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島嶼拾光．文物藏影──臺灣文學的轉譯故事》

勇闖臺北帝大的臺灣人女學生
未經打磨的原石

一九四四年秋天的晚上，南國初帶涼意。帝國的戰況還未延燒至頂點，殖民地最高學府臺北帝國大學仍有餘裕舉辦本屆新生歡迎會。迎新選在著名的鐵道大飯店，太陽落下後，飯店亮起華燈，迎接這批帝大新生。這是帝國最後的榮光，隔年夏天日本將宣布戰敗，這批新生也將成為帝大最後一批學生。張美惠是當屆的新生之一，帝大所收的女生極少，可以想見，在充滿男性教授、學生的新生歡迎會上，她會是相當顯眼的存在。

果然，研究民法的宮崎孝治郎前來與她說話。張美惠第一次見到宮崎孝治郎，宮崎教授卻突然對她說：「我從以前就知道妳了！」張美惠十分緊張，心臟快速跳動。

原來，宮崎教授在他發表的論文〈生態支那家族制度及其族產制〉中，引用了張美惠兩年前以「長谷川美惠」之名發表在《民俗臺灣》上的文章。

張美惠的那篇文章題為〈臺灣的家庭生活〉，共分三期，自一九四二年四月開始連續三個月刊載於《民俗臺灣》。她在文章中描述祖父、祖母的經歷，以及臺灣的房屋樣式，不只詳盡介紹，還提出了自己的意見，認為此種空間設計不利於小孩的遊戲與閱讀，呼籲為政者重視。寫出這篇詳細而具批判力的文章時，張美惠僅有十八歲。她於同年十二月刊出的另一篇文章〈回顧祖母之死〉，則以祖母去世為楔子，描寫臺灣喪葬習俗中的哭泣文化。

自己的文章能被專業學者注意到，甚至引用到文章中，是莫大的榮耀。張美惠像是原石，未經打磨已經內含光芒，令人不得不注意到她。但這時，她最重要的研究生涯尚未展開。

這是帝大的新生歡迎會，而未來在這所大學裡，她將接受到日本帝國最精英、最扎實的學術訓練，並找到她畢生鍾愛的研究領域──但那都是以後的事。這時的張美惠已經因為投稿《民俗臺灣》，而提早嘗到作為學術寫作者的榮耀。

是侷限，也是頂點

張美惠並非《民俗臺灣》最年輕的女性作者。和她同時刊載文章的，還有小她四歲的黃鳳姿。〈臺灣的家庭生活〉第一篇刊在第二卷第四號，這期恰好是「女流特輯」，刊登了包括張美惠、黃鳳姿、楊千鶴在內的六篇女性寫作的文章。

這是「高等女學校」遍地開花的時代，新的女子教育培養出能讀能寫的新一代年輕女性寫作者，她們是學生，也是準知識青年。即便「高女」如今看來不過是中學學歷，但在當時，已是女性普遍所能受的最高教育。

但張美惠卻走得比這遠得多。她自臺北第一高女畢業後，進入東京聖心女子學院。高女以「良妻賢母」為女子教育宗旨，學生畢業後多嫁做人婦，進學者實為少數。張美惠卻不走高女畢業生的傳統路數，她不只到東京進學，還回臺進了臺北帝國大學。

這是極難得之事。日治時期即便著重女子教育，但高等教育卻是不歡迎女性的。一九三一年到一九四四年間，臺北帝大的女性「本科生」僅有九位，張美惠就是其中一位。

但在她進入帝大之前，還遇到了一點波折。

張美惠與《民俗臺灣》編輯群早就認識。一九四一年的暑假，她從東京回臺，看到鹽見薰刊登在《臺灣日日新報》上的文章，寫信給鹽見薰，進而認識了《民俗臺灣》作者群。當然，還有《民俗臺灣》的靈魂人物金關丈夫。張美惠和這些文化人聚餐、看展，在東京時甚至參加了柳田國男的讀書會，體驗了一個文化界人士所能享受的社交生活。自東京聖心女子學院畢業後，金關丈夫建議她就讀自己的母校京都帝國大學，但當時京都帝國大學和東京帝國大學都不接受女學生，張美惠因此轉向獲得學士院賞的岩生成一所在的臺北帝國大學。

