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應聘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與勞倫斯柏克萊國家實驗室的華裔科學家李遠哲,返台協助中研院籌辦原子與分子化學所,兩年後榮獲諾貝爾化學獎的他,在原分所發揮「磁吸效應」,吸納了數十名優秀青年科學家回國,如今原分所在表面物理、雷射光學、化學動態學等領域,屢有突破性的研究發表;連美國知名化學家Sylvia T. Ceyer都曾公開盛讚,美國的化學動態學研究遠遠不及台灣。
成功大學畢業,中研院院士、多次被提名諾貝爾物理獎候選人的華裔科學家朱經武,2001年被香港特首董建華招聘至港,出任香港科技大學校長8年,他仿效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的「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模式,廣納各國傑出人才,將港大變成「東方的普林斯頓」,結果這所香港最年輕的大學(1991年成立),短短幾年就發展成國際知名的研究型學府。
人才是掌握學界及產業未來方向的舵手,在全球化的浪潮下,人才爭奪戰早已激烈開打。對照歐美競逐人才的開放積極,以及大中華經濟圈崛起後,亞洲鄰國的重兵佈署,台灣要用甚麼樣的優勢與誘因,吸引具有國際視野的高階人才?已是刻不容緩的「國安」議題。
全國最高學府的台大經濟系,竟然難以聘到新老師,你相信嗎?
「我們在99學年度共發出6張助理教授的聘書,結果只有一人應聘;100學年度動用系友基金會及學校的各種薪資補貼,發出了5張聘書,最後好不容易才來了3個人!」台大經濟系主任王泓仁無奈地說。
十幾年前,台大經濟系只要開出職缺,收到本國籍新科博士(通常都為留美博士)寄來的履歷就有五、六十件,但這幾年大幅下降至十四、五件;即使開放給外籍人士申請,等經過層層審核關卡與面試,最後發出聘書時,又有大半人嫌薪水太低,或因有更好的機會、甚至寧願到英國進行博士後研究而婉拒。
聚集全國頂尖科研人才的台灣科學園區,曾被譽為「看不見的全球經濟中心」。(左)地理位置最佳的台北市內湖科學園區。(右)奠定台灣「科技島」基礎的新竹科學園區。
「經濟學界優秀的新血在各國都非常搶手,薪資水準比他國差一大截的台灣,在競逐人才上非常吃虧。」王泓仁說,以台大為例,新進助理教授的年薪約為台幣百萬元,但中國大陸有愈來愈多的學校,只要是「海歸派」學者,薪水就3級跳,再加上住宿補貼,年薪可達台幣兩百萬元以上;香港和新加坡的薪資水準更是台灣的4~5倍。
台大經濟系「找嘸人」的焦慮,不是個案。
政大商學院副院長陳春龍表示,該院雖然甫在《英國金融時報》所公布的「2011年全球商學管理碩士排名」中,榮獲全球第41名、台灣第1名,但這些國際知名度與高評價對他們找人仍加分有限,目前該院10個系所中,至少就有二十幾個職缺。例如這學期的6個缺,遲遲找不到人,直到學期末了才聘到2人。
「更淒慘的是,我們還得隨時提防老師被別校或別國挖走!」陳春龍說。
自2006年起,政大商學院就籠罩在「人才流失」的陰影,包括前金融系教授霍德明、財管系主任劉玉珍、會計系教授李怡宗均應聘北大;財務工程研究中心主任陳松男,則被挖角到上海交通大學高級金融學院。
2011年,一直處於「挨打」角色的政大商學院,動用學校各種資源,重金禮聘美國普渡大學管理學院副院長唐揆回國出任商學院長,才總算在一波波頭破血流的挖角戰中稍稍扳回一成。
然而,陳春龍仍憂心忡忡地說,「再過5年,政大商學院近150位老師,約有1/3將屆退休年齡,到時缺老師的問題會更加嚴峻。」
值得關注的是,國內人才失衡的問題似乎已蔓延到所有領域。
以需下苦功鑽研古文文獻的文史哲領域來說,中研院就「受傷不輕」,光是史語所即有4名研究員轉戰香港,其中還包括院士梁其姿及在埃及學研究享譽國際的蒲慕州等人。
