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花蓮縣補選縣長時,當地檢察官李子春認為民進黨候選人游盈隆涉嫌以政策賄選,竟以避免受行政干預為由,未經過花檢署檢察長同意便逕自將對方起訴,還傳訊當時兼任民進黨主席的陳水扁總統出庭作證,創下我國司法史上的紀錄。李子春因而聲名大噪,但他的作法引起兩極化爭議,不少民眾才發現,平常是司法代表的檢察官,竟也有挑戰公權力的時候。
去年又爆發金管會檢查局長李進誠涉入股市炒作的禿鷹案,及雲林地檢署檢察官徐維嶽貪瀆案,後來經地方檢察署偵查終結,兩人均已提起公訴並求刑;維護公理正義的檢察官也會知法犯法,讓民眾再度產生錯愕。
換個角度,「司法改革」是台灣近幾年最重要的政策,勇於檢討反省、連自家人都不包庇的檢察體系,正是台灣司法進步的表徵,也是民眾信賴司法的保證。
下班時間已過,擔任檢察官十年的俞秀端,抱起一堆公文離開台北地檢署辦公室開車回家。等她和先生吃完飯、餵飽一歲多的孩子並送上床後,已是晚間十一點多了,而她的晚班工作才正要開始。因為明天得趕出一份違法超貸案的起訴書,她必須把搜查到的相關事證一一舉證載入。等到這篇長達30頁的起訴書完成,天也差不多快亮了,又該是回到工作崗位上的時間了!
像俞秀端這樣天天把工作帶回家的檢察官並不在少數,尤其是有家累的女性檢察官,往往會先下班善盡主婦的責任,之後再匆匆鑽進書房,甚至回到辦公室繼續工作。為了方便加班,各地方檢察署都是24小時開張,而檢察官每天工作超過12小時更是家常便飯,也因此被列入國內過勞與壓力身心疾病的危險群之一。
無論刑事現場如何危險,檢察官必須親臨勘驗。在俞秀端清瘦的身影中,蘊藏著無比的堅毅和追求正義的熱情。
黑金6人組
來到台北地檢署,通過金屬偵測門後,只見裡面一片忙碌,員警不斷進出大廳或抱著公文跑上跑下;許多民眾前來尋求訴訟上的協助,或是尋求保護等法律意見。除了被告或原告者有機會上到二樓的偵查室以外,一般人就只能在一樓活動,更顯得這裡人聲雜遝而哄鬧。
相反地,三樓檢察官專用的辦公室裡就安靜許多。台北地檢署規模屬全國第一,共有一百多名檢察官,每4到5位檢察官共用一間不算寬敞的房間,擠在簡陋隔板隔出的辦公桌上埋頭工作。每位檢察官的手上幾乎都有一百多件正在審理中的案子,新案,狹小的辦公環境裡,只放得下兩、三個鐵櫃,而單一案件的資料,可能就塞滿了一整層的大抽屜。
「之前承辦『全球統一集團』哄炒18家未上市上櫃股票案時,就曾拿到十幾箱未經整理的資料;光把資料分類,就花了整整一個月的時間。」原本在婦幼專組的俞秀端,因為承辦了這個案件,開始轉入黑金專組,專辦貪瀆或重大金融弊案,像是股市禿鷹案、國華人壽掏空案、核三廠工程檢測弊案等知名案件,都是難度極高的大案。
「雖然所有進入地檢署的案件,都經電腦隨機分案以示公平公開,但為了提高辦案的專業效率,檢察署裡還是依類別設立專組,」她解釋,例如台北地檢署有毒品、國土保持、黑金、婦幼、智慧財產等專組,遇到需有特殊辦案經驗的檢察官承辦時,也會由上級作指派。
屬於「黑金6人組」的俞秀端,偵辦首件銀行違法超貸案時,根本連公司的財務報表都看不懂;她除了向具有會計師背景的先生求助外,還專程到證交所、金管會等機構學習相關課程。
「當然我們也能請具有金融專業的事務官協助,但是檢察官本身還是得學習相關知識,才能做出公正而獨立的判斷。」不過,國內司法人員特定專業不足,不像國外法學院多屬研究所層級,學生來自經濟、社會、醫學等各個領域,如此辦案才不會只懂得在法律條文中打轉,而缺乏一般的實務經驗。
俞秀端認為,判案是否公正,始終是檢察官最大的壓力;尤其當被告律師提出種種有利事證,或是案件需進一步抽絲剝繭細細追查時,若礙於結案期限,檢察官就會陷於兩難的局面:若不起訴,會不會縱放了犯罪者?但若貿然起訴,會不會又冤枉了當事人?這樣的「有罪或無罪」的推定,實在需要極大的自信和勇氣。
每當完成一件刑案的偵查工作,檢察官就必須把所有相關資料封鎖在盒子裡,請長官覆審。
舊案未結,新案又來
再說,一般民眾多半不了解司法程序,所以常會抱怨司法人員辦案效率低落、判決時間拖太久。
「其實從檢察官受理到偵查終結,一般案子必須在8個月內完成。」俞秀端說,在這段期間內,檢察官會根據法警或調查員所蒐集的相關事證與人證,召開多次偵查庭。有些案件如酒醉駕車,因為有現場酒測紀錄為證,一次偵查庭就能結案。但複雜一點的案件如金融詐欺案,人證物證及帳目資料需要交叉比對,有時甚至要申請延長到一年以上才能清查完畢。
