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age/Resize/V1/Uploads/文章/中英/2011/01/072/後體罰時代1.jpg?w=1080&mode=crop&format=webp&quality=80)
千百年來,「不打不成器」、「棒下出孝子」一直是華人社會多數家長和老師「愛之深責之切」的體現。1986年解嚴後,台灣社會隨著威權政治的鬆動,也萌發思想、教育的解放,人本教育基金會開始呼籲消除體罰,二十多年來在各民間教育團體努力奔走下,終於在2006年底通過的《教育基本法》修正案中,將學校禁止體罰明文納入。
但傳統積習要翻轉畢竟不易,零體罰立法至今4年,據統計,校園的打罵管教仍持續上演。另一方面,部分老師在缺乏新方法又唯恐責罰行為動輒觸法下,對於學生的不當行為或學習意願低落,索性睜一眼閉一眼。
一端是管教過當、一端是消極放任,這種管教失能的「M型化」困境該如何突破?零體罰時代的教師面臨哪些挑戰?親師該如何學習新時代的教養觀?
說來諷刺,中學時的體罰創傷,竟成了台灣新銳導演林鈺娟在2010年西班牙「馬爾貝亞國際電影節」奪得大獎的推手。
林鈺娟的作品《單飛》在全球五百多部作品中脫穎而出,拿下「動畫影片類」首獎。片中敘述一隻因為跟不上團隊腳步,受到排擠、攻擊而離群單飛的鳥兒的曲折故事。她在得獎後透露,影片的創作動機緣於她在台灣讀國、高中時因為數學成績不好,常被老師打罵的創傷,為了自我療傷而做。
「其實我一直想當科學家,對數理我不想死背、寧願靠自己理解,花的時間比別人多。」林鈺娟表示,她的哥哥很會考試,但她就是動作慢考得差,從小一起長大的鄰居老師「為了她好」,上課打她,下課再用激將法:「妳是真笨嗎?還是不夠努力?」讓她被折騰的幾乎失去自信心。好不容易國中畢業,進了一所新成立的高中,學校為了衝升學率,繼續打!
「在台灣的求學過程,我只知道一直很不快樂,但不知為什麼?」林鈺娟說,直到她到美國念研究所,又因打工做褓母接觸美國的教養模式後,才慢慢發現,自己焦慮型的人格特質,原來和從小被威脅、體罰有關。
![](/Image/Resize/V1/Uploads/文章/中英/2011/01/072/後體罰時代-主文4.jpg?w=1080&mode=crop&format=webp&quality=80)
北市木柵國中老師為了扭轉學生說三字經的惡習,成立「『經』天動地」社團,以讀《弟子規》、《朱子治家格言》來潛移默化孩子的行為,(左頁圖)還常以遊戲、比賽、戲劇表演的方式來增加孩子學習和背經的興趣。
今年33歲的林鈺娟,她的國高中生涯距今約十多年,校園體罰風氣仍盛,不僅是學科成績不佳的,就連成績不錯的,也難逃魔掌。大林鈺娟3歲的柯柏成,清楚記得在美國密蘇里念研究所時,大雪紛飛的聖誕前夕,也正是期末考成績揭曉前,他在等待發卷時不自主地搓起雙手,他的美國同學還以為這是東方人發考卷前的某種祈福儀式。
原來,這是柯柏成從國中時代「每天考5科,每科90分以下者,差一分打一下」的陰霾所致:「冬天挨打時,大家都會先搓搓手心,以免冰冷的手被藤條打了之後加倍的痛。」柯柏成在「愛的校園」徵文比賽中寫到,雖然讀高中後體罰的夢魘逐漸遠離,但這樣的苦澀經驗卻讓他不自覺地從高中、大學一路「搓」到美國研究所。
相較之下,近年來台灣的中小學生應該「幸福」多了。自從2006年底通過的《教育基本法》修正案明定「學生之學習權、受教育權、身體自主權及人格發展權,國家應予保障,並使學生不受任何體罰,造成身心之侵害。」現在隨意抽樣問問國中小學生:有沒有被老師打手心、摑耳光或者罰青蛙跳、高舉桌椅、剃飛機頭(頭頂剃出一條禿禿的「跑道」)等事?孩子多半覺得不可思議,反而說在家或補習班挨打的時候居多。