理工領域方面,國內產業技術研究龍頭工研院,近年在晶圓光電領域也被對岸間接挖走二十多人(先轉戰台灣企業,再被大陸挖角)。
「從工研院直接出走者,目前尚屬個案,我們怕的是未來中國大陸提供更多誘因,把實驗室『整串人』一起帶走,那就茲事體大,損失慘重了!」工研院董事長蔡清彥嚴肅地說。
國科會副主委張清風指出,根據國科會的內部統計,最近5年國內大學及中研院,至少有超過百名的教授和研究人員被挖角,不只是中國大陸、香港和新加坡,甚至連南韓、沙烏地阿拉伯等非華語體系的國家,都跑來台灣搶人。
「如果把退休後至他國另起爐灶的人都算進去,流失數量可能還會多上1.5倍,」張清風說。
科技為台灣的強項,但鉅額產值的背後,是無數科技人日以繼夜、勞心勞力的成果。圖為中科友達光電的無塵室。
台灣學界人才為何頻頻出走?與全球化浪潮政經情勢板塊挪移的歷史脈絡有關。
所謂「人往高處走」,觀諸全球人才流動的歷史,也印證人才「追尋適才適所」的經驗法則。中華經濟研究院第二研究所長陳信宏在「主要國家吸引人才政策之研究」報告中指出,二次大戰結束後,被戰火蹂躪、百廢待舉的歐洲大陸,高階人力大舉流向政治穩定、經濟又蓬勃發展的美國,進而帶動美國大學與政府實驗室的基礎研究突飛猛進。
1990年代以降,歐陸在高等教育、產業經濟與技術研發等面向,均已不遜於美國,人才轉而留在本土發展;反倒是高等教育快速擴張,為「追求更美好生活」的台灣、韓國、印度及中國大陸的亞洲學子取而代之,成為供應全球人才的大本營。
2000年後,影響全球專業人才流動的因素出現劇烈變化,首先是美國自911恐怖攻擊事件發生後,簽證核發的管控趨嚴;亞洲方面,經濟環境成熟的日本及新加坡,因少子化及人口老化的危機感,不得不改弦易張、開放移民政策以廣納各國人才。
同時,中國大陸及印度崛起,對於人才的需求也水漲船高,紛紛祭出多項延攬海外人才的政策,例如中國大陸在2008年啟動的「千人計畫」,就預計在未來5~10年內,引進約兩千名國際人才至大專院校、重點實驗室及中央企業。
換言之,在亞洲當家的21世紀,原本是人才輸出地的亞洲,因經濟情勢大好、政策積極,轉而成為吸納人才的大磁場。
在人才全球流動的趨勢下,身處亞洲的台灣,則既是「受傷國」,也是「受惠國」。1970~90年代,國內大批留學生赴美攻讀學位後,選擇留在美國,後來不少人在政府招手下,積極回國創業,帶動了台灣矽谷──新竹科學園區的榮景,其中典範首推曾任美國德州儀器副總裁、通用儀器總裁的張忠謀,回國創立台積電,奠定台灣半導體產業的堅實基礎。
兩岸開放後,距離近、機會多、文化語言相通的中國大陸,更成為吸納台灣人才的去處,初估目前常駐大陸的台商、台幹與眷屬約有百萬人。
近幾年中國大陸的城市建設和大學研究水準均以「邁向國際一流」為標竿,上海更是國際聚焦中心。右圖為招攬眾多外籍生的上海復旦大學。
人才如流水,來來去去實屬自然,但近年台灣學界會出現「只出不進」的「赤字」危機,就值得深入探究。
其中,學界的國際人才資源,已如枯水期的水庫,來到了拉警報的紅線區。
根據美國「國際教育協會」最新統計,台灣在2010~2011學年的留美學生總人數為2萬4,818人,排名全球第五。相較於1980年代,台灣的留美學生曾高居第一,現在的留學人數較1994年的高峰期(3萬7,580人),大幅減少34%。同時,中國大陸留學生則以他國難以望其項背的「人海戰術」,15萬7,558人後來居上,成為中國經濟成長的最佳後盾。
同為英語系國家,排名台灣第二及第三大留學國的澳洲、英國,也未吸納太多台灣學生,2011年核發給台灣的學生簽證分別為3,633件及3,610件,每年增減均僅數百人。
留學人數減少,符合學界高標準──具國際觀、研究能力強、語文能力佳的人才,當然也跟著減少。中經院陳信宏的報告指出,2003年美國的國際學者總數有8萬4,281名,其中來自台灣者1,241名(1.5%),而排名第一及第二的中國大陸與韓國,分別為1萬5,206人(18%)與7,286人(8.6%),台灣人才在國際社會網絡已相形弱化,在美國大學任教的人數減少,亟可能影響到「為台灣出聲」的國際發言權!
