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焦點

歷部長處理十信弊案情形

文．經濟日報八月十五日

一、財政部長李國鼎，錢幣司長趙既昌、季可渝，財政局長王昭明、郭梓強任期內；財政部財政局均在督促十信限期改善，並已注意到放款集中國泰集團之事實。

二、財政部長費驊、錢幣司長季可渝、財政局長郭梓強任期內，在費部長任內亦已注意到十信放款集中國泰企業的事實，並一再轉飭其擬定收回計畫限期收回，惟對其放款迅速增加一節未作處置，而財政局不僅執行不力，反報部先則謂放款已收回，再則謂其各項缺失業經全部改正（後經檢查非事實）並為其請求核准其辦理分期攤還放款業務。所以此一時期，十信仍屬繼續違規。

三、財政部長張繼正、金融司長季可渝、王志道、財政局長葛培保任期內——張繼正部長任內對十信嚴重違規雖已三令五申督飭改正，但主管司督導不周、財政局執行不力，且均有回護之嫌，而關於十信案件亦多由政次常次決行，該部終亦未能採取斷然處置，以致終其任內違規情況，仍未改善。

四、財政部長徐立德、金融司長許遠東、財政局長葛培保任期內——徐部長到任後所採措施主要為成立工作小組，限期提出改進意見，小組成立後，國泰企業放款已達卅五億餘萬元，查十信違規作弊，從未遵令改善，且日積月累，情況嚴重，金融司迭次提出意見，如解除蔡萬春主席、蔡辰洲理事職權等，均未採納，雖有工作小組，督導不力，績效不彰，以致事態日益惡化。終徐部長任內，改善未見績效，惡化情形有增無減。

五、財政部長陸潤康、金融司長戴立寧、財政局長林振國任期內——陸部長為前任政務次長，對十信案之日趨嚴重理應有深刻之印象，而於前任所擬報院核定之處理意見，竟於到任後未加聞問，至於派駐人員工作如何亦未提及，金融司長戴立寧為前任副司長，亦未本於職責提出任何意見，其後經行政院秘書長送來十信資料，再經央行檢查結果，以及對財政局先後函報十信各情，並謂其不正常放款已增至五十二億元，事態至為嚴重，其時新曆年已過，舊曆年尚早，何不於此時採取斷然措施，而一誤再誤，以致拖至陰曆年關，事機已迫乃作了不得已處置，而於融資一項又粗率未予訂定準則，以致一面陸續融資一面卻又增加不正常放款，且所謂彌補票據差額及應付存款提取亦謠諑繁興，輿論譁然。

十信案行政處分的積極意義

文．戎撫天(聯合報八月十六日）

十信案的行政責任問題終於有了初步結果，違法失職的官員已受到應有懲戒，財政部長陸潤康和政務次長李洪鰲分別請辭，陸部長的辭呈並已獲准，他是因十信案而去職的第二位部長，對內閣的衝擊不可謂不重。

猶記陸潤康部長於十信案發後不久，受到立法委員猛烈的質詢，他曾以委屈的語氣告訴新聞界，立法委員的攻擊並不公平，將使政務官失去擔當的勇氣，今後金融機構再發生類似情況危機，那個部長敢再伸援手？只好任令擠兌、金融風暴爆發，對社會的傷害將更嚴重，他說話不是完全沒有道理。

