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地理為基點，從世界看台灣

自學出身的曹永和，精研早期台灣史，尤為荷鄭時代台灣史領域的權威，不僅精通數種外語，還以深厚的南洋及世界史素養，在「本土化」與「國際化」雙重視野並置下，於1990年提出對近代台灣史研究產生一定程度影響的「台灣島史」概念──以生息於這座島嶼上的人民為主體，來看台灣的歷史。

一落落高層書架聳立，裡面不乏最新出版的外文書籍，古色古香的目錄櫃裡則塞滿了細心編纂的書籍要目──這不是台大圖書館，這是曹永和家中的藏書室！

「不管時代環境如何變化，只要是生活在台灣的人，跟台灣的關係總是不會變的。」他認為，台灣史學的研究過去太注重漢人觀點與政治變遷，不曾徹底看清──「台灣島本身即是一個獨立的歷史舞台」。

曹永和強調，歷史是由「人、時、空」3個因素互動交織而成的，其中「空間」更是人類生活和生產的基本場所。在這個舞臺上，各種人物於不同年代連番登場又消逝，因此歷史不斷呈現階段性的演化，然而，不論演員如何更替，舞臺卻始終存在，除了「人」以外，他認為做歷史研究應重視海島台灣的地理特性，儘量擴大視野，不要侷限在某單一觀點上，要架構出結構性、總體性、全球性的史觀，放在世界史的脈絡中加以探考，以建立區域總體史的台灣新史學。

這種新史學，涵括了在島內人群活躍生產的總體性結構，和綜觀長時間以來，台灣透過海洋與外界建立的各種關係，以及台灣在不同時間段落的世界潮流、國際情勢中的位置和角色，曹永和一一爬梳加以闡明，讓外界一窺台灣史的真面目。他相信，「台灣島史」的觀念，有助於台灣史研究跳脫出目前學界泛政治的解釋模式。

成大台文系主任兼台大歷史學系教授吳密察在〈台灣史的成立及其課題〉中寫道：「相較於史學家長期以來習用『以人範史』概念，曹永和1990年標舉的『台灣島史觀』，則開啟了『以地範史』的不同路徑。」

這張由荷蘭鹿特丹Atlas van Stolk博物館所收藏、報導鄭成功擊敗荷軍的荷文版「台灣淪陷」快報，上有傳教士殉教圖及台灣地圖。

曹永和，1920年（日治大正9年）生於台北士林。先祖自大陸福建來台後，世代皆以教書為業，祖父曹天相設私塾授業，父親曹賜瑩畢業於台灣總督府國語學校師範部（現台北市立師範學院），任士林八芝蘭公學校訓導。

5歲時曹永和由父親親授漢文，習《三字經》，翌年入士林公學校（現士林國小），3年級時父親轉任台灣銀行經理，舉家遷居台北大稻埕。

遷居台北後，父親常帶他到位於今博愛路與寶慶路口、創立於1915年的台灣總督府圖書館兒童室。由於小時候和奶媽同住，三歲左右返回本家時，母親又剛生下弟弟，自覺受到疏遠、不被疼愛，養成曹永和沉默木訥的個性，但在接觸兒童讀物後，宛如找到填補心靈缺口的良伴。

北二中（現成功中學）3年級時，曹永和跟著父母遷回士林，因為身體孱弱常請病假，數學進度跟不上，5年制中學畢業後高校落榜。當時心情落寞的他，每天從士林徒步一個多小時到總督府圖書館看書，由於身上沒錢，午餐就喝水打發，期間涉獵很多文、史、哲和佛學書籍。日後回想起來，這長達半年埋首書堆的日子，正是他自學生涯的起步。

（右）年輕時落榜失意又個性內向、身體孱弱的曹永和，以驚人的毅力自學有成，不僅摘下學術桂冠成為中研院院士，去年更獲台大頒贈名譽文學博士學位。

1939年，他在父親介紹下到士林「信用販賣購買利用組合」（現士林農會）工作，隔年與好友何斌、張鈺等人籌組「士林協志會」。士林自古便以文風見長，受過高等科教育的比例居高，為了讓沒機會讀書或升學的人有進修機會，協志會舉辦讀書會，邀請名人座談，曹永和也利用辦展機會寫成了多篇民俗論文，在期刊上發表。