周婉窈教授說張美惠「登上了當時不只是殖民地，也包括內地女性知識青年的高峰」。確實，張美惠已經觸碰到了天花板，她「不能進東京／京都帝大」的侷限，也是所有女學生的侷限。但相對地，她入學臺北帝大，也是所有追求學識的日治女性所能抵達的頂點。

張美惠以「南洋史學」為志願進入臺北帝大史學科。南洋史學是臺北帝大的獨有強項，擁有諸位重鎮型學者，訓練極為扎實，以十六、十七世紀海洋史為主要研究方向，要求學生修習荷蘭語、西班牙文，直接閱讀原文文獻。張美惠至少會英文、德文、法文、荷蘭文、西班牙文、中文、日文等七種語言，在她的論文裡，可以看到她直接引用荷蘭文或法文文獻。

被迫中斷的學術事業

張美惠本來也可能像師長們一樣，成為該領域的重要學者，但這樣的事並沒有發生。從戰爭期間到戰後，有好幾個會讓人「停在那裡」的險關。張美惠在帝大時正逢戰爭，她的男同學陸續出征，留下了成績單上的空白，最終可能也沒有回來。戰爭結束，「臺北帝大」變成了「臺灣大學」，被中華民國政府接收。這一代大學生的知識、語言都被迫中斷。

但兩年後的一九四七年，張美惠交出了她的畢業論文〈關於「東西洋考」中的明代中邏交通〉。

你看出了什麼嗎？

這是論文原有的標題，也就是說，這篇論文是中文。

在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四七年的短短兩年間，在多數寫作者困擾於「跨語」問題時，進行學術寫作的張美惠，已經用中文交出了她的畢業論文。她的中文論文流暢易讀，語言並沒有絆住她。

畢業後她留校任教。帝大的日人教授陸續被遣返，在這之前史學科歷屆畢業人數只有一到三名，育成學生如鳳毛麟角。留任的張美惠應該要成為傳承帝大南洋史學成績的關鍵人物，但並沒有。

一九五五年，她和丈夫兼同事卜新賢同赴西班牙留學。張美惠本擬留職，後來還是向臺大遞出了辭呈，以「研究南洋史」為由離開。張美惠在馬德里大學獲得博士學位，卜新賢於大使館工作，兩人後在馬德里大學教書。一九七三年，中華民國和西班牙斷交，大使館關閉，兩人失去了教職與經濟來源。

兩位流落異地的學者為了營生而不得不另操他業。做什麼呢？經營中餐館。曾經熱愛南洋史的張美惠被迫放下學術事業，投身柴米油鹽之中。

一九九七年，她在《日本歷史》上撰文，回憶十七歲時，和《民俗臺灣》作者以及金關丈夫等人的交遊。那些細節，她仍牢牢記得。這時張美惠已經七十五歲，距離她失去教職、開始經營中餐館，已有二十多年。當時的她，已經脫離學者身分很久、很久了。她卻還記得鐵道大飯店裡，宮崎孝治郎教授徐徐起身的動作，記得對她說的那句話，記得她當下加速的心跳。

她就這麼記了一輩子。

我們為什麼挑選這件藏品

現在臺大有四成多的女大學生，「女學生」已非大學裡的稀有物種。但在日治時期可不是如此，儘管一九二〇年代後，臺灣出現了多所「高女」，讓女學生可以在公學校畢業之後，接受更好的教育、成為優秀的女性。但說到真正的高等教育，那還是男人的事。

作為帝國大學之一的臺北帝大，裡頭的學生都是男性，即便有女性，也多半不是臺灣女性。一九三一年，首度有女學生大森政壽考入文政學部。由於當時還未公布大學男女共學的制度，大森政壽入學一事引起了輿論的熱議。而她就是一位日本人。