行政院的報告書對政務官的行政責任問題並無明確交代，而今陸部長已辭職，監察院似乎也不會再追究他們的責任，他們在十信案中應負的責任為何？將成為歷史懸案。

有關調查報告顯示，陸部長的行政責任不外兩點：

一、十信最後關頭該不該融資卅億元？

二、融資卅億元的用途監督不周，致流向國塑，造成大風暴。

陸部長及李次長究竟是因為那一點辭職，應有明確交代。

目前政府內部及民間對這一點尚無共識，很可能造成政府官員怕事的心態，不敢對企業機構伸援手，則後果堪慮。

十信案的行政處分夠不夠重，是見仁見智的問題，難有定論。

不過，十信案爆發半年來，部分輿論及民意代表強烈要求政府懲處失職官員，其目的應不在對這些官員施以「報復主義」，而是期望從嚴追究行政責任以防杜類似不幸案件。

如果我們希望「療傷止痛」，則公佈處分名單只是第一步，而不是休止符。

在處分失職官員後，我們必須針對政治結構、行政體制及文化背景因素全面檢討，才真正能「療傷止痛」。

譬如：由克蕾斯勒案我們可以瞭解，美國政府給企業融資，曾送交國會審議，經充分討論後才同意撥款，萬一救不活克蕾斯勒公司，融資收不回，也不會有人要求美國財政部長辭職。如何重新規畫行政、立法兩院的權限，擴大立法院的決策參與，是值得討論的話題。

十信案發生後，一時之間，合作金庫、財政局、財政部及中央銀行似乎都有責任，行使管理權時，上下都想插一腳，俟處分名單公佈後，則上下都心懷不平，自認為替別人背黑鍋，這是權責不明的後遺症，亦值得檢討。

此外，十信案的發生，包含太多的人情關說和鄉愿心態在內，如何排除這些文化因素干擾，使行政監督力量落實，亦值得重視。

行政責任不同刑事責任情節輕重猶待司法追究

文．徐立德(台灣新生報八月十六日）

涉及台北十信弊案的有關官員，行政責任雖經行政院分別處分，但若涉及廢弛職務徇私庇護蔡辰洲，將來還會再追究刑事責任。

行政責任與刑事責任不同，前者由行政主管機關依職權議處，而刑事責任則由司法機關偵辦，有行政責任的人，不一定要負刑事責任，全視情節輕重而定。

公務員執行職務時，只要失職，就應負行政責任，如其失職行為重大，涉及包庇瀆職，圖利他人，而不是單純的監督不周、失察，那麼很可能還要負刑事責任。

行政院目前公佈十五名失職官員的行政處分，有人認為層次甚低，未將幾位財政部長、政次等政務官列入，似有「避重就輕」之嫌，事實上，依照體制及法律規定，政務官的處分，行政院無權自行懲戒，應由監察院提出彈劾後，移送公務員懲戒委員會議處。

行政院只對事務官有處分權，懲處方式有免職、記大過、記過、申誡、扣薪、降級等，至於政務官的處分，僅適用撤職及申誡二種，並且必須先經監察院彈劾，再由公懲會來懲戒，行政院不能自行懲戒。

政務官對政策負責，執行政策，應依據法令，倘若違法或失職，仍構成懲戒原因，從監察院提出的調查報告內容不難看出，確有幾位政務官應對十信弊案負責，未來這些涉案的政務官只有二個途徑，一是自行辭職，以示政治擔當責任；另一是監察院提出彈劾，再送公懲會懲戒。

十信弊案由六十三年發生迄今，長達十年之久，其間有許多人已經離開現職，這些離職的官員，不論是政務官或事務官，監察院仍可提出彈劾案，移送公懲會議處，而且司法機關也可以追究他們的刑事責任。當然，要判斷這些官員應否負法律上的刑事責任，仍須有證據才可認定。

就十信弊案而言，有關官員的違法情形包括「玩忽法令」、「因循回護」、「徇私包庇」、「洩密」等，所觸犯的法條系構成戡亂時期貪汙治罪條例中的「圖利他人罪」，法定刑為五年以上。

新任財長錢純政次何顯重面臨艱鉅重任

文．聞立中(中央日報八月廿二日）

由於接二連三的金融事件，使得財政部不論賦稅、金融、關政、證券等各項業務，都是最受議論的對象，新任的財政部長及政務次長此時此刻，如以「任重道遠」四個字形容，一點都不過分。

如眾所周知的，目前台北市第十信用合作社弊案及國泰信託投資公司不良放款問題，正處於膠著狀態，十信至少有六、七十億的不良放款，國信則逾百億元，如何使這兩件金融違法弊案，能夠妥善圓滿的處理，正是新任財長所面臨的第一個頭痛問題。

