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峽兩岸自從民國三十八年分裂分治以來,一直呈現許多波濤起伏的變化,基本的格局一直離不開:打打停停、停停打打、又戰又和、又和又戰等情勢。但嚴格說來,大致仍可把四十多年來的兩岸關係,分成四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兩岸軍事衝突時期﹙民國三十八年至六十七年﹚;第二階段是兩岸緩和對峙時期﹙民國六十八年至七怳誚~十一月﹚;第三階段是兩岸接觸交流時期﹙國七怳誚~十一月至八十三年底﹚;第四階段是兩岸分裂分治現況﹙民國八十四年迄今﹚。
在此四階段的過程中,兩岸均有明確的戰略主軸,但是每一階段同時亦受到許多主客觀變數的影響。在這些偶然性與結構必然性等多因子的相互動態影響下,辜汪會談可以說是數十年來兩岸關係的重大突破。鑑於在各方矚目的引領期待下,第二次辜汪會談又於九八年怳諝l開,所以此時對辜汪會談的回顧與前瞻,不啻格外具有歷史意義。
所以本篇論文根據此核心精神,區分為回顧、檢討、前瞻部份。
一、回顧:依序就第一次辜汪會談的緣由、成果、各方對其看法,分述如下。
首先就會談的緣由而言,我方自開放民眾赴大陸探親以來,兩岸熱絡交流所產生的各種民間糾紛,諸如商務糾紛、婚姻、觀光糾紛、繼承、海上犯罪、大陸偷渡客的遣返等問題,皆亟需中共的配合,才能有效予以解決。以偷渡客為例,中共就曾讓將近三萬名偷渡客,平均滯台達一百一十三天之久,就是最為顯著的例子。另一方面,中共也企圖先從「事務性談判」開始,再逐步誘使台灣與中共進行「政治性談判」,並藉此達成其「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等目標。
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兩岸都有意成立民間中介團體,展開事務性、功能性的先期接觸。所以有九一年三月,海峽交流基金會﹙海基會﹚在台北的成立。同年十二月,海峽兩岸關係協會﹙海協會﹚在北平的成立。並分別由辜振甫、汪道涵負責領導,均屬各自政府授權的民間機構。中共「海協會」為促成「辜汪會談」早日實現,於是在一九九二年一月八日即致函邀請海基會董事長、副董事長、祕書長率團訪問北京。經過一年多的醞釀和籌備,於九三年四月八日至怳憿A海基會副董事長兼祕書長邱進益訪問北京,海協會與海基會舉行了「辜汪會談」預備性磋商,確定了「辜汪會談」的三大議題:第一、兩會會務方面,包括商談兩會聯繫與會談制度,並簽署協議;確定有關兩岸共同打擊海上走私、搶劫等犯罪活動、違反有關規定進入對方地區人員之遣返及相關問題、協商處理兩岸海上漁事糾紛等,以及當年即將進行的三要事務性商談。第二、經濟方面,包括台商在大陸投資和大陸經貿界人士訪問等議題,兩會共同籌開民間性質之兩岸經濟交流會議;雙方就共同開發能源及資源問題進行討論。第三、科技文教方面,包括青少年互訪交流、科技交流、兩岸新聞界交流等。邱、唐二位來到新加坡後,反覆強調的「四性」:民間性、經濟性、事務性、功能性,對於一些有分歧的敏感性的政治觀念,皆同意擱在一邊,顯然這「四性」的確定,不僅是「辜汪會談」的性質,也可以視為今後經由兩會處理兩岸關係的準則。
其次,就第一次「辜汪會談」的成果而論:九三年四月二十七日至二十九日,「辜汪會談」正式在新加坡海皇大廈四樓簡報室舉行。會談開始,由汪道涵首先發言,內容主要包括會談的議題、性質和主旨精神等組成部份。海基會董事長辜振甫接著致辭,強調會談對建立兩會協商與聯繫制度的重要,且提出六項具體建議。包括:租稅法規訂定,徵收的限制與補償,經貿爭端的公平解決,經營利潤與撤資的匯出,大陸相關法規的透明化等。在提出六項保障台商權益建議的同時,辜振甫亦對「兩岸工商界人士互訪」及「召開民間性質經濟交流會議」的可能性,表示願與海協會共同研究。但對汪道涵提出的所謂事務性的「三通」並未做任何反應。
此次會談的確使兩岸關係得到進一步的發展,不僅使數十年的敵對氣氛得到很大的改善,同時也簽署「兩岸公證書使用、查證協議」、「兩岸掛號函件查詢、補償事宜協議」、「兩會聯繫與會談制度協議」以及「辜汪會談共同協議」等重要文件,為兩岸事務性會談及制度化互動奠定了基礎。然而美中不足的是「辜汪會談共同協議」文本中,原定納入有關台商投資保障、經濟交流會議、大陸工商界人士訪台等議題,卻由於雙方缺乏共識,因此,在辜、汪兩人討論後,決定在文件中暫時擱置,由兩會擇時、擇地,另行討論。由於海峽兩會對於經濟議題,在認知上有重大差距,致使「辜汪會談」在這方面完全繳了白卷,使得兩岸首次會談的創舉,並未獲致圓滿的協商結局。
