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布幔下是三雙布滿青筋的小腿,阿嬤帶著顫抖的聲音從幕後傳出:「想當初我一個清清白白的千金小姐,卻被日本人糟蹋,雖然生還回國,但不能哺育不能生產,一輩子隱瞞母親不願嫁,現在我要日本政府還我公道。……」
這是民國八十一年八月,台籍慰安婦第一次公開露面的畫面。
六年後,阿嬤再次面見世人,沒有黑布幔的覆蓋,代之而起的是昂首闊步、臉上帶著堅毅的神情。今年十一月初在東京地方法院前的阿嬤們除向國際媒體控訴當年日本政府的迫害,更願意以真實名姓向日本政府提出告訴。「日本政府不要認為我們已經老了、等不及冗長的訴訟程序,即便我們死了,還有後人替我討公道,日本政府一天不承認錯誤,我們一天不善罷甘休。……」來自高雄的阿桃阿嬤這樣說。
日本發動的一場曠日費時、幅員廣闊的殘酷戰爭,造成的傷害難以估計,即以台灣當兵,有些女人則被迫作慰安婦。圖為霧社分社的警官強迫原住民實施戰時軍事訓統治史》.林榮代編)(薛繼光)
活歷史現身
歷史,猶如滾石般地向前驅動。從遮頭掩臉到昂首闊步,台籍慰安婦的歷程走得顛簸。「如果不是社會大眾給予支持鼓勵,阿嬤們走不到這一步,」多年來持續關注慰安婦議題的王清峰律師說。
近十年來,日軍在一九三一到四五年二次大戰期間,徵用佔領區及殖民地女性充當性奴隸,也就是一般稱做「慰安婦」的議題,在世界各國持續發酵。從一九九一年開始,包括南韓、菲律賓、以及荷蘭等國的受害者陸續向世人公開控訴,並向日本法院提起告訴,要求日本政府公開道歉、賠償。今年七月中旬,台籍慰安婦也正式向日本政府提出抗告,東京地方法院則於今年十一月二日開庭審理。
「相較於其他各國,台灣的動作的確晚了些,」王清峰律師坦承。台灣控訴的動作較慢,主要原因在日本人刻意地湮滅二次大戰期間的史料,而「比起韓國,台籍慰安婦更羞於談論己身遭遇,」中研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副研究員朱德蘭表示,台灣殖民歷史的這段慘痛經歷,從未被好好整理發掘。
一九八五年國史館出版的《日本在華暴行錄》曾以一章的篇幅書寫日軍在東北、上海、雲南等地設置慰安所,強拉朝鮮或中國婦女充當慰安婦的史事,但是只提及「台灣賣春業者」參與其中,並未詳談因由。
台灣慰安婦議題浮上台面,要到一九九○年代。一九九一年八月,南韓婦女金學順公開揭發二次大戰期間日本軍徵用她充當慰安婦,並非如日本政府一再宣稱的「自願從娼」,而是強迫且有計畫地徵調。金學順的舉證歷歷,狠狠打了對韓國慰安婦聲稱「不必謝罪」、「不立紀念碑」、「毋須賠償、道歉」的日本政府一個巴掌,國際輿論譁然之餘,與朝鮮同屬日本殖民地的台灣,是否有同樣事情,也成為眾所猜測的焦點。
一九九二年二月,日本國會議員伊東秀子在日本防衛廳圖書館找到三通招募台灣慰安婦的電報,台籍慰安婦歷史的追索就此開端。經過經常為弱勢婦女伸張權益的婦女團體「婦女救援基金會」慰安婦申訴專線的追蹤調查,七年來總共接獲四百多通查詢電話,出面投訴、目前健在的有四十一個案例。
一九九○年代,韓國婦女團體首先向世人公開控訴日軍強迫韓國婦女充當慰安婦,。此為位於韓國的日本軍慰安婦歷史紀念館。(台北市婦援會提供)(台北市婦援會提供)
非理性的戰爭