錢純不諱言地指出，目前國信銀行團所擬的幾個方案，不論是將國信改組為交銀信託部或商業銀行，都有問題。但是，究竟應該如何解決？錢純是否已有更好的腹案，外界不得而知。

金融怪物四不像？！

與十信弊案密切關聯的金融制度及法令問題，也是受到財金界關切的焦點。

目前金融界處於多事之秋，正充分暴露過去金融管理的不健全，金融體系存在著相當多的隱憂，最明顯的就是公營銀行老化，民營銀行不守法紀，至於信託投資公司及信用合作社更是畸型發展，變成四不像的金融怪物。同時，金融檢查制度及威信不能建立，少數財金主管縱容姑息，更使財金當局執法困難，畏首畏尾，無法有效處理金融違規案件。

再說到賦稅方面，據一位財稅界人士說，今（七十五）年度的財政收入，將至少短缺二百億元以上，這是因為碰上經濟不景氣及國信、十信弊案影響所致，財政部如何使七十五年度的收支平衡，顯然又成為新任財長的一大難題。

同時，工商界對於減稅及改革稅制的要求，已日趨強烈，新任財長如何在維持國家正常稅收，及兼顧工商界合理稅賦兩大原則之間，求得合理的均衡點，又是財長必須殫精竭智尋求的答案。

臨危受命，期開新局

又對於目前證券市場的紊亂，股市低迷不振，違法弊案層出不窮的情形，已使得整體經濟環境受到嚴重威脅，投資大眾的利益也受到損害，因此如何振疲起衰，重新振興股市，亦成為財長的一大難題。

至於海關業務方面，目前海關進口稅則的修正，也是大家議論的焦點。尤其美國已一再向我國施加壓力，希望大幅降低關稅，大量進口美國商品，但是，降低關稅又將造成國內企業生存的壓力，甚至威脅國家經濟發展。財政部如何在降關稅，又不損及國內企業生存發展的原則下，使海關進口稅則的修正合理化，已成為海關業務的重點之一。

以新任財長錢純，及政次何顯重的學、經歷來看，確實是目前財金界的一時之選，他們對於金融問題早已如數家珍，對於賦稅、關政及證券業務亦有淵源。兩人就任新職後，如何以大魄力、大擔當克服困難，開創我國財金的新局面，正是兩人的新課題。

△今年棒球季中，許多球迷們為中華少棒隊又在遠東區預賽中落敗、青棒隊在羅德岱堡遭到淘汰惋惜，成棒代表隊在洲際杯中的表現，卻贏得觀眾的讚賞。棒運發展是否已經亮起紅燈？如何才能重振「三冠王」雄風，都成了民眾關心的話題。為我國的棒球前途把脈

文．劉易遠(中央社八月四日）

一九八五年遠東區少棒錦標賽結束了，棒球界人士目睹七支與賽隊伍的廿一場比賽後，禁不住問道：我們發展棒球的目標，只在求勝嗎？

已故的前任全國棒球協會理事長謝國城，曾經說：我們訓練的球員，不能僅是「打球機器」。這句話發人深省，尤其在今年遠東區少棒賽後，更讓人覺得話中蘊涵著深刻的道理。

但是當中華小將對菲、日擊不出安打時，觀眾情緒遏制不住，紛為中華隊喝倒彩；當面臨韓隊時，見小選手個個奮戰不懈、毫不退縮，觀眾嘶吼著嗓子，為他們在場外加油打氣，可是中華隊輸了，球迷個個洩了氣。

這說明瞭什麼？經過整整十六年，從民國五十八年台中金龍隊稱霸世界少棒錦標賽以來，國人把贏得世界少棒王座視為當然，他們認為中華隊輸球是不能原諒的！

由於大家的觀念都如此根深柢固，一個孩童在成為少棒國手的路途上，自然就生成了以下心態：

一、求勝心切，寧可不擇手段。

二、得勝之後，受盡褒寵，目空一切。

三、受挫之際，面臨指責，自暴自棄。

運動，其實是發揮教育功能的極佳媒介，棒球運動自不例外，可是眼前棒運似已走入歧途。

包括體育指導單位、資深記者、工商業界、球員家長、棒球教練及民眾在內，都過度看重勝負，所以才有什麼全國各界聯合歡宴、功過褒貶任意加於球員或教練、捨不得掏腰包成立「沒出息」的球隊、奔馳球場持棒追打小球員、體罰表現不佳的選手等現象。