1945年曹永和結婚，同年因肺結核辦理退職，後來又因肋膜炎在台大醫院住院一年，緊接著長子出生，所存積蓄花費殆盡，為了生活，新婚妻子還必須出外謀職。囿於現實，他只好放棄到日本留學的想望，轉而朝學術研究發展，1947年進入台大圖書館工作，開啟終身學習的寶庫。

基於對文史的熱愛，曹永和每有空暇即飽覽圖書館豐富藏書，對存放位置也瞭若指掌，成了台大的「圖書館百科全書」，協助過許多師生做研究。當時二戰結束不久，許多原任職台北帝大（即台大）的日籍學者仍繼續留任，曹永和也旁聽過著名學者桑田六郎的「東西交通史」。

「日治時的制度是，研究哪個國家，就必須學習該國語言，所以那時做研究的人都要精通多國語言，不像現在的年輕學生依賴心重，只想要我們趕快把各種國外文獻翻譯成中文，自己卻不肯下苦工去學，」曹永和感嘆地說。

一落落高層書架聳立，裡面不乏最新出版的外文書籍，古色古香的目錄櫃裡則塞滿了細心編纂的書籍要目──這不是台大圖書館，這是曹永和家中的藏書室！

因為工作，曹永和每天必須接觸歐美日各國書刊文獻，進圖書館工作前，他就跟妻舅張鈺學過德文，由於德、荷語出同源，學德文的基礎，對他日後研讀荷蘭文頗有幫助。

有鑑於荷蘭是歐洲海權時代的開啟者，要研究早期台灣史與南洋史必須接觸古荷蘭文，日治時期台北帝大的學者即曾遠赴荷蘭，以相機翻拍檔案，攜回台灣進行研究。

為了辨識檔案上的手寫文字，曹永和將古荷蘭文寫成的《巴達維亞城日記》與村上直次郎的日文翻譯相對照，又將傳教士甘為霖翻譯成英文的荷蘭傳教檔案與荷蘭文原檔對照，以日文和英文學習前人已整理出來的印刷體古荷蘭文，然後再去比對這批翻拍檔案，並以印刷體抄寫，再一一翻字典研讀其意。

「我認為耐心的抄寫、勤查字典、做卡片、背誦，是學習的不二法則。」曹永和查起字典可謂上窮碧落下黃泉：先查日蘭辭典、荷英字典，然後查用現代荷文解釋古荷蘭文的荷文字典，如果還查不到，再去查牛津大字典，因為這部大字典裡收錄了西方語文的字源，古荷蘭文中也有不少外來語，可以藉此找到有用的線索。

投入大量時間和精神苦學語言，曹永和不僅精通日文、英文、荷蘭文，還略通西班牙文、葡萄牙文、法文、德文和拉丁文，而其最為人所熟知的研究，就是透過對古荷蘭文獻檔案的掌握，所從事的台灣早期歷史研究。

這張出版於1635年，標出東印度與鄰近諸島國的古世界地圖，可看出位於東南亞與東北亞交口、大陸邊緣的台灣，如何因著國際情勢的牽動影響，而不斷改寫出新的歷史篇章。

1948年5月，由陳奇祿主編的「公論報」副刊「台灣風土」開始每週出刊，1949年國府遷台後，將台灣省通志館改組為台灣省文獻委員會，各縣市文獻委員會也相繼成立，並各自發行刊物，民間也出版「台灣文化」、「台灣風物」等期刊，台灣史和地方文物研究成了熱門顯學，也觸發曹永和的研究興趣。

有鑒於連雅堂的《台灣通史》和日本學者伊能嘉矩的《台灣文化志》均僅詳於清代，清代以前較為粗疏，於是曹永和決意以〈近世台灣鹿皮貿易考〉為題，撰寫第一篇學術論文，探討農業開發以前的「先人」（指荷蘭人及漢人），進入「土著民部落」交易貿易的情況，1951年以日文完成初稿，再自行翻譯成中文。

中學時日文就比日本人還好的曹永和，習慣以日文思考，終戰後改成中文時，「我的腦筋時常變得很混亂，總要先以日文思考後再翻譯成中文，增加行文時的障礙。」該篇論文因自覺中文能力太差，沒有發表。