世紀末亞洲各國對二次大戰的反省,有個特殊的現象是「活歷史現身」,也就是說「曾經親身參與過歷史的人」述說經歷,有時候他們的證言會推著歷史研究走,甚或反駁原先的歷史書寫,慰安婦歷史就是個實例。
今日史學界所稱的「慰安婦」,經常加上「從軍」兩字,意思是隨著軍隊走的「隨軍軍妓」。根據台大歷史系碩士李國生在〈戰爭與台灣人〉論文的引述,這個制度首次出現在一九三二年的「一二八事變」之後,當時日軍參謀長岡村寧次為了禁絕日本兵在上海到處搜尋女人淫猥的惡習,乾脆下令在軍隊設置「慰安所」以解決士兵的性需求。一開始慰安所徵募的是日本妓女及酌婦(陪酒女郎)。
日軍開始強制徵調朝鮮及台灣殖民地婦女充當慰安婦起於何時,目前還有待進一步的研究,但是根據中研究朱德蘭的推估,在一九四二年「珍珠港事件」後,台灣正式投入二次大戰戰火,也是台灣慰安婦大量被徵調之時。
二次大戰時,不少台籍慰安婦被送往海南島,台拓檔案發掘的就是有關海南島慰安的這間農宅過去曾被當作慰安所。(朱德蘭提供)(朱德蘭提供)
獸性大發
「到高雄時天已經亮了,遇到了十多位來自沖繩的女子,坐了約一個禮拜的船,下船後用卡車載我們到一個椰子樹蓋的大屋子,一個人分配一個房間,跟原先說好的在軍部福利社當服務生的工作根本不一樣,我們才知道被騙了。」(「婦女救援基金會」訪談個案A)
「我們在那裡每次都是眼睛一閉,心裡不甘願,也不會跟他們談戀愛。老娼對我們說,『妳們是來勞軍的,要安慰軍人,替國家盡忠服務』……。日本兵有些會同情我們,有的會打人,我們會害怕。……」(「婦女救援基金會」訪談個案B)
「有的日本兵很可惡,打死人像捏死一隻螞蟻,咱像一隻魚被放入鍋內,要煎要煮隨便他們。有一次,我向一個日本人說午安,他喝醉酒,摑了我一巴掌,我嚇得躲進房間,鎖上房門,見到刀子插進門,趕緊從另一個門逃開,躲進廁所,後來老闆還要我去向那個日本兵道歉。從那以後,我一隻耳朵就聽不見。」(「婦女救援基金會」訪談個案C)
根據台北市婦女救援基金會的調查,台籍慰安婦在戰時為軍人每天「慰安」的次數從三到二十餘次不等,最高達到六十次,即使生病及月事,甚或懷孕、產後也不得休息。許多女性在尖刀威脅下被強迫賣淫。
台籍慰安婦被徵調時,年紀多在十六歲到二十五歲上下,最小十四歲,最大四十歲。大多家境貧困,未受過學校教育,到海外之前,雖然許多人曾在茶室、藝旦間、酒家旅館工作或擔任過食堂的女服務生,但也有三分之一比例從事家務或務農。
大多數人在離開台灣前,並不知道到海外是要提供「性服務」。「當時徵調的理由是:到食堂端菜陪酒,幫阿兵哥洗衣煮飯、演戲,或是當護士、看護婦」,婦援會專案社工江美芬的報告指出。
日本人認為慰安婦是一段不光彩的歷史,刻意湮滅相關史料,但紙包不住火,歷史終究以其原來的面貌出現。這是中研院中山社會研究所的台拓檔案室及發掘台拓檔案的學者朱德蘭。(薛繼光)
死不認錯
李國生指出,慰安婦是日軍在二次大戰期間,在亞太地區所遺留下來一段醜惡的歷史,從中國大陸、海南島、香港、菲律賓、印尼、緬甸、沖繩、朝鮮、台灣等地,「凡有日軍駐守之地就有慰安婦,」李國生表示。
太平洋戰爭期間,日本人向海外出勤的部隊高達三百五十萬人,中國大陸、台灣、朝鮮的婦女就這樣被強迫徵召而去。根據朱德蘭等人的推估,二次大戰期間,被日本人強迫做慰安婦的人數,朝鮮人有十餘萬,日本人有兩萬,台灣至少有一千兩百人,大陸則超過二十萬人。