當然，有些現象並不全壞，但無心誤導所造成的不良影響，實讓人憂慮。

棒球界有心人士說得對：理想的棒球員，應是懂得待人接物、不欺詐、不虛偽、不蠻橫、身心均健康，除打球外，並有其他社會專長的「標準公民」。

如果棒球員的良好形象建立起來，社會上自然樂於接納他們，因為他們不是只會打球、其他一無是處的社會包袱。有了出路，球員就不會因前途茫茫而訓練中輟，棒球運動的生力軍自會源源不絕。

既是如此，你、我能從現在起，也養成正確的觀念，並影響身邊親友，使棒運之路不致愈走愈窄嗎？

如何替棒球選手謀取理想出路

文．楊武勳(民生報八月七日）

振興棒球運動首先要考慮如何改善棒球選手出路，如果仍維持現狀，做起來將會事倍功半。

為什麼現在我國棒球頂尖好手，紛紛被日本職業棒球隊挖角，或到日本打業餘棒球？

答案是：這些好手為的是追求理想的目標、待遇和最好的打球環境。

到日本打職業或業餘棒球隊，出路比在國內好幾倍，難怪近年來有十多位棒球好手到日本闖天下，相信還會有好手到日本。

我國沒有職業棒球隊，好手能到日本加入職業隊，像二郭一莊在日本大出鋒頭，這對於國內的棒球後進有很大的刺激作用。

職業棒球隊待遇高，只要有真功夫硬本事，像郭源治目前年薪三千二百萬日圓，平均一個月可拿約新台幣四十四萬元，這是相當大的數目，對棒球好手誘惑尤大。

到日本加入業餘棒球隊的劉秋農、林華韋、趙士強、許正宗、林仲秋及葉福榮等，他們的待遇當然不能與職業球員相比，但是他們在日本的待遇比在國內打球時高兩、三倍，加上加盟時已先領了新台幣幾十萬元的契約金，因此日本的業餘棒球隊對我國棒球好手號召力也不小。

他們在日本打業餘棒球，也希望有朝一日被職業隊球探看上。

大約廿年以前，我國棒球水準比日本差一大截，但是棒球風氣很盛，當時雖然沒有像現在有世界三級少棒賽，但是國小、初中及高中球隊也不少，每年的縣市性或全省性比賽都很轟動。

從小喜歡打棒球的球員，都以能考進台南市的南英商職及台北市的開南商工為榮，因為這兩所學校是成棒國手的搖籃。

從這兩所學校出身的棒球選手，是當時的華銀、彰銀、一銀、土銀、台銀、合庫等六行庫及台電、台泥、大涼汽水等成棒隊爭相網羅的對象，能進入六行庫打棒球就可終身捧個金飯碗，這就是當時的棒球選手追求的理想目標，家長們都很樂意地鼓勵小孩打棒球。

如今六行庫只剩下合庫有棒球隊，公家機關的棒球隊只有台電及中油，以建教合作方式組隊的有榮工（輔大）及味全（文化），但是至今大部份建教合作的學校畢業生，卻無法安排在其公司工作。

因此，除了少部份的棒球頂尖好手到日本打職業或業餘棒球外，有不少棒球選手在念完大學後，因無成棒隊找他們，只好放棄棒球，自謀生路了。

民國五十八年我國第一次贏得世界少棒賽冠軍後，連續十多年來，棒球風氣大盛，「出國比賽」、「贏得冠軍後可獲保送升學」，這一連串的新目標對棒球選手來說起了很大的鼓舞作用。

但是在大學畢業後，大部份棒球選手卻遭遇就業困擾，因此許多青棒國手寧可放棄保送升大學資格，提早加入成棒隊，先保住飯碗再說。

這種情形如繼續維持下去，即使三級棒球隊數大增，到成棒階段，出路問題都會更嚴重。

因此，為棒球選手謀求更理想的出路，必須恢復廿年前的六行庫都有棒球隊時的盛況，另外，像在日本有職業棒球隊的養樂多公司及賺不少錢的國際、新力、聲寶、本田、台塑、裕隆等公司，不妨輔導他們組織棒球隊，如有這麼多成棒隊吸收球員，也就不用愁三級棒球隊數愈來愈少了。