1952年曹永和升任台大圖書館典藏股股長，並持續他對台灣早期開發史的研究。自1953至1963年，陸續在「台灣銀行季刊」和「台北文獻」發表論文，獲得台銀經濟研究室主任周憲文的激賞，兩人成為知交後，合作促成台銀經研室出版《台灣文獻叢刊》（從1957年8月到1972年12月，共出版309種、595冊），獲得學界極高的評價。

期間，曹永和與台銀經研室人員走遍全台各圖書館和檔案室，遠赴日本、香港、美國、歐洲考察時，也特地到當地圖書館抄錄、整理、翻譯與台灣史有關的各種文獻、方志、隨筆、雜誌、詩文等資料。以當時整理資料「純手工」的方式，其中的奔波辛勞可想而知。

台灣島是一個多族群共生共享的舞台，唯有拋棄種族優越的偏見，才能架構出完整的結構性台灣史。下圖為1859年英國記者所繪的一場宗教儀式圖；右圖為1870年代英國攝影師湯姆生根據照片翻刻的平埔族女人抱子圖。

工作之餘勤讀史料做研究，三十多歲就成為國際間頗有名氣的學者，但讓曹永和受益最深、影響最大的，則是受業於岩生成一博士。

岩生成一為早年台北帝大的南洋史權威，在日本讀過曹永和的論文後，有意培植他繼承自己的學術，於是推薦他參加東洋文庫與UNESCO（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自1956年開始的「東西文化互相鑑賞」10年研究計劃，並在1965年爭取到研究獎助，讓他前往日本東洋文庫和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研究一年，一償到日本留學的夙願。

岩生成一還收他為「關門弟子」，每週撥冗從自己服務的帝國大學到東洋文庫，把會議室關起來，為他個人講授課程、指導他利用荷蘭未刊文書進行研究，到了傍晚岩生教授要返家前，仍然諄諄教誨，慇勤照顧，令曹永和一生感念。

1960年代越戰前後，越南局勢日漸受到美國關注，以「情報研究」為定位的越南研究在美國大為興盛，曹永和也在越南學權威陳荊和教授的推薦下，1973至75年間赴香港中文大學參加「越南中文資料國際研究計畫」，實際負責《大越史記全書》等越南史料的校訂工作；1978年他又應荷蘭國立萊頓大學歐洲發展史研究中心之聘，參加「熱蘭遮城日記」的編校註疏研究計畫。前後幾次參與國外研究計畫，讓曹永和的研究領域更廣泛，得以用宏觀角度拉高學術視野。

對妻子張花子（左）的賢慧與支持，曹永和始終心懷感激。圖右為前第一夫人曾文惠女士，兩人是台北第三女高（今中山女高）的同學。

1979年曹永和出版《台灣早期歷史研究》，全書架構是以漢人開發台灣的過程作為核心，共收錄11篇文章，其中〈歐洲古地圖上之台灣〉寫於1962年。曹永和表示，1961~62年間，有關台南舊鹿耳門天后宮遺址爭論，及與此相關的鄭成功登陸地點，地方人士分派爭論，鬧得滿城風雨，頻頻向他查詢荷蘭時代的古地圖，於是他整理自己所看過的早期歐洲地圖，寫下這篇介紹16及17世紀歐洲所繪製的臺灣古地圖的文章。

爬梳史料以澄清歷史謎團，正是曹永和深厚學術功力的展現。例如一般人總以為澎湖媽祖廟（天后宮）後方的紅毛城為荷蘭人所建，但1988年他受邀參與「澎湖開採史學術研討會」，發表〈澎湖之紅毛城與天啟明城〉，引用奧地利維也納國立圖書館藏的文獻引證，荷蘭佔據澎湖時繪於1623年的「澎湖港口圖」與今日的空照圖交相對照，證明荷蘭人所建紅毛城，是在一水之隔的風櫃尾蛇頭山。

再如淡水紅毛城，一般是指西班牙佔領時的「聖多明哥城」，西班牙人入淡水後確實建造「聖多明哥城」，但荷蘭人將之擊退後，1647年重新改建新城堡，並以當時荷蘭在台總督聖安東尼歐為名，日本治台時將荷人所建「聖安東尼歐城」誤稱為「聖多明哥城」而沿用一百多年，直到2005年曹永和根據荷蘭文獻，才還原了歷史真相。

荷蘭女王2002年頒贈「奧倫治－拿騷」勛章給曹永和。

1984年，中研院三民主義研究所聘曹永和為兼任研究員，隔年他自任職39年的台大圖書館退休後，又被台大歷史學系聘為兼任教授至今。2000年出版《台灣早期歷史研究續集》，他在後記中寫道：