為了增強戰力,強拉他國的良家婦女充當隨軍軍妓,這是日本人藉著國家之力,為求勝目的,對相對弱勢婦女的剝削,也是慰安婦最受世人非議之處。「這是藉著國家機器的運作,將強姦合法化及制度化,」李國生論文也指出。「歷史上大概沒有一個國家這樣幹的,」朱德蘭說,更令世人非議的是,日本政府至今並不真心承認錯誤。
朱德蘭指出,包括日本學界及政府的一些人士仍然認為九○年代陸續發表的慰安婦證詞,如慰安婦是「被強制徵召」這樣的說法是子虛烏有,憑空捏造。「慰安婦並非性奴隸,他們只是被民間皮條客帶到戰區的娼妓,在韓國,幾乎所有的皮條客都是韓國人」、「日本戰時的暴行是杜撰的,」日本東京大學教授藤岡信勝就曾經這樣說。
對這些說法,亞洲婦女團體著力討伐。從一九九二年起,韓菲日台等婦女團體已經連結亞洲各國受害慰安婦舉行過五次「慰安婦問題亞洲連帶會議」,每一次都有慰安婦現身說法。「當時,多數人是坐軍艦去的,慰安所的建築房舍由軍方供給,管理方法由軍方制定,生病了由軍醫看護,當時仲介的掮客,管理的媽媽桑也都與日本軍方有密切關係,」婦援會執行長何碧珍總結各國慰安婦的說法,強力反駁日本政府認為「慰安婦為私營、賣春」的說法。
反省戰爭責任的少數日本人道學者,更搶先在各國之前,發表研究成果與日本政府說法打對台。一九九二年,日本中央大學歷史教授吉見義明首次發表日軍參與動員慰安婦的報告,將日本在二次大戰期間招募及渡航慰安婦的軍方文書公諸於世,逼得日本政府公開承認日軍曾參與設立慰安所。九三年,內閣官房長官河野洋平發表談話,向受害者表示歉意。九四年內首相村山富市也向受害者在口頭上表示歉意,這些都可代表日本政府在被逼迫下拋出的善意回應。
但善意歸善意,與台籍日本兵的議題一樣,日本政府卻至今未對慰安婦賠償問題鬆口,日本外務省認為,戰後賠償問題已經在舊金山條約中解決,日本政府只願意以「由民間募集之慰問金」的形式來補償慰安婦的傷害。「意思就是說,政府不願出面就對了,」婦援會何碧珍說。
憤怒的台籍慰安婦將日本政府的態度解讀做「等於不承認錯誤」,也因此有今年七月具狀向東京地方法院抗告之舉。
曾任婦援會董事長的律師王清峰多年來致力聲援台籍慰安婦。她希望慰安婦的反省能提醒世人不再有瘋狂的戰爭行為。(薛繼光)
四大家族經營慰安所?
另一方面,台籍慰安婦的本土研究卻也未曾停歇。在今年七月中旬,中央研究院朱德蘭教授發表新近在「台灣拓殖株式會社檔案」爬梳出的慰安婦史料就是一例。
台拓株式會社是日本為推動南進政策所成立的官商合資公司企業。朱德蘭的研究調查指出,一九三九年日軍登陸海南島海口後,佔領軍就透過台灣總督府命令台拓公司到海南島開發當地的經濟,業務「包山包海」,初期以興建佔領軍急需的建築物為主,包括事務所、餐廳、宿舍,及海軍慰安所等。
台拓檔案披露,日本政府不僅在海南島蓋慰安所,還介入承包慰安所的經營。一九三九年,台灣總督府的調查課課長木原就曾委託台拓理事高山派遣藝妓及娼妓共九十人赴海南島,且貸款三萬圓營業資金。但是「台拓對於提供資金給慰安所業者,因為『事關種種感覺不佳』,故請示是否可以假手福大公司進行,」朱德蘭引述台拓檔案的文書指出。
「福大公司的定位是台拓公司在福建的總開發公司,」朱德蘭解釋,而在台拓檔案的附錄資料中,有關福大公司的股東名冊、股東開會出席人紀錄,赫然有今日仍在台灣政商界活躍的辜顯榮、林熊徵、陳啟峰等家族,基隆顏欽賢家族也在其中。雖然這些家族的所持股份甚少,但資料一發表,卻被媒體解讀成「投資慰安所,四大家族是股東」的聳人新聞。