應迅速訂定合理的評鑑制度

文．高正源(民生報八月五日）

教育部與全國棒球協會已決心要聯手突破棒運的困境。但未來推展進度裡，最重要的是建立評鑑制度，否則部份重點學校把資助棒球的經費，用在發展壘球之上的現象會繼續存在。

教育部決定增加棒球重點發展指定學校，凡組織青棒、青少棒、少棒的學校，每年可獲得卅萬、廿五萬及廿萬元的經費。

全國棒協為提供各校棒球訓練的技術援助，並新成立「青少年棒球輔導組」，由專責人員負起協助各校推展棒運的責任，且將提供新成立的青少年棒球隊所需的器材。

教育部長李煥上星期語重心長的告訴全國棒協理事長嚴孝章說，政府再不伸手給予棒球隊經費資助的話，光靠棒協獨力奮鬥也不會有太大的效果。

這是促成教育部與全國棒協聯手解決棒運瓶頸的關鍵，雙方面也都釐定出如何加速棒運推展的方針。

將來教育部與全國棒協再次商討細節工作時，對於被列為重點發展的學校，應該訂定一套客觀、合理的評鑑標準，以杜絕部份學校領了棒球發展的經費，卻貢獻在壘球運動上。

目前列為重點學校共有卅三所，以國中為例，被指定的七所棒球重點發展學校，除了立場絕不會改變的華興與美和中學外，其他五所學校，披著棒球隊的外衣只輕描淡寫的應付台北市長杯的比賽，卻在壘球競技場上求發展，這種不調和的現象何以發生？值得深入研究。

部份棒球重點發展學校會變成「壘球發展學校」，主要因素是他們的環境與條件都不如華興與美和，教練的資質差、沒有優秀的選手，怎麼打也打不贏美和與華興，但有現成的一筆經費不領又可惜，所以演出應付棒球、專向壘壇求發展的畸形現象。

存在這種現象，最主要原因是教育部訂定的評鑑辦法過於貧乏，沒有一定的合理標準，評定該校的棒球隊是否夠資格領取教育部的經費。

教育部與全國棒協既然有心辦好這件事，且棒協也計畫提供基層教練的訓練課程，教育部下年度要增加棒球重點發展學校時，就應有合理的評鑑辦法，使各指定發展學校能取之於棒球、用之於棒球。

青棒教練團應更加增強

文．魏冠中(中華日報八月十三日）

國際棒球協會主辦的世界青棒賽，被視為最難打的青棒賽，與賽八支國家青棒隊，皆無全勝紀錄，被視為超強的古巴隊，雖然衛冕成功，但也各輸給亞軍美國、季軍中華一場，顯見這項大賽的激烈。

中華青棒第一隊在這次世界青棒賽，際遇並不順遂，首役即負於委內瑞拉，次場險勝加拿大，後再輸給美國，不過，總教練李瑞麟調度有方，除了適當調整攻守陣容，重整戰力，連破墨西哥、巴拿馬、古巴等中南美球隊，並且重創澳洲，惜加賽表現失常，負於古巴，失去奪魁機會，只能向委內瑞拉復仇，硬取第三名。

從這次世界青棒賽的戰績來看，中華隊本有更好的奪魁機會，若非幾項不利因素影響戰力，本屆名次不該仍停留在第三名。

李瑞麟指出，賽前抵達紐約州澳巴尼球場時間太晚，球員對球場尚未適應，即出戰強隊委內瑞拉，出現幾次要命的失誤，也影響作戰心理，打擊發揮不出來，以四分之差失利，損失甚大。

如果中委之戰表現正常，中華隊少輸這場球，其後也不必和古巴加賽，可以直接爭奪冠軍，再不濟也可得到亞軍。

至於中華隊兩戰古巴，會先盛後衰輸掉第二場，因素有二，表面上是歷經苦戰傷兵纍纍，戰力大減，被古巴所乘；實際上，中華青棒隊教練人手不足，沒有隊醫，難對全隊受損戰力適時調補，是愈打愈見殘缺的重要因素。