近幾年中國大陸的城市建設和大學研究水準均以「邁向國際一流」為標竿,上海更是國際聚焦中心。右圖為招攬眾多外籍生的上海復旦大學。
雪上加霜的是,學界國際人才庫減少,這些日漸稀有的「千里馬」,更常被他國伯樂相中,頻頻被挖角。
例如2012年起,香港大學學制將由「3年制」改為「4年制」,估計全港8所公立大學需增聘1,000名師資,香港除了廣開大門外,文化相近的台灣師資,也成為最適合的招聘對象。
在2011年QS亞洲大學排名名列亞洲第一的香港科技大學,就是獵人才的箇中翹楚。世界銀行「通向卓越學術之路──如何建立世界級的研究型大學」報告中指出,港科大成功的關鍵就在於,「招募到傑出的天才學者和科學家,80%教師在世界排名前24的大學取得博士學位或曾在這些大學任職。」
台大機械系畢業、香港科技大學工業工程及物流管理學系系主任宗福季指出,港科大計畫成立跨領域的金融工程研究中心,研究全球金融危機,除了砸大錢在英國《經濟學人》等國際期刊上徵才,也開出不輸給歐美大學的優厚待遇與條件,包括低稅率和配備房舍等。
為了「說服」傑出學者前來香港,擔任金融工程中心人才蒐集小組召集人的宗福季,必須三不五時飛往世界各地面試。「兩岸三地有地緣之便,又是同文同種,被『接觸』成功的機會也較大,在管理科學領域中,台灣的研究素質比大陸成熟,當然也是被鎖定的對象。」
教育水準提高與高教普及,近十年來,選擇留在國內唸碩博士的學生急速增加。圖為即將畢業的台大管理學院碩士班學生。
在人才庫下降的劣勢下,我們該如何力挽狂瀾?
不少人提議,台灣留學生減少,但留在國內唸博士的比例逐年增加,應該大力栽培。根據國科會統計,1995年本土博士生有1,053人,2009年三級跳至3,705人,成長2.5倍。而究竟這些土博士,能否填補台灣學界的人才需求?