那麼臺灣女性正式入學臺北帝大，成為修業年限長、需要寫畢業論文的本科生，是什麼時候的事呢？

一九四四年，史學科的張美惠和另外兩位臺籍女學生一同進入帝國大學，成為第一批帝大的臺籍女性本科生，就此寫下臺灣女性在帝大學校的歷史傳奇……

作家小傳

張美惠 1924─2008

基隆人，學者。曾就讀臺北第一高女、東京聖心女子學院，1942年，以長谷川美惠之名在《民俗臺灣》上刊登文章。1944年進入臺北帝國大學史學科專攻南洋史學，1947年畢業留校。這段期間發表了數篇論文，如〈明代中國人在暹羅之貿易〉（《臺大文史哲學報》）、〈郭懷一抗荷事蹟考略〉（《臺灣風物》）。和賴永祥、夫婿卜新賢共同撰寫《臺灣省通志稿．政事志．外事篇》。1955年赴西班牙留學，此後長居西班牙。

參考資料

【杜英專欄】臺北帝大總共收過多少個女學生？

https://taihokuimperialuniversity.blogspot.com/2018/02/blog-post.html

周婉窈，〈臺北帝國大學南洋史學講座．專攻及其戰後遺緒（1928-1960）〉https://toaj.stpi.narl.org.tw/file/article/download/4b1141f984364572018437a8fd11002e

王昶雄與呂泉生合照。（王昶雄家屬捐贈）

您點播的〈阮若打開心內的門窗〉來了
與臺灣文學的不解之緣

一位十四歲少年考上臺中一中，在三年級時到東京戶外教學，聽了場音樂會後，決定終生奉獻給音樂。回臺後，他求祖母買了把小提琴，照搬操作二胡的概念，無師自通地練習了起來，甚至逃學到無人的山坡地，拉著琴，徜徉在優美的旋律中。

於是，五年制的中學，他讀了六年才畢業。

他是呂泉生，一位熱愛音樂到曾經因此延畢的少年。一九一六年生於臺中神岡的基督教家庭，從小就有一副好歌喉，曾參加教會唱詩班，可說自幼就浸泡在音樂裡。

一九三六年，二十歲的呂泉生到日本東京東洋音樂學校讀鋼琴科，因不幸的意外拉傷右肩、傷了手指，只好捨棄成為鋼琴家的夢想而改修聲樂。畢業後待在東寶日本劇場演出，成為臺灣第一位職業劇場演唱家。此時他也推薦呂赫若一起參加劇團演出。

某天，東寶為籌劃一個新節目而調查臺灣民謠，日本人不解地問他：「臺灣的民謠何以如此貧乏呢？」

來自臺灣的呂泉生當然不這麼認為，這使他下定決心要蒐集臺灣的民間歌謠。

一九四三年，呂泉生因父親病逝返臺，此時戰事頻繁，他滯留大稻埕，在臺北放送局任職，也擔任合唱團指揮兼作曲。同時，還跟啟文社的張文環、王井泉、黃得時、中山侑等藝文人士密切交往。

這時他也開始以筆名「呂玲朗」在《臺灣文學》雜誌上發表文章。

別人都是創作、寫評論，而他還投稿歌謠採集，例如嘉義民謠〈六月田水〉；或將蒐集來的歌謠譜成合唱曲五線譜，例如宜蘭民謠〈丟丟銅仔〉。

呂泉生將這些民謠作為他創辦的厚生音樂會的合唱練習曲。也在同年，他與張文環、王井泉等人組成厚生演劇研究會，在臺北永樂座戲院演出張文環作品《閹雞》，以上述兩首歌謠作為該劇的舞臺音樂。

據說演出時觀眾反應非常熱烈，跟著音樂手舞足蹈，甚至還與臺上樂團並聲合唱。或許因為太受歡迎，被日人認為有違皇民化「新臺灣音樂」的推行，因而禁止在臺灣演唱。

儘管如此，呂泉生的電臺友人卻向他要了演唱錄音，將〈六月田水〉、〈丟丟銅仔〉寄到日本，在東京放送局播放。

臺灣音樂在臺灣被禁，卻在異地放送，自己民族的歌聲無法在故鄉演唱，令呂泉生有很大的感慨，但這也更堅定了他對臺灣音樂與文化的關懷。

打開心內的窗，看到五彩春光

呂泉生結交的藝文好友當中，有一位名叫王昶雄。王昶雄出生於臺北，年輕時也到日本留學，從日本大學專門部齒科畢業後，於一九四二年返臺，在淡水開設牙科診所。他是一位文學少年，日治時期的創作豐富，主要以小說為主，也是《臺灣文學》雜誌的一員。