李瑞麟雖獲得八隊中惟一「最佳教練」榮銜，但他對中華青棒隊教練團人手不足，球隊管理、隊醫不受重視的問題，感慨良多。

為了追求世界青棒賽更高成就，銜接成棒霸業，往後青棒隊教練似不應再見「孤兵奮戰」局面，集體智慧的發揮，才是青棒重登王座的保證。

遠東區少棒賽中華創下紀錄有多少

文．高正源(民生報七月廿九日）

遠東區少棒錦標賽中華太平隊對印尼隊之戰，太平隊刷新了遠東區少棒賽得分最高的新紀錄，平了兩項紀錄。

中華太平隊創下的新紀錄是：得分最多分——卅一分。舊紀錄是日本隊創下的卅分。

中華隊平的兩項紀錄是：

一、雙方比數相差卅分，民國六十八年日本擊敗菲律賓隊比數為卅比零。

二、一局之中個人擊出兩支全壘打，太平隊林克明與六十二年巨人隊的鄭百勝也擊出兩支。

遠東區少棒賽的十三項紀錄中，除日本隊與中華隊共同保持一項外，其餘由中華隊所創的紀錄如下：

△一局得分最多——十九分，民國六十二年中華巨人隊及六十七年中華屏光隊，都是對香港隊在第一局創下。

△一局最多支安打——十七支，民國六十二年中華巨人隊對香港隊在第一局創下。

△一局共打了廿四人次，其中六位打者上場打擊三次，民國六十二年中華巨人隊對香港隊創下。

△一場使用觸擊最多次——十七次，民國六十二年中華巨人隊對香港隊創下。

△一場最多支全壘打——九支，民國六十二年中華巨人隊對韓國隊創下。

△一場個人最多全壘打——三支，民國六十二年中華巨人隊對韓國隊，王清欉締造。

△一場比賽在一局中，一至九棒都擊出安打且得分——民國六十二年中華巨人隊對香港隊在第一局創下。

△一局最多全壘打——四支，民國六十二年中華巨人隊對菲律賓隊在第一局，由王清欉、黃明亮、鄭百勝、蔡漢文創下。

△一場比賽投手三振對方次數最多——十六次，民國六十二年中華巨人隊對菲律賓隊，郭文理締造。

△一場比賽，一位球員五次打擊都擊出安打——民國六十二年中華巨人隊對菲律賓隊之戰，由盧銘寬及楊華元所創。

中華太平隊三棒呂匡時，對印尼隊之戰上場打擊六次，前五次都擊出安打，可惜第六次遭到三振，不然就會再刷新一項紀錄。

△停辦一年的國家建設發展委員會，今年以「推動十四項建設」為研討主題，於八月二日閉幕。與會二一一位海內外學者，紛紛對於各項建設的努力方向提出建言。但在議題之外，也有人對國建會本身運作的方式，提出意見。與會學者專家談國建會

文．韓德孳(台灣日報七月廿三日）

今年國建會的分組研究，幾乎直接或間接地都與十四項重要建設有關。雖足以顯示政府結合海內外學者專家的專長，來推動國家重要建設，但一般也有疑惑：號召全民參與的國家建設研究會，耗鉅資來討論一些經濟建設的問題，是否有層次過低之虞？

任職美國明尼蘇達州曼克圖州立大學經濟系教授及國際勞工關係與研究中心主任李誠教授毫不避諱的指出，他參加的是教育文化人力運用小組，由於該組的討論主題，多屬技術性問題，是讓人有層次過低的感嘆。他認為類似的問題，應可由中研院在做一般研討分析時解決，不必拿到國建會上來討論。

但是參加都市建設組的淡江大學副教授陳明竺和美國阿岡國立研究院工程師黃漢生博士則認為國家十四項建設本就有政策性與技術性層次問題可探討，且由於我國當前社會所要求的是更高的環境品質，如改善環境汙染、便捷的通運系統、清潔的都市環境，這些雖不是高層次的政治問題，但卻是與民眾息息相關的公共政策，由國建會來討論，應屬切題且合乎實際需要。

