學兩大主軸，此一精神亦延續至《新青年》。現任北大中文系教授陳平原則認為，除了「德」、「賽」兩位先生之外，「《新青年》的同人再也找不到『共同的旗幟』」。這些「同人」包括陳獨秀、胡適、周氏兄弟（作家魯迅與周作人）、吳稚暉、蔡元培、李大釗等知名文人。為了鋪陳科學與民主的底蘊，文學與文化的改造，便成為《新青年》亟欲鼓吹的思想。

例如，1916年尚在哥倫比亞大學求學的胡適，寫下〈文學改良芻議〉，隔年跨海發表於《新青年》，提出8點建議：須言之有物、不摹仿古人、須講求文法、不作無病之呻吟、務去濫調套語、不用典、不講對仗、不避俗字俗語，引起極大迴響。

被陳平原評為善於操作話題的陳獨秀，也寫出〈文學革命論〉呼應胡適，並高舉新文學的「三大主義」：推倒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推倒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建設明瞭的通俗的社會文學。

文化上，除了「批孔」以外，《新青年》的作者們也對中國其他傳統禮教提出批判。例如，胡適與學生羅家倫，翻譯挪威劇作家易卜生的《娜拉》（又稱《玩偶之家》）刊於《新青年》上，頓時，女性拋家棄子、追求獨立自我的論調，在知識圈裡火速蔓延，娜拉那句「你不配把我教育成你的好妻子」的台詞，成了中國新女性嘴邊時時掛著的自主宣言。陳平原指出，《新青年》「從問題入手」的編輯方針，它的「切入口是文學形式，著眼點則是整個思想文化革命。」

蔡元培於1917年就任北大校長之後，隨即聘任陳獨秀出任文科學長（文學院院長）。至1920年止，《新青年》以北大為編輯基地，多數稿件出自北大師生之手，編務也不再由陳獨秀獨攬，而由胡適、李大釗等6位北大教授輪流主編。

五四風潮席捲全中國各省，大學生們在街頭演講，鼓吹新文化、新思想，一時之間，「煙士披里純」（靈感）、「娜拉」（獨立女性的象徵）等外來術語喊得震天價響。

因文化而結合，因政治而分離

1919年左右，《新青年》浮現路線之爭，代表人物即是同為安徽人的胡適及陳獨秀。一般認為，發生於1917年年底的俄國「十月革命」，是造成《新青年》分裂的重要原因。

1919年12月《新青年》發表一篇社論性質的〈本誌宣言〉，文章前半部分表明「和政黨斷絕關係」的立場，後文卻論調一反，肯定政黨是「運用政治應有的方法」，惟「對於眼中沒有全社會幸福的政黨，永遠不忍加入」。

如陳平原所言，這篇宣言乃各方意見折衝下的矛盾產物，本意是想用「共同意見」來弭平相異的立場，結果卻更將矛盾浮上檯面。陳獨秀認為《新青年》應該關心政治現實，胡適則主張不碰政治，此一分歧到了1920年陳獨秀移居上海、把雜誌搬離北大，《新青年》宣告分裂；之後陳獨秀與馬克思主義越走越近，同年7月，他在《新青年》上專文介紹列寧及革命後的蘇維埃政府；8月，中國共產黨在陳獨秀的奔走下，在上海成立。

五四的知識分子一本愛國的初衷，最終為何走向殊途？

「他們都是反帝國主義的民族主義者，不過報國途徑各有不同，有人希望透過教育及文化活動來為一個嶄新的政治體打好基礎；而其他人則拿政治和國家當作革命的工具，」羅格斯大學榮譽退休教授魯珍晞（Jessie G. Lutz）點出關鍵。胡適屬前者，陳獨秀則屬後例。

然而，五四知識分子們當時的抉擇，豈不根據理性的判斷？倒不盡然。余英時就說，中國共產黨的興起，有賴於「民族主義」與「知識分子」兩股相互結合的力量：「民族情緒雖然是人人所共有的，但仍以知識分子對此感受最為深刻，因為他們代表了社會良知。」

1915年由陳獨秀創辦的《青年》雜誌，隔年改版為《新青年》，對五四思想造成極大影響。它們都以法文La Jeunesse（青年們）為別名，意欲宣揚新思潮。

慌亂的時代，倉促的抉擇

中研院院士張灝指出，五四具有思想的兩歧性，一方面推崇理性，骨子裡卻帶有浪漫的激情；一方面主張面對現實的問題，卻又急於擁抱各種「主義」，因此，「五四變成一個烏托邦思想瀰漫的時代」。

「『眾聲喧嘩』是五四給我最大的啟蒙，」王德威院士曾為五四作此註腳，對他而言，「眾聲喧嘩」的精神體現在「對權威的質疑」。他說，「如果五四能以魯迅這樣的人物作代表，他給我們最大的啟發，應該是讓我們有對話的勇氣，去質疑傳統、權威、大師。」

然而，五四終究是個倉促的時代，知識分子似乎還來不及思考、反芻甚至質疑新思潮的內涵，便因「救國」使命的催逼而驟然做出選擇，或如余英時所說：五四在思想上「準備不足」。

王汎森院士舉例，五四學生運動總指揮、後來出任台大校長的傅斯年，曾經撰文謳歌俄國革命；五四當天在〈北京學界全體宣言〉裡寫下「國亡了，同胞起來呀！」的羅家倫，還是馬克思主義信徒李大釗很欣賞的北大學生。「英美民主與俄國革命，對初識西潮的五四知識分子而言，都叫『自由民主』。五四的時代背景下，知識分子的思想，並不是後人所想的那樣截然二分、那樣清晰。」

「五四知識分子雖然攻擊傳統，但他們自己卻未跳脫傳統一元論的思想方式。」林毓生院士認為，這是五四知識分子內在的限制，「手握筆桿在稿紙上兜了幾個圈子，就以為打了勝仗」。因此，五四的「眾聲喧嘩」，究竟是「實質」，還是「形式」？恐怕還有後續的爭議。

正如余英時在〈知識分子與光棍〉裡指出，中國共產黨的興起是由知識分子的「大惑」造成的。五四熱血沸騰卻方向未明的救亡與啟蒙，最終釀成近代中國百年的滄桑。撫今追昔，不能不令人浩嘆。

相較於五四的時代，當今的台灣社會日趨多元，媒體氾濫、百花齊放、各式主義流散，但問題是，今日的知識分子對自己的理念是更加篤定，還是更加迷惘？對國家社會的關懷，是更加熱切，還是漸趨冷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