「等到偵查終結,檢察官就必須做出起訴或不起訴的判定。」如果起訴,檢察官就把案件移送法院,但法官也不一定在第一時間審理此案,他們需要處理的事更多更雜,過勞的壓力更大,許多案件也就因此延擱下來。
「一個案件需要兩年或更長的時間才能定案,這是正常的。而這段期間,原先提起訴訟的檢察官都必須隨時待命。」加上被告若對遭到起訴不服(或原告對不起訴不服),又可再議,一切程序又得重新來過。甚至法官終於宣判後,原告或被告還可繼續上訴,難怪對很多人來說,法律程序似乎永遠「沒完沒了」,而對手上總有上百件新舊案層層積壓的檢察官來說,要對每件案子都維持熱情、明察秋毫,就更需要過人的耐力和意志力了。
每位檢察官都是獨立辦案,即使同事之間的座位距離只有幾呎,卻彼此不知道,也不過問對方所承辦的案件。
艱苦司法路
2005年當選中華民國十大傑出青年的俞秀端,在工作上始終展現出積極與熱誠。她表示,會成為檢察官完全是無心插柳的。因為她從小成長在礦工家庭,7個兄弟姊妹中排行老4,嚐盡貧窮滋味,所以長大立志要成為「賺很多錢」的醫生或律師。無奈又罹患先天紅斑性狼瘡,身體孱弱,9歲就休學在家,幫忙賣菜、做小工,後來還是靠著不服輸的個性,才考上北一女補校進修,並於中興大學法律系畢業。
畢業後,俞秀端如願通過律師高考和司法特考,當時她也曾掙扎於要當一名按鐘點收取高昂費用、為形形色色案主辯護的律師,還是當一名領固定月薪、每週工作70小時以上的人民司法褓母?但很有正義感的她,想到自己若當律師,可能要昧著良心為有罪的案主辯護,就覺得無法忍受,所以最後還是選擇投入準司法官的行列。
經歷兩年的司法學科及偵查等訓練後,她以第18名成績成為檢察官。「其實法官與檢察官進用管道相同,前幾年國內法官需求量較多,所以特考名次為3的倍數、也就是3、6、9、12………的人,就分發為檢察官,其餘則為法官。」最近幾年,台灣司法界面臨嚴重的法官、檢察官缺額問題,但為了維持辦案品質,國家司法官特考的錄取率一直維持在3%-4%的超低水準上,比起律師高考的8%法定錄取率低了許多。有人連年落榜,還有人考完後即過勞猝死,一再引起社會廣泛討論。
作為國家司法官的一員,俞秀端在工作崗位上始終竭盡全力,結婚6年後,直到前年才敢生育。
「因為這份工作實在太有挑戰性,」她表示,凡涉及死罪、無期及有期徒刑、拘役、罰金等5種刑罰的案件(刑事案件),都在檢察官的職掌範圍內,而俞秀端從「在馬路上撿獲金錢卻不還給遺失人」的侵佔遺失物小案,到殺人、強盜等重大刑案都承辦過。她認為,在一團混沌的案情中反覆推敲,和犯案者鬥智鬥法而找出真相,這種成就感足以彌補一切辛苦。
但目前全國21處地檢署轄下,只有一千多位檢察官,且以金門地檢署的4位檢察官(含檢察長、主任檢察官)最少,每人除了審閱資料外,還常常得充當偵探出外查案;遇凶殺案時也得親臨現場驗屍;加上必須經常上偵查庭及做大量的文書工作(俞秀端最高紀錄曾寫過150頁的起訴書),所以每天都覺得時間不夠用,嚴重的無力感和挫折感,是目前最需解決的問題。
動輒五、六個小時的偵訊,俞秀端必須仔細詢問涉案相關人,並徹底追查所有的物證與事證,是一場鬥智、鬥力、鬥法的競賽。
人民是司法後盾
最近幾樁檢察官風紀不佳及能否堅持獨立辦案的風骨問題惹得社會沸沸揚揚,但俞秀端認為,檢察官畢竟是人不是神,雖應力求更高的道德標準,但也只能盡力,因為每個人接觸的環境不同,承受的壓力也不同。她表示,上述問題並非現在才存在,只是近年受傳媒渲染而成為社會焦點,這對大部分兢兢業業辦案的檢察官不見得公平。
俞秀端表示,無論如何,有更多人共同監督,有弊端或不適當就被糾舉查辦,這是好事,也是整個司法界所樂見的。持平來看,目前的司法風氣已比以前改進許多,不但有民間司改會,還有各種司法人員網路論壇的闢設,可以匿名發表意見,或提出各項檢討以求進步。
至於曾有調查顯示國內過半數民眾不相信司法,她認為這是民主國家普遍存在的現象,代表人民意見多元而分歧,且每個人都極力爭取自己的權利,不願意輕易曲從於公權力的判決。可惜民眾雖對司法有很多意見,卻沒有深入的認知,而每位檢察官面對相關民眾時,又缺乏足夠的時間和心力一一說明,因而常引起誤解,「許多司法官還因此挨告;雖然最後證明,他們的判決是合理公正的。」
為了加強民眾的司法認知,俞秀端經常走入校園演講,把希望放在教育下一代。對她而言,越來越多人了解司法的真義,就能越讓社會安定、民心安定,而代表國家伸張正義的檢察官,就能更發揮打擊罪犯的實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