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後初期的族群衝突與磨合
已然有太長的時間,台灣美術缺乏關注度與知名度,大眾能信口說出梵谷、莫內,卻說不出幾個台灣藝術家名字,「我常說,我們真是自己故鄉裡的異鄉人。」國立台灣美術館副研究員林振莖,身兼台灣美術史研究者、策展人的他,不無遺憾地說。
台灣美術會歷經長時間的埋沒,實與歷史發展、政權更迭息息相關。啟蒙於日治時代的現代美術,發軔未久,又因國民政府撤退來台,截然不同的文化背景,在文化的強烈衝擊之下,造成記憶的斷裂。
好比在日治時代,官方稱膠彩為「日本畫」,戰後則幡然改稱水墨畫為「國畫」。不同族群身分,語言、文化、審美截然不同。外在政治的高壓,加上由北京故宮來的重量級國寶鋒芒傾壓一時,大多數前輩藝術家(主要指出生於日治時代的藝術家)如同「失語的一代」,長久失去了舞台。
為了近身理解昔日的情況,我們特地拜訪前輩藝術家謝里法。就出生在大稻埕、〈南街殷賑〉畫面中的他,畢業於台灣省立師範學院藝術系(今台灣師範大學美術系),曾旅居巴黎、紐約長達24年,1988年才返台。
謝里法的大學時代,正逢光復初期。他娓娓道來,當時的外省籍畫家在官方場合佔盡優勢,「但中國才剛歷經革命、軍閥割據與八年抗戰,人民四處逃難,哪有時間畫畫?西畫視素描為基本功,但素描相當費時。台灣雖然有戰爭,但日本人重視美術教育,也聘請了石川欽一郎、鹽月桃甫等畫家在中學任教,這造成當時的本省畫家多有個成見:『外省畫家的基礎不好』。」
「但,我的一位老師孫多慈算特例。她是留法的徐悲鴻的學生,素描功力也很紮實。當時不同族群的畫家鮮少往來,她常為兩方調解,也不以身分地位評斷人,甚至常說:『何必這樣分呢?』她曾和我們提起,有三個台灣畫家相當厲害,雖然沒有名氣,後來才知道,原來是來自北埔客庄、滿人後裔的金潤作,李遠哲的父親李澤藩,還有蕭如松。」
「光復後,本省畫家籌辦『省展』(台灣省全省美術展覽會),作為日治時代『台展』(台灣美術展覽會)的延續。我大三(1957年)時,政府則舉辦『全國美展』(中華民國全國美術展覽會),那是外省人為主的展覽會,由孫多慈擔任召集人,有意突破瓶頸的她,既邀請外省畫家為主的『東方畫會』,也請本省藝術家楊英風擔任評審,嘗試做改變。」
謝里法的幾段話,勾勒出了戰後不同族群衝突與磨合的過程。
位於台北龍山寺的黃土水〈釋迦出山像〉,迥異於傳統神像雕刻的制式,神情慈悲中帶著堅毅,被列為中華民國重要古物。
謝里法與同時代的郭雪湖、鄭世璠等人筆談,取得資料後,完成台灣第一部現代美術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