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世賢！她拿了台灣史上三個第一

文‧陳雅玲　圖‧薛繼光

1994 2月

許世賢任嘉義市長時，常與市民打成一片，充分顯現大家長的情懷。（張文英提供）（張文英提供）

卅五年前，中華民國台灣第一次有女性出來競選地方首長。當時的「大男人們」曾語帶譏諷地說：「查某人當縣長？那我們查甫豈不都要穿裙子？」

然而，許世賢終於成為全台第一位民選女市長；她所打下的基礎，到今天仍使「許家班」的女性在選戰中無往不利。

外地人可能不知道誰是許世賢，但說起衛生署署長張博雅、嘉義市市長張文英的母親，大概就會恍然大悟。

嚴格說來，許世賢並非全然屬於日據時代的人物。台灣光復時她才卅八歲，但已經是全台第一位、全日本第三位女醫學博士。當時她與夫婿張進通博士在嘉義開設順天堂醫院，時人稱為「鴛鴦博士」，享有極高的盛名。

「許世賢可以說是台灣社會醫生從政的最佳典範」，台大歷史系副教授吳密查表示。台灣醫生從政早期由省議員開始，如李烏棕、李源棧等；立法委員早期有許世賢、吳基福，中期有洪文棟，如今有沈富雄；本屆的縣市長選舉中，澎湖縣長高植澎、嘉義市長張文英也出身醫界。「到今天日本鄉下還可以看到這種醫而優則仕的模式」，他說。

日據時代，醫師一直是台灣社會最重要的領導階層。由於台灣人受到不平等的殖民待遇，無法從政；實業界也完全為日人所壟斷，因此念台北師範或台北醫學校，便成為台灣人最好的兩條出路。

與老師比起來，醫師的收入又更高、環境更自由。而且當小學老師還是被日本人管，教的還是台灣人；但醫生可以看本地人，也可以看日本人。「可以說，醫師是當時唯一不被殖民地體制綁住的人」，吳密查表示。

師大歷史系教授吳文星曾搜集日據時代的文獻資料，針對當時的社會領導階層做過統計分析發現，日據早期（一九一○年代），舊教育出身（含有科舉功名及僅通四書五經）者仍佔社會領導階層的半數；而新教育出身的社會領導階層則以醫學校畢業者為數最多，約佔新人的二分之一。

一九二○年代以降以及日據末期，專科以上的留學生逐漸在社會領導階層中佔重要地位，其中仍以習醫者最多，加上台灣的醫學校出身者，醫師在台灣社會中長期擁有最受尊崇的地位。

「因為醫師是當時社會的新高級知識分子，在專業化程度低的社會，一般人視醫學校畢業生儼若通儒；加以收入豐厚，因此建立相當重要的社會地位和聲望」，吳文星在《日據時代台灣社會領導階層之研究》一書中這麼寫道。

吳密查更從累積家族影響力的角度來看這些醫生世家。

「受醫學教育的人，本來就是出身於地方的領導性家族」，吳密查表示。像許世賢的父親，就是前清的秀才榜首。「早期仕紳以造橋鋪路回饋家鄉，現在子弟又以醫療濟世，對窮苦的病人不收錢或打折，在地方累積很大的資源——人民鄉里的支持。」吳密查分析，「從造橋鋪路、醫療服務到政治服務，層面愈來愈寬，人民、鄉里的支持如等比級數般一直累積上去，家族的領導性優勢就更加強了。」

在這樣的架構下，就不難了解為什麼許世賢可以以一位日據時代的醫師，創造出許家班母女三人在嘉義市連續主政近二十年，外人無法打破的政治神話。

許世賢從小就很有男孩子氣，活潑好動。她家在台南的秀才府既深且大，小小年紀的許世賢不耐徐行，都是跑跑跳跳，衝來衝去。然而門檻太高，經常碰地一聲撞到。許世賢的母親常又疼又惜地說這孩子，「人沒到，聲音先到。」

大概從小「跳欄」跳慣了，長大後，她果然成為學校的跳高選手；此外，她也是網球、乒乓球校隊，更曾在日本昭和太子來台灣訪問時，被學校派到台北總督府前表演「平均台」體操。

但這可不是四歲起就開始讀中國古書，十一歲時更隨母親回大陸尋根的許世賢所願。當日本皇太子生日時，學校叫每一位同學寫祝賀信，她和另一位同學莊采芳就是不肯寫。校方後來發現竟然少了兩封，一封封比對後，才找出來是誰。結果她們差點被開除。

張博雅還透露母親另一個相關的小故事。日本國文課上到日本人登陸台灣那章時，許世賢和莊采芳兩人把書頁撕掉，因為她們很生氣課文把那帶日本兵進城的向導說成英雄。沒想到莊采芳剛好被老師叫起來唸那一課，情急之下，她只好裝肚子疼了事。