參加創業投資組的美國通用電腦顧問公司總裁陳壯飛表示，從創業投資組或其他組別的分組討論題綱中，足可以發現，此次國建會技術性問題大於政策性問題。但是考量我國當前處境，許多建設不在於要做不要做，而在於如何做。他舉例，引進國外技術，和吸引外商來台投資是政府既定的政策，且已釐訂多年，我們也有足夠的資金來購買國外高級科技，有良好的投資環境供外人投資，問題是我們如何去運用金錢，以何種技巧才買得到我們需要的科技；如何去選擇、引進對我經濟發展有利的外商來台、設廠生產，這些是技術性的問題，也是二、三年來政府較難突破的技術問題，有必要讓在國外的人士，貢獻一些經驗，提供國內參考。

南加州政府協會運輸系統分析師李登榜博士則進一步的探討國建會的功能問題。他說，國建會籌備會在四、五月間即將相關資料寄送與會人士，使大家有充裕的時間參考、分析，這種辦事效率值得稱讚，但是這次討論的題綱，多與十四項重要建設有關，而部分項目又已開始進行，如果國建會討論結果，與計畫有出入，政府要如何辦理？能尊重國建會學人意見，停止或更改計畫嗎？因此他認為，國建會應以具前瞻性、長遠性的討論計畫為主，否則恐難有實際成果。

李登榜博士更指出，對於跨部會的綜合計畫，應有跨部會組織來分析計畫，否則提出的數據資料互有出入，除使與會學者無所適從外，錯誤的資料亦將導致錯誤的評估與建議。

參加國建會對每一位學者專家來說都是一項極負使命感、榮譽感的工作，而與會人士又能「不避家醜」的指出國建會缺失，憑藉這種知無不言的熱誠態度，與奉獻精神來看，國建會自有其舉辦意義；而如果學者們所提的缺失能予以立即有效的解決，將更具實質意義。

期以更積極作為獲得反制

文．黃輝珍(中國時報七月廿三日）

今年國建會雖然省略了政治外交組，但在開幕時，卻出現了當前政治外交上最敏感的幾個話題，即是「戒嚴體制」、「政黨政治」及「是否與中共談判」三項議題。

這三項議題都是在國情報告後，國建會學人提出的。其中「戒嚴體制」與「政黨政治」兩項議題比較單純，會場中沒有出現連續對談，而「是否與中共談判」的問題，則在外交部長朱撫松與國建會學人間引起一場發人深省的對話。

一、在「戒嚴體制」方面，來自美國的國建會學人程陽燦，指出戒嚴在台灣未必徹底執行，但維持戒嚴名稱，對台灣實情不清楚的美國人看來，總會引起誤會，讓愛國人士在美國要費盡心力去辯護，何不擬出其他的名稱來取代？

二、在「政黨政治」方面，來自美國的學人陳仲欽，主張我國目前政治運作，應健全政黨政治，才能加速政治進步。倘若客觀情勢有限制，也應衡酌實際情況，放寬政黨政治發展的空間。

三、在「是否應與中共談判」方面，來自美國的胡世昌與陳育材，同時主張應主動出擊，提出條件，不迴避與中共談判，並反過來逼使中共不敢談判。而外交部長朱撫松，則認為中共以「一國兩制」要求和談，是要使我政府淪為「地方體制」當然不能接受。

關於第三個問題，胡、陳兩位學人發言後均引起熱烈掌聲，會場中明顯呈現一陣表示興趣與關切的氣氛。

「是否應與中共談判」的問題，事實上朱撫松部長與兩位學人的對話並沒有衝突之處，主要是兩方的著眼處不同，朱部長著眼的是「實體問題」，而兩位學者著重的則是「策略問題」。

其一，在「實體問題」上，中共「一國兩制」的模式，終極目標在使我政府淪為「地方體制」，乃是極其淺顯的統戰形式。以我政府之立場，斷然不能接受，也是當然的態度。答案既已清楚，又何必談判？因此，朱撫松是從「實體問題」出發，強調不談判的立場。

其二，在「策略問題」上，胡世昌與陳育材兩位學人，認為要贏得美國民意的支持，政府對中共和談統戰，應以「主動出擊」代替「迴避拒絕」。而「主動出擊」只是策略運用，是要以提出中共斷然不敢面對的「民主體制」問題，逼使中共由「主動出擊」退縮為「迴避拒絕」，終而改變政府的國際形象。