「台灣留學人數直直落,優秀者如洛陽紙貴各國搶爭,但本土培養的博士,素質卻又良莠不齊。」交大學士、政大企管博士的政大校長吳思華指出,相較於留學歸國者,土博士的語文能力、國際視野略嫌不足,以政大為例,全校250名教職員工,有8成仍是在海外取得學位的博士。
「我們應該鼓勵更多學生出國,並確保自己訓練的博士素質,那麼台灣的人才問題也許可以解決大半,」他說。
為了提升土博士的競爭力,包括國科會、工研院及眾多具前瞻性的大學研究所,均有獎助優秀人才出國的計畫。
身兼中研院院士、陽明大學生化所教授、傑出女科學家等多重身分的交大首位女校長吳妍華表示,土博士不見得比洋博士差,若能前往他國一流研究機構進行研究,就可廣開國際視野、強化語文能力,稍加琢磨後,常會有傑出的表現。
「曾有學生去史丹佛大學回來後,很有自信地告訴我,台灣的訓練不比美國差,這位學生後來也被延攬到中興大學,」吳妍華說。
教育水準提高與高教普及,近十年來,選擇留在國內唸碩博士的學生急速增加。圖為即將畢業的台大管理學院碩士班學生。
除了努力育才,台灣也有多重不利於留人的僵化制度,需要突破。
中研院院長翁啟惠指出,我國長期來將教授、研究人員視為公務員,未能落實公、教、研體制的分軌,年資、敘薪、升遷都用同一套標準,以致在薪資結構或其他規制上綁手綁腳。
公務體系講求「平等」的精神,更與國際學界「差異化定價」的思維背道而馳。
行政院政務委員朱敬一表示,在美國,各種領域新科博士的「價碼」天差地別,例如同樣在商學院內,經濟學新科博士年薪約為7 萬美金(約新台幣217萬元),但會計博士的起薪可高達17萬美金(約新台幣527萬元),相差2.4倍。
「要搶人,先決條件就是符合國際行情,如果我們創造不出差別,就很難說服人才進來!」朱敬一說。
政大商學院副院長陳春龍也直言,鄰近國家早以大幅度的差異薪資,向不同領域的人才招手,只有台灣仍在原地踏步。「難怪有人說,連中國大陸都擁抱資本主義了,只有台灣還在『共產主義』!」
有「台北曼哈頓」之稱的信義計畫區,是眾多跨國金融機構總部的大本營,也是人才薈萃的國際亮點。
先天條件不良,更讓人搖頭的是,我國還以各種不合理的法規,限制外籍人才來台工作,形成「想走的人留不住、想來的人進不來」的困境。
根據行之有年的「外國人從事就業服務法」規定,外國人若要以「專業人員」名義來台工作,需符合碩士以上學位、或學士學位並有兩年以上工作經驗;另外,在台工作的每月起薪,還得達到4萬7,971元的最低下限。
這樣的規定下,像沒唸完哈佛大學的微軟創辦人比爾蓋茲,以及輟學跑到印度禪修的蘋果創辦人賈伯斯,即使年紀輕輕就開始創業,都是「不歡迎」在台工作的外籍人士。
就算是在台灣取得學位的僑生,也可能面臨「畢業後即遭驅逐出境」的命運,只因他們初出校園,沒有工作經驗,很難找到願意以近4萬8,000元月薪雇用新鮮人的公司!
「台灣必須思考如何借重他國人才,像美國國力即奠基於外籍留學生和移民一樣,」翁啟惠建議說。
聚集全國頂尖科研人才的台灣科學園區,曾被譽為「看不見的全球經濟中心」。(左)地理位置最佳的台北市內湖科學園區。(右)奠定台灣「科技島」基礎的新竹科學園區。
在全球人才攻防戰中,也有人認為不必如此悲觀。
從政大轉換跑道至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金融系劉玉珍就表示,學界人才交流不管對於研究、教學經驗的累積,乃至於當地市場的了解均有助益。台灣學界不必著眼於少數個人的去留,反而應該鼓勵流動,因為「行銷台灣的優秀人才,也是提升台灣的國際影響力。」
台大副校長羅清華也指出,相較香港、新加坡的「城市」規格,研究腹地不大,中國大陸仍屬政治極權國家,台灣社會開放多元、研究題材豐富而不受限,學者的能見度、影響力與成就感均高,仍有競爭優勢。
「即使是出走的人才,也不會與母國切斷連繫,他們的研究主題多與台灣有關,也是學界洽談國際合作的第一線尖兵,」羅清華說。
「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這是民國教育家、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於1931年就職演說的名言。
沒有人才,就沒有未來的大師,為百年之計,台灣的人才保衛戰,已迫在眉睫,今日不做,更待何時!
重金挖角各國人才的香港,近年來表現亮眼,香港各大學的排名,更在亞洲諸國中名列前茅。
台灣的留美學生曾名列世界第一,但近幾年因亞洲鄰國的急起直追已退居第五名。圖為美國史丹佛大學校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