據教育部訓委會自2006年至今,每年在各國中做的問卷調查,在請老師「迴避」下詢問學生「最近2個月有沒有被打或做體罰動作的情形」,2006年57.5%的受訪者表示「沒有」,到2010年,比例已達83.1%;也就是說,仍有16.9%的學生,在法律保護傘下,受到校園體罰威脅。但人本教育基金會的調查卻顯示,2010年仍有高達42%的國中生被體罰,至於被體罰的原因,以學業不符要求及行為違反規定排名前2名。
![](/Image/Resize/V1/Uploads/文章/中英/2011/01/072/後體罰時代2.jpg?w=1080&mode=crop&format=webp&quality=80)
這樣手持棒棍作勢「開打」的畫面,雖然在「校園禁止體罰」立法後難再出現,但據調查,台灣老師打罵管教的習慣仍難禁絕。
檯面上的體罰數字雖已下降,並不表示體罰已從校園消失。
姑且不論學生或家長不願張揚的「隱性」體罰事件,其中事情「大條」、鬧上新聞或要求主管機關處理的,99年1~8月間就有72件(含國中小63件、高中9件)。
例如2010年3月,北市國語實小的呂姓老師因為小二的張小弟和同學嘻鬧互摸「小雞雞」,被老師糾正後隔天再犯被同學看到,又不承認,老師一怒之下摑了孩子9個巴掌,導致小朋友左臉紅腫、飽受驚嚇,家長一狀控告老師涉嫌傷害。幾天後,卻有二十多名家長出面聲援老師,希望張爸撤銷告訴,讓老師回來上課;還有家長「反控」張小弟過於頑劣,會欺負同學、掀女生的裙子,被揍是因為「可憐之人必有可惡之處。」
呂老師因情緒失控而失手令人遺憾,但對多數情緒穩定、有經驗的老師來說,「禁止體罰」後他們究竟該如何調整管教手段?
「我現在不拿指示棒了,以免引起『誤會』,」北市某國小林老師表示,對低年級的孩子以往手持指示棒的確有警斥作用,現在她對行為偏差的孩子會改以罰站、勞動服務、調動座位方式取代,但仍難免踩到「地雷」。
![](/Image/Resize/V1/Uploads/文章/中英/2011/01/072/後體罰時代3.jpg?w=1080&mode=crop&format=webp&quality=80)
在環境快速變遷的時代,用愛心與關心取代打罵管教的「人師」角色更形重要。圖為南投信義鄉原住民部落小學一景。
例如她1年級班上一個小朋友一整天不斷搗亂,影響上課,警告好多次仍然嘻皮笑臉,到了放學排路隊還在沿路碰撞別的同學,若不進一步處理,別的孩子看在眼裡豈不是有樣學樣!林老師就請孩子放學後到操場罰站,她也陪同在旁,要求孩子數完100才可離開,小朋友還沒開始數就放聲大哭,結果被50公尺外馬路上的某位家長看到,立刻打電話進輔導室,說有老師在「體罰」學生。
最困擾的是,孩子有立即危險或立刻需要制止的行為時,老師該如何拿捏?
「例如一個孩子爬高擦窗戶,另一個孩子卻要去戲弄他時,老師見狀第一個反應是把孩子拉開,但這樣的身體碰觸卻可能觸法。」林老師表示,她還聽說有位剛請完育嬰假的同事,大概久離校園,回校任教後碰到頑皮孩子午餐時往裝食物的大餐盤裡丟髒東西,既不能處罰又制止不了,情急之下竟然拿起便當繩打自己,才暫時制止那小孩的行為。
然而,若問老師體罰學生就有用嗎?學生的頑皮、頂撞行為真的因此改變嗎?答案多半是「只能暫時約束」。再問,體罰會讓成績進步嗎?答案更是否定的。
這令人不禁要問:為何在法律不容許、又無實質管教成效下,打罵或體罰的管教模式,仍像千年魔咒般,糾纏著我們的老師?