在「實體問題」上，朱部長與學人應有共識，都是要反制中共，不陷入中共的統戰目的；而在「策略問題」上，學人們顯然是另一個層次的考慮，是站在海外學人的立場上，對國事的一種積極性思考：政府應以更有利、更積極的作為，對中共的統戰進行更具效果的反制。

若干運作方式與技巧有待檢討

文．徐梅屏胡遜(聯合報八月三日）

從國建會學人為主幹的國建協進會等組織，在所在國的活躍和積極看，證明國建會十多年來累積了可觀的人才資本；無論對國建會有多少批評，甚至有人提出「國建會應該停辦」的主張，都難以抹殺國建會在「政治號召」上的貢獻。

如果政治號召的確是政府歷屆投入龐大心血舉辦國建會的最重要目的與效果，就必須對下列問題作一檢討：

一、政治與外交等主題有無必要恢復？

近三年國建會主題側重科技、經濟，這兩者雖是一個國家政治與外交力量的實質後盾，而且政治與外交「談來談去都是老面孔、老問題」；但科技、經濟無疑也必須在一個健全的政治環境下才能健康生長。例如屢遭抨擊的人事、會計制度，或開放東歐國家學者來台參加學術會議的提議，都不是純粹的科技問題。即使政治不是討論主題，也但願這並不顯示連同這些牽涉經濟與科技發展的政治問題也一併規避掉。

二、過分強調、禮遇海外學人，是否變相的鼓勵人才滯外不歸？

科技組領隊吳大如女士坦承，較早回國的許多專家學養、成就超過海外學人，但他們默默的犧牲和努力，卻經常不能贏得和海外學人同等的尊敬和重視。

政府如何重視海外學人？撇開大事不說，都市建設組領隊唐亢舉的一個「小事」足以為證。唐亢說，大會安排學人子女中南部旅遊，竟全由警車開道；他很含蓄的形容，這類「禮遇」令學人「受寵若驚」。

「內、外有別」，本是許多歸國學人共同的感慨，如今連海外學人自己也感不安了。政府難道還要繼續以「上」「賓」之禮對待海外子弟嗎？

三、出席人選似宜更嚴謹。

不可諱言，少數出席人全場不發一言，或根本不出席，有的對國事的關切還不如對解決個人困難或建立私人「關係」來得熱心。這樣的人雖不多，卻足以破壞全體國建會的觀瞻。

四、資料寄送和議事安排不理想。

參加國建會的海外學人常常覺得，他們討論問題時的廣度和深度均不敵國內學人，難有插嘴餘地，勉強提出來的建議，有時更流於膚淺。這樣的現象無可厚非，海外學人除非長期關心國內狀況，否則短短數日要其進入「狀況」是不太可能的。

更有海外學人認為他們的功能主要是「代打」，使國內推不動的建議，引起政府重視。但是政府花大筆鈔票，請這麼多海外學人合府光臨，目的只在「代打」，未免可惜。

五、國建會怎麼會被若干人視為「投書」的對象？

教育文化組領隊凌渝郎透露，有許多人「投書」給學人。值得思考的是，如果這些投書的意見有價值，是不是出於一種「政府最重視國建會意見」的印象而投往國建會？若果真如此，豈是正常管道？

六、建議事項的過濾問題。

有的學人認為，國建會的成敗，取決於政府實行了多少建議事項。這種看法，恐怕只對了一部份。譬如這次的建議中，「新設機構」頻頻出現，而事實上，政府不可能如此疊床架屋。

當然，國建會基本上是為了博採眾議；但創業投資組領隊溫新民曾談及「建言的環境」。他認為不但要「讓」很多人講話，而且要「願意」講話，不擔心自己的主意說出來會被別人偷去邀功，而真的是一塊磚，經討論引出好玉來。

他還認為，聽取建言的人固然要有雅量，建言的人也要有「意見可能不被接受」的雅量。

這段看法自有見地。而以此衡量建言的學人和聽言的政府，國建會顯然還需很多的磨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