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土雜糧的興衰,除了跟戰後兩次糧食供應危機有關,也與政府如何因應貿易自由化的挑戰有關。
台灣戰後第一次糧食危機發生在1949年國民政府遷台,當時大陸軍民移入約150萬人口,靠著美援進口小麥度過危機,而「中美合作」麥粉袋縫製的內褲、汗衫,如今仍為50歲以上中年人所記憶。
1950年代,政府穩定政局後,開始透過農會系統,鼓勵農民在秋冬裡作時節,擴大種植黃豆、小麥、玉米與各式雜糧,直到1960年代初期,台灣雜糧栽種都相當興盛,大豆的種植面積曾高達6萬公頃,小麥種植面積也曾高達2萬5,000公頃。
1960年代,台灣的戰後嬰兒潮世代掀起第二波糧食壓力,於是1964年政府開放進口美國小麥,本土小麥紛紛棄作。
1970年代,台灣經濟起飛,政府藉由大宗物資採購來平衡台美貿易逆差,大量進口玉米、小麥、黃豆成為「交換條件」,本土雜糧的生產無法與進口品競爭而逐漸沒落。此時,進口飼料也成為大型畜產業的發達誘因,國人肉食吃得更多,飲食習慣也逐漸西化。
值得強調的是,在加工出口導向的年代,農村人口及土地也開始流失,政府基於保護農民也避免大量廢耕,乃採取「保證價格收購」的方法鼓勵部分水田轉作雜糧。本土玉米最高峰時種植面積高達8萬公頃,大豆則維持在3千至6千公頃。
本土小麥的情況則比較特殊。1975年後,由於國營公賣局釀酒(高粱、紹興、黃酒、花雕酒等)外銷暢旺,乃與農民契作小麥(小麥為酒麴的原料),最高峰曾達到1,402公頃的種植面積。直到1995年公賣局減產並停止契作,農友才紛紛轉作。唯近年金門酒廠仍與台中大雅及台南學甲的農民契作小麥(育種後再運至金門縣栽種),才維持住本土小麥的少量種植。
2002年台灣加入WTO後,政府的保價收購政策嘎然而止,卻沒有提出其他協助生產的對策,僅有休耕補貼,終於造成在地雜糧的全面棄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