在數學老師的鼓勵下，許世賢台南二女中畢業後，到日本攻讀日本東京女子醫專，也就是今天的日本東京女子醫大。當時她的校長是一位婦女運動人物，對許世賢女權思想頗具啟迪之功。

此時，從小就讀過《東萊博議》、《資治通鑑》、《呂氏春秋》的許世賢，也被日本當時風起雲湧的政治活動所吸引。她幾乎每個禮拜都會去聽演講，也就在那時候，了解中國出現了一位偉大的政治思想家孫文。學成返台時，許世賢不但帶回一部三民主義、一張國父的照片，還把照片掛在她的閨房裡。害得母親以為女兒女大不中留，交了一位上了年紀的男朋友呢。

許世賢未婚前，曾在台南家鄉開業。廿六歲時，她與日本九州帝大醫科畢業的嘉義籍醫師張進通結婚。兩位新人都是才貌雙全，當年張家包著火車車廂到台南迎娶許世賢，還在地方轟動一時。

婚後，這對新人連袂到日本繼續攻讀醫學。張進通在一九三八年成為九州帝大醫學博士，許世賢也在第二年拿到相同的學位。兩人回台後，在嘉義貸款創辦了順天堂醫院，張進通任院長，主治內科；許世賢主治婦產科。夫妻倆開始過著行醫濟世的生活。

「他們當時是台灣內科、婦產科的最高權威，不但病人有從虎尾、台中、台北來的，甚至很多醫生家庭都來找他們看病！」現任嘉義市市議員的林山生回憶。

林山生表示，早在日據時代他還是嘉義警察署東門派出所員警時，就認識他們夫妻了。林山生那時奉命做嘉南大地震的損壞調查，來到剛開業不久的順天堂醫院。從此與他們變成極為熟識的朋友。「他們行醫四十多年，沒有增加任何財產，有的只是四個女兒的畢業證書而已」，林山生說。

這一點，光復後就在順天堂醫院工作，後來做到護士長的朱鄧甭看得最清楚。「他們醫德好，遇到沒有錢的病人，不是打折，就是不收錢。八七水災時還看了一個月的義診，少賺了幾十萬元。」朱鄧甭指出，這些受過恩惠的患者後來在「許先生」出來競選時自動來做運動員（助選員）。有的工廠還停工幾天來幫她義務助選。

然而儘管日據時代的醫生在民間備受尊崇，傳統上，仕紳在舊社會中也本來就有義務扮演決定公共政策的角色，但在日本殖民時期，社會上的領導階層頂多只能擔任街莊區長、助役、書記等基層行政吏員，或是無議決權和立法權的各級「議員」。他們所累積出來的政治資源，一直要到光復後才有機會真正迸發出來。

屏東名醫張山鐘及其兒子張豐緒如此；許世賢也是如此。日據時代她與政治毫無瓜葛，日據晚期日本政府推行「皇民化運動」時，她也不願改日本名，藉以求得任何政治利益。光復後，許世賢奉命接收擔任嘉義女中校長，才開始了不一樣的人生階段。

在女中校長任內，她表現出難得的行政長才。她創先實施由學生為老師打考評，藉以在一面遣返日籍教師、一面招聘新師資時，維持學校的教學水準。此外，她利用一班拆成兩班的手法，達到教育廳規定的班級數，得以成立高中部。當時她還代表台灣婦女界，與農、工、商界共四位代表到大陸國共戰爭的前線，向國軍獻旗致敬。

「我母親那時一共獻了一百面國旗，所以我從小就知道怎麼獻旗！」張博雅笑道。

民國卅五年，許世賢正式投身政壇，擔任嘉義市參議會的參議員。在台灣民主政治的過程中，她曾連任四屆省議員、當選第一位女性民選市長、全國第一屆增額立委選舉最高票當選人，締造了許多全國第一的紀錄。

但是她也曾為了國民黨不准她在省議會質詢嘉義縣長李茂松的停職案而聲明退黨，成為無黨籍大本營中的領導人物之一；民國四十九年與雷震等人共同籌組中國民主黨，更令國民黨十分頭痛。在早期政治未開放時代所編的嘉義縣地方誌，竟然找不到這位日據末、光復初期著名人物的文獻資料。

促使許世賢投身政壇的，除了留學日本時對國父政治理想的崇拜之外，就是對女權的堅持。

自日本取得博士學位回台後，許世賢在嘉義創辦了全台灣第一個婦女會，致力提高女權。

「我記得那時很多夫妻冤家（吵架），都會來我家找母親調解。有一次隔壁的夫妻又吵起來了，我還聽到那先生一副豁出去的口氣說，我不怕，你去找許世賢好了！」說起往事，嘉義市長張文英還覺得十分有趣。