20年來本土思潮不斷衝擊台灣，置身於社會脈動中的歷史學者，也不得不對過往的研究觀點進行反思。……我的研究主題，由原本的特定族群調整為土地。凡是在這片土地上活動過的所有族群，都是我在研究上的終極關懷；基於這樣的想法，我認為歷史應該跟土地有所結合，所以，我提出「台灣島史」概念，以此概念架構台灣史研究的主題性。

台灣雖是個海島，但因地理位置優越，從史前時代以來即為東亞地域族群移動的重要通道，16世紀歐洲海權列強的「地理大發現」後，更將台灣捲入世界性的競爭中，島嶼的主權因此與周邊國家之間幾度分合。

曹永和強調：「多元的族群關係與頻繁的政權交替，形塑了台灣史複雜的有機內涵。這種從孤島→國際商業基地→農業開發區→日本時代的再突破→終戰後轉型的過程，正顯示台灣島在不同時代的階段特色。」

台灣的統治主權曾多次更替，他認為從人民的立場來看，政權更迭幾乎都與人民的意願無關，人民僅能被動地扮演被當代歷史所限定的角色。

「台灣漢人的歷史並不是全部的台灣史！」曹永和認為應該拋棄種族優越的偏見，才能架構出完整的台灣史。「歷史學要建立一個世界，讓其中的各個民族和各個文明都在平等的地位上，都有權利要求對自己進行同等的思考和考察，不允許任何的歧視和排斥。」

台灣島是一個多族群共生共享的舞台，唯有拋棄種族優越的偏見，才能架構出完整的結構性台灣史。下圖為1859年英國記者所繪的一場宗教儀式圖；右圖為1870年代英國攝影師湯姆生根據照片翻刻的平埔族女人抱子圖。

由於專治台灣早期歷史與荷蘭時期的背景，曹永和深知「海洋」深刻影響著台灣史的發展，因此他不以海洋為阻礙，反而視其為通路，並以「海洋性格」描述荷、西時期的台灣，旨在重新審視這個位於東南亞與東北亞的十字路口、大陸邊緣的小島，其與周邊海洋、國家，甚至與荷蘭東印度公司有所關聯的歐洲等，以全球化觀點，理解台灣如何在東亞的網絡變遷中，載沉載浮。

「海島地理，使台灣在荷蘭、明鄭時期具有某種程度的海洋性格，可惜未能形成一個文化單位。」他認為，現在是台灣轉型為「海洋文化」的最佳時機，而「台灣島史」的想法，或許有助於海洋文化基礎工作的建構。

1998年，曹永和成為中研院院史上第一位、也是迄今唯一一位沒有大學文憑的院士，當時正逢大專院校放榜，他在訪談中鼓勵學生：「如果因落榜沒機會讀大學也不要灰心喪志，只要做自己有興趣的事，而且持續去做，終有一天必然會有成就的。」

自奉甚儉的曹永和，在2000年成立了「曹永和文教基金會」，以「台灣史」、「東亞海洋史」為主要方向，獎助專業學術研究的相關計畫，並透過出版，讓研究主題普及化。

捧書閱讀的身影，是孩子們記憶中的曹永和；常年背著一袋書，對上門求教者傾囊相待，是學生心目中的曹永和；考證細緻，立論嚴謹客觀，不妄下斷言，是國內外學界所認知的曹永和。這位忠於志趣且傾注一生之力的學者，在享譽國內外榮耀加身的同時，默默為台灣史研究培植豐厚土壤，執著的態度、無私的奉獻，堪為台灣史學界典範。

（左上）多元的族群關係與頻繁的政權交替，形塑了台灣史複雜的有機內涵。中研院院士曹永和認為，唯有把台灣看作一個獨立的歷史舞台，才能一窺台灣史的真面目。圖為18世紀初法國製圖師根據耶穌會士測繪圖製作的「福爾摩沙島與中華沿海部分圖」。

西班牙1565年佔據菲律賓後，猶妄想征服東亞各國，駐菲總督於1597年附加這張地圖，上書西班牙國王，建議派兵佔據台灣北端的基隆。

曹永和1947年進入台大圖書館工作，同時開啟終身學習的寶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