兩人留日、返臺、在臺灣藝文圈活動的時間幾乎差不多，結識的也都是同一群藝文界好友，他們經常聚在由王井泉開設的山水亭裡，各抒己見、高談闊論。儘管所學專業不同，英雄卻所見略同。王昶雄沒受過相關音樂訓練，卻也非常喜歡音樂，他曾在觀賞合唱演出時，在筆記本寫下這樣的文字：

每一團員，不論是正在演唱，或等待合唱，都全神貫注於他的手勢，隨著手勢，都分秒不差的整齊一致，而千音一響。演唱者與指揮者，結為一個生命的整體。

或許正是因為兩人同樣都會為了音樂而驚嘆動容，才有機會譜出之後動人的曲子。

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爆發，沒人料想到的時代轉場，竟影響了臺灣人的命運走向。

當時臺北的文藝沙龍山水亭，是日人認為最有代表性的臺灣料理店，曾聚集臺灣最重要的文學家、音樂家、畫家等藝文人士，他們幾乎以山水亭為精神上的家，在《呂赫若日記》中也可見許多相關的回憶：

一九四三年七月二十日

下班後去山水亭一看，王昶雄來了。晚餐給王井泉請。來會者：陳逸松、文環、石樵、天賞等人。……（鍾瑞芳譯）

然而戰後，尤其是二二八事件發生後，臺灣作家迫於恐怖的政治現實，大多數停止了創作。山水亭的藝文盛會當然也不復見，不久後，終因經營困難而歇業。

王昶雄也與眾多文友一樣，中斷了創作，專心做牙醫本業。

呂泉生待的臺北放送局改名為臺灣廣播電臺，後又改為中國廣播公司，他繼續留任，並成為推動臺灣合唱教育的重要舵手。

時間很快地過了將近十年。某日早晨，呂泉生出現在王昶雄家門口，一見多年的好友，呂泉生開口就說：

咱們交情夠，憑你我的淡薄仔名氣，嘛有夠格來搭配作詞作曲，上好是台語歌詞，咱用懷念來作為主題，你想按怎？

王昶雄想起自己十一年的留日歲月，當時身處異鄉，每到黃昏之時，人們都有個家可以回去，唯獨自己形單影隻，而故鄉則在遙遠的南方。於是他想到，若能打開內心的窗戶，透過心窗，或許就能望見故鄉的青山，聞到泥土的芬芳。

創作出〈阮若打開心內的門窗〉之後，優美輕揚的旋律傳遍海內外，尤其是旅日、旅美臺人之間，總能以此曲聊慰相思。

王昶雄認為音樂具有療癒人心的力量，當人們感到鬱悶，生活疲累、充滿壓力時，只要聆聽到優美的旋律，便會隨著縷縷音韻起伏而悲喜，心中的情緒便得以宣洩抒發。

而這首歌曲，正具有這樣的意義。

此曲的意涵也不侷限於懷鄉。王昶雄四十年之後回首過往，重新憶起此曲的創作經驗，他認為只要是人，都有懷念的思緒，無論是懷鄉、懷人或懷事。但更重要的是，人心別因為過去的事物而自我封閉。只要打開了心門，仍會看見清新美好的世界。

作家小傳

王昶雄 1915─2000

本名王榮生，日本大學專門部齒科畢業，創作以小說為主，另有評論、詩歌、散文等。早期使用日文寫小說、詩、評論，戰後一度中斷文學創作，在呂泉生的鼓勵下，寫出了多首歌詞。80年代以後仍寫作不輟，主要是回憶性、批判性散文。辭世後獲頒「臺灣文學牛津獎」。

呂泉生 1916─2008

筆名呂玲朗，生於臺中神岡的基督教家庭，著名作曲家、合唱指揮家。曾採集臺灣民謠、改編與創作歌曲。擔任榮星兒童合唱團的團長兼指揮，直至退休，對臺灣合唱的推廣影響深遠，此外還有許多膾炙人口的作品，例如〈杯底不可飼金魚〉、〈搖嬰仔歌〉、〈阮若打開心內的門窗〉。

王昶雄沒受過相關音樂訓練，卻也非常喜歡音樂，曾在筆記本寫下許多心得。 （王昶雄家屬捐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