![](/Image/Resize/V1/Uploads/文章/中英/2011/01/072/後體罰時代-主文5.jpg?w=1080&mode=crop&format=webp&quality=80)
北市木柵國中老師為了扭轉學生說三字經的惡習,成立「『經』天動地」社團,以讀《弟子規》、《朱子治家格言》來潛移默化孩子的行為,(左頁圖)還常以遊戲、比賽、戲劇表演的方式來增加孩子學習和背經的興趣。
政大教育系教授周祝瑛分析,現代老師面對的學生樣貌已大異於以往,學生的多元複雜映照出社會環境的快速變遷。例如持續增加的未婚生子與單親、寄養、隔代教養、外籍配偶家庭等,而「少子化」又使父母容易寵溺子女,使做為第一道防線的家庭教養出現許多缺口;加上環境污染與不健康的飲食,可能導致罹患輕度過動、情緒障礙、自閉及亞斯伯格等症的學生愈來愈多,這類狀況頻仍的孩子散佈各班,令老師窮於應付,很容易成為引發師生衝突的導火線。
北市木柵國中資深老師林杏紅曾為了拉回一位單親又隔代教養的國一生,投入了加倍的心思,不但常在下課後到撞球場、保齡球館找人,找不到時還會在櫃台留紙條,也發動愛心媽媽做家庭訪問、鼓勵班上同學打電話關心他;當孩子說家裡沒有書桌不能寫作業時,林杏紅立刻拜託校工做一張桌子親自送去。即便如此,孩子最後還是中輟離校,她只能安慰自己「其他同學沒有受到他的影響就好了!」
資深老師尚且如此,更遑論年輕老師,在趕進度、班級經營、家長要求等多重壓力下,即使想個別輔導,也常心有餘而力不足。一旦有突發情況,只能暫時以體罰或強烈的處罰制止。
全國教師會政策部主任詹政道表示,有狀況的孩子多半是家庭出問題或有心理、學習上的障礙,不能依一般教育方法施教,需要專業的社工師、心理師來協助。歐美學校有一半以上教職員是這類專業人員,而台灣校園卻僅有寥寥可數的輔導老師(北市每15班配置一人),可做初步的心理輔導。現在部分縣市教育局雖有心理師、社工師的編制,但只是杯水車薪(如台北市中正區7所國中小「共用」一名社工師、5所國小一名心理師),難以發揮功效。
因此教師會推動學校增設社工師、心理師立法,並由中央編列預算,目前《兒童及少年福利法》修正案已送立法院審議,但預算受到游泳池、免費午餐等排擠,還有長路要走。
周祝瑛表示,面對環境快速變遷、師生關係需要大洗牌的時代,台灣師資培育卻仍停留在「只重學科」的傳統觀念上,忽視專業倫理的養成;而非教育科系出身,僅透過教育學程、短時間培養出來的師資,更缺乏「人師」亟需的溝通互動能力。面對愈來愈刁鑽、衝撞的學生,無計可施下,似乎也只有體罰與責罵一途了。
![](/Image/Resize/V1/Uploads/文章/中英/2011/01/072/後體罰時代4.jpg?w=1080&mode=crop&format=webp&quality=80)
隨著少子化及師資多元化,老師供過於求,教師甄試競爭異常激烈,但是目前制度是否能甄選出EQ高、學習成長型的老師?令人質疑。
「多年來教師甄選在嚴峻的筆試競爭下,選出的是善於考試的IQ資優生,但是不是EQ高,有愛心、耐心、具熱情創意的老師,就令人懷疑了!」教書30年,目前已退休的國小老師張麗華目睹師資甄選的缺失感嘆。雪上加霜的是,最可觀察老師教學態度和創意的實習階段,又由一年縮短為半年,期間表現也不列入評鑑,要選出能修正自己、學習成長型的人才,就更難了。
此外,由於目前學校聘用制度以專任老師為大宗,又因考量他們的終身俸等福利而嚴格限制員額,在僵固體制下,缺乏任用兼任、輔導人員、派遣,或多校合聘的彈性機制。周祝瑛認為,教育部應思考如何善用近年來大量的流浪教師,以因應學生多元複雜的需求,若能放寬任用的彈性,學生可獲得更細緻的照顧,老師的身心負擔也可以減輕。