為了爭取女權，許世賢擔任省議員期間，也曾提出質詢，建議廢除公娼制，還惹得全台各地老鴇坐在順天堂裡抗議。

為了宣示男女平權，許世賢還出來競選百里侯。

民國三十九年地方自治實施，全省有六個省轄市降為縣轄市，嘉義市便併入嘉義縣。第一屆縣長選舉時，因前面之縣議員選舉有五位女性保障名額，但怎麼找都只有四位願意出任。所以當時民政廳長楊肇嘉對許世賢說：「枉費你在提倡女權，連五個女縣議員都提不出來。」許世賢聽了大為不服，就說：「我出來選縣長給你看。」

而當時，確實社會上對女性從政很排斥。張博雅表示，當時還有人說：「查某人當縣長，那我們查甫豈不都要穿裙子？」然而今天，張博雅很自負的表示，嘉義已經成為全台灣最不排斥女性首長的地方。

「她們（指張博雅、張文英）會有今天，就是基礎好，兩個老人打的基礎」，朱鄧甭以許家班老人的身分說。

許世賢最讓嘉義市民感懷的是她的勤政、施政魄力，以及不貪不取。

前任嘉義市政府秘書侯麗堂表示，許市長經常加班，而僅僅以餅乾裹腹。在她任內，嘉義市一切公共建設的預算執行全部透明化，不但她自己不拿非分之財，甚至被批評「擋人財路」。她任內完成了拓寬中山路的工程，其間沒有向市民收過一毛錢的工程受益費。

「許市長不但不拿公家的錢，她還常自掏腰包。像我們開會完畢，市長帶大家出去吃飯後，她都簽順天堂的帳」，侯麗堂說。

常年在順天堂工作的朱鄧甭也提到當年在醫院常會看到人家拿帳單來收錢。「攏總講起來，張博士是幕後英雄，他在醫院賺錢讓她們做官清廉」，她表示，許世賢與張進通夫妻生活極簡單，吃的住的和平常人一樣，「人講做官清廉，吃飯攪鹽，就是像他們這樣。要是他們為自己留財產，厝早就不知翻新成什麼款了」，站在許世賢位於嘉義市共和路上小小宅邸的院落中，她無限感慨地說道。

這位生長於日據時代，發揮政治影響力於光復後的女政治家，已經在十一年前過世。「民眾對她還是感懷不已」，張文英透露，有一次她去廟裡，一位市民特地過來告訴她，「市長，我媽媽死前交代，要我們以後一定要繼續支持你。」

「嘉義五十歲以上的老人，有四萬多票，佔全部選民數的四分之一，其中絕大多數是許家班的鐵票」，中國時報駐嘉義特派記者鄒清朗說，「在嘉義市，國民黨推出再強的候選人也沒有用。」

在嘉義人的心目中，許世賢的確已經神化了。市郊的何仔庄有一座小廟，據說前幾年扶鸞時天帝告訴他們許世賢將化為神，降臨嘉義庇祐眾生，並號「德娘媽」。廟方找人刻了神像入祀廟中，並真的有民眾前去祭拜呢。

再訪嘉義，火車站前的中山路更見繁華，金石堂、麥當勞等大型商店林立。七彩噴水池圓環旁的「嘉義噴水雞肉飯」早已成為外來遊客必訪的小吃店，但許世賢過去為了美化嘉義、使它具備省轄市的「款」（樣子）的噴水池圓環，現在反而成為過年過節時大塞車的原因。曾有議員反映民意提出拆除的建議，但也不敢太堅持，因為噴水池已經成為許世賢的象徵。

再訪位於忠孝路的順天堂醫院，這幢一樓以磚砌成，二、三樓是簡陋的鐵皮屋，卻已在嘉義屹立了五十三年老醫院，確實破舊不堪了。自從張進通博士十年前過世後，順天堂已經關門，只有張博雅姊妹出來競選時，才成立為臨時的競選總部。據張博雅透露，由於平時乏人看守，裡面有些珍貴的開業匾額竟遭小偷竊去。絕的是，古董商到上面刻有她父母名字的匾額後，竟找人來問她是否願收購，開價十三萬。

這偷兒和古董商真是不諳民意，因為，許世賢的名字早已經刻在嘉義人的心中。這位日據時代的女醫師，到如今還在發揮她的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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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座位於嘉義市共和路的小小宅院，曾陪著主人許世賢一家度過奉獻鄉里的歲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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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世賢任嘉義市長時，常與市民打成一片，充分顯現大家長的情懷。（張文英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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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天堂老矣，但只要嘉義人一看到這所曾救人無數的醫院，就會憶起張進通與許世賢博士夫婦的種種懿行。它也成"許家班"參選時競選總部的不二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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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張日據時代的老照片，正是鴛鴦博士張進通、許世賢的結婚照。（此翻拍照由鄒清朗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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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下）相較於高雄縣的余家班，嘉義“許家班”傳人，現為內閣閣員的衛生署署長張博雅、嘉義市市長張文英全為女性，是台灣政治史上更引人興趣的一例。為此嘉義還曾流傳一句話：有女若像張博雅，女孩哪比男孩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