就各方對第一次「辜汪會談」的評價而論:﹙一﹚、在中共方面:基本上肯定會談的成果。表示「辜汪會談」不僅有利於「兩會」的聯繫與合作,也有利於兩岸經濟合作與交流,對促進兩岸關係發展極有助益。同時,中共亦要求未來的會談,要提高雙方層次,希望兩岸能在「辜汪會談」的基礎上,逐步擴大會談範圍,提高談判層次,聲稱「只要坐下來談,一切問題都可以解決,層次越高、授權越大、解決問題就會越多越快」。強調除民間事務性議題外,還可就當前兩岸人民普遍關心的一些問題,如直接「三通」問題,結束兩岸敵對狀態問題,一一進行磋商。
﹙二﹚、台灣方面:1.肯定對話解決爭議:認為「辜汪會談」已為兩岸協商對話模式奠定了良好基礎,是兩岸關係從對峙走向和平的一個重大發展關鍵。2.期望民眾勿存浪漫想法:「辜汪會談」所簽署的各項協議表面看來雙方是對等,其實只是中共「一個中國」架構下的「民間平等」,而非兩岸間的對等。談判需要長時間一步步地談,何況兩岸隔絕四十餘年,不必要求短暫交往後,即要有顯著成果,更不可存有浪漫的憧憬。
﹙三﹚、國際方面:欣見兩岸和解。這是一九四九年以來海峽兩岸第一次高層正式接觸,不僅對結束北京與台北的敵對軍事狀態有直接的作用,也對緩解亞洲太平洋地區緊張局勢具有深遠的影響,為後冷戰的世界形勢帶來祥和氣氛。
二、對「辜汪會談」的檢討:第一次「辜汪會談」,在經過多年來許多事件的檢證之後,已充分證明其溝通管道脆弱性的嚴重缺失。特別是自「千島湖事件」後,就開始逐漸暴露出來;李總統訪美所引起中共強烈反應,更是將之完全表露無疑,九五年、九六年的「台海危機」,甚至使既有的溝通管道完全中斷,坐任誤解如滾雪球般的向外擴張。其餘類如民間交流,所產生的台商生命財產等安全問題,亦未能在既有的兩岸協商管道解決,如此自然也造成我國民間對中共的不滿與誤會,相對的國內台獨傾向也就日漸的升高。而中共見此情形,又使用軍事演習等政策工具以為壓制,深怕台灣走向台獨不歸路。如此惡性循環,只會導致兩岸關係的惡化,實非兩岸中國人之福。
三、前瞻未來「辜汪會談」:以目前而言,國家統一綱領就是我們在面對中共壓力下的指導原則,雖然不是十全十美,但只要抓住其精神要旨,在「辜汪會談」時靈活運用,相信亦能為我爭取最大的國家利益。同時在這一個大的國家戰略架構之下,我們應努力的方向有下列兩點。
﹙一﹚、建立兩岸高層熱線電話:美國國務卿克里斯多福認為九六年的台海危機,只要一著棋失算,就可能爆發意想不到的戰爭。九六年二月二十二日,美國中央情報局局長在國會參院一項聽證會上也表示,北京在台海的軍事演習,極可能因錯誤估算而引發戰爭,情勢至為險峻。特別是其中一枚飛彈,幾乎直接飛過台北上空,一旦因技術上的失誤,不幸落到台灣本土,造成大量人員的傷亡,我們是否能像以色列一樣忍受伊拉克飛彈的攻擊,而不加以還擊?以我國國防部的報告推論之,以不求戰、不懼戰的戰略思維,勢必會對中共加以彈性報復,果如此,一場軍事衝突儼然會迅速升級。如何避免誤會,防止危機升級,一直是冷戰時代美、蘇二元國際體系的研究焦點,也是值得我們向歷史學習的經驗教訓,其中以建立元首間的高層熱線電話,效果最大,亦不容易受到外來的制約與干擾。所以這一點應該是我們藉會談之便,與中共協調,去完成的重點之一。
﹙二﹚、儘速簽訂兩岸「和平協定」:避免兩岸發生戰爭,是兩岸政府與人民的共同責任。簽訂「和平協定」,對兩岸未來發展將具有下列多重意義:為未來兩岸的和平統一創造有利的條件,至少象徵著兩岸正式宣布放棄以武力作為解決統一問題的手段;為未來兩岸的政經建設提供一個和平安定的環境;為兩岸節省為數可觀的國防預算,不但有利於各自的政經建設,更能為整個中華民族的前途,奠定良好的基礎。換言之,雙方可將節省下來的國防預算集中在政經建設之上,不必讓台海兩岸成為最先進武器的實驗場。
結論:辜汪會談是兩岸突破敵意、具建設性的歷史重大意義,雖然仍有瑕疵,但瑕不掩瑜是有目共睹的事實。所以深深期盼未來辜汪會談,能在先前的基礎上,為兩岸中國人和平互助、共創雙贏,取得更大的進展。
﹙作者為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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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澤民以中國共產黨總書記身份,會見海基會董事長辜振甫。(海基會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