周祝瑛表示,前陣子震驚社會的槍殺黑幫大哥少年犯廖國豪,國中開始就不適應學校生活,當年若有一對一的輔導或個別補救教學,或許不至於讓他有被放棄的挫敗感,進而輟學走入歧途。
![](/Image/Resize/V1/Uploads/文章/中英/2011/01/072/被打小人.jpg?w=1080&mode=crop&format=webp&quality=80)
「零體罰在校園碰到的一大困境是:台灣的家長仍在打孩子,卻只立法要求老師不准體罰,」全國教師會政策部主任詹政道舉例,孩子在家裡說謊會被處罰,到了學校「待遇」卻寬鬆許多,這種錯亂,導致一些孩子可能在家裡「裝乖」,卻把壓抑的情緒帶到課堂,他們看準老師「不敢」動手而恣意喧鬧,就算警告記過,學生也似乎不痛不癢、毫不在乎。
詹政道的慨歎對照國語實小「9巴掌事件」,的確所言不虛。呂老師重打學生後,班上絕大多數的家長卻認為老師打人是為了管教調皮學生和保護其他小孩,罪不致坐牢,才施壓張父,力挺老師回班任教,顯示家長對體罰不言自明的認同。
鐘擺的另一邊,卻是家長的放任溺愛,導致不少孩子以自我為中心,難以管教。例如詹政道看到學生過馬路時散漫聊天,會勸導學生迅速通過,還常遭學生白眼;更有甚者,班上孩子抽煙、說粗話,老師跟家長溝通,家長根本認為無所謂,「這樣的態度,老師是很難教的,也有很深的無力感。」
「很多小朋友在學校受到一點挫折,就回去向爸媽哭訴,家長不查明來龍去脈,先怪老師再說!」林老師表示她這一年內就曾幾次被不講理的家長責怪,也許是孩子的問題,老師自認處理得當,卻得先道歉安撫,才能繼續溝通說明。
「老師間會互相提醒,碰到這種難溝通的家長,就不要太費力管教,還是先明哲保身吧!」林老師無奈地說,老師自廢武功,明知孩子行為偏差卻消極處理,最後吃虧的還是孩子啊!
一位任教7年的老師在部落格抒發對教育環境身心俱疲的心情,為了重拾教學熱情,她甚至休息一年遠走非洲,但回台任教不到2個月,「我靈魂的光已漸漸淡去,」她說,「從拿教鞭的那一刻開始,每天無不戰戰兢兢的告訴自己一定要身教、言教合一,不一定要教出成績一流的學生,但求個個品行端正、謹守法治、勇於負責、樂於助人。」
無奈一路走來,她看到許多高喊「人性化教學」,其實骨子裡是媚俗怕事的同事,卻成了學生眼中的好好老師;反之,秉持著「教不嚴,師之墮」精神、重視品德教育的嚴格老師們,卻往往被認為不通情理、與時代脫節而被排拒,和學生有著格格不入的距離。
當嚴師失去了棒子,手中只有胡蘿蔔時,究竟該如何琢磨出一套新時代的教養方法,才不致淪為親、師、生「三輸」?這不只考驗著老師,更是家長、校方、社會共同的功課。
教育部擬定的教師合法管教措施
1. 適當之正向管教措施。 |
教師違法之處罰措施
類型 | 行為態樣 |
教師親自對學生施加體罰 | 例如毆打、鞭打、打耳光、打手心、打臀部或責打身體其他部位等 |
教師責令學生自己或第三者對學生施加體罰 | 例如命學生自打耳光或互打耳光等 |
責令學生採取特定身體動作之體罰 | 例如交互蹲跳、半蹲、罰跪、蛙跳、提水桶過肩、單腳支撐地面或其他類似之身體動作等 |
體罰以外之違法處罰 | 例如誹謗、公然侮辱、恐嚇、身心虐待、罰款、非暫時保管之沒收或沒入學生物品等 |
備註:本表僅屬舉例說明,其他基於處罰之目的、使學生身體客觀上受到痛苦或身心受到侵害等要件者,仍為違法處罰。
資料來源:教育部「學校訂定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注意事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