以「四大家族為福大公司股東」這個歷史事實來看,一位歷史研究者指出,就像今天許多老百姓買股票列名某家公司的股東一樣,要以此來證明他們介入戰爭事務並不公平。朱德蘭也以學術的立場說明,以現有台拓檔案的史料來看,她並未掌握到四大家族介入慰安所經營的直接證據。但「四大家族作為『戰爭協力者』的角色毋庸置疑,」她說,這也顯示台灣富商在殖民政權下的尷尬角色。
婦女救援會出版的《台灣慰安婦》報告及《阿嬤的秘密》錄影帶為血淚斑斑的台籍慰安婦歷史留下見證。(薛繼光)
一輩子就這樣毀了
歷史討論之外,台籍慰安婦歷史的出土還有著婦女人權的意義。
對受害的婦女來說,慰安婦經歷留下了終生難平的身心傷害。婦援會專業社工江美芬指出,多數被迫徵召的慰安婦,除要面對男人的蹂躪之外,戰爭期間的種種挨餓、受凍、逃難等苦難,戰後親人失散、前途無著等難關也無一能倖免。還有一些原住民慰安婦,雖然未遠離海外,但在家鄉內被強迫賣淫,面對親友的指點,景況更為不堪。「能活到現在的都是生命力極強的阿嬤,」江美芬形容。
「我回到台灣後,常常晚上睡不著在客廳猛抽煙,我媽媽對我說『傻孩子,你不要想那麼多』,我聽了以後就一直哭,她勸我『妳現在哭也沒有用,過去的事都已經過去了』,但是我的眼淚一直掉,我傷心的是自己一個好好的肉體被人糟蹋,像路邊的野草一樣沒有價值,一切都完了。……」(婦援會訪談個案D)
大多數人因為「慰安」的經歷,日本戰敗後必須面對極糟的身體狀況。婦援會的調查報告指出,有人在慰安所吃不好得到胃病,有人被日本兵摑巴掌單耳重聽,有人飽受脊椎酸痛之苦,更多人卵巢子宮有毛病,六成左右的人不孕,「孤、老、貧、病是她們生活的寫照,」王清峰形容。
更慘的是慰安婦經歷對心理的傷害。何碧珍指出,阿嬤們初出面投訴時,和大多性傷害者的反應相同,普遍都有「自傷」的心理;江美芬也說,投訴的案例中,許多慰安婦因不孕或討厭男人一輩子不願結婚,大多人即使結婚或與人同居,也過著並不愉快的家庭生活。數十年來將秘密埋藏心裡,使她們時常疑神疑鬼,認為別人知道她們的過去。「她們擔負的是傳統文化認為自己是被『用』過的女人,所謂『娼妓的污名』,」江美芬說,這種「內化」到心裡的傷害最大。
王清峰律師指出,過去我們常認為凡發生戰爭,就「無法避免地要發生燒殺擄掠、強姦放火等事情,」也就是這樣視為理所當然的態度,讓「慰安婦」這樣的事情一再發生。
她表示,日軍慰安婦問題的揭發,反映的是日本兵在戰爭時的非理性狀況,更重要的是要世人莫將戰爭的非理性行為視為必然。「這類的悲劇很可能繼續發生,近年南斯拉夫、盧安達內戰,印尼排華暴動時都有婦女遭殃就是例子,」王清峰說。
由於各國婦女團體的努力,聯合國人權的特別委員會已經確認日軍慰安婦是一種「軍事性奴隸制度」,侵犯人權並違反禁止販賣婦孺的國際法,足以構成戰爭犯罪,要求日本應對受害者進行國家賠償。雖然日本政府尚未有明確回應,但「去年在羅馬通過設立的國際刑事法案,已提出將對平民的性虐待列為戰爭罪犯,顯見慰安婦議題的揭發,對促進國際婦女人權有正面效應,」王清峰說。
今年七月,台籍慰安婦向東京地方法院提出告訴,在東京法院前高舉布條向國際媒體控訴。(台北市婦援會提供)(台北市婦援會提供)
不僅是歷史討債
對許多阿嬤來說,沈默了五十年重新面對不堪的過去,的確需要勇氣。「一次次聚會,我們看到她們從怨嘆歹命到願意聊起家人親友,從煙不離手、流淚陳訴到唱歌分享,」何碧珍說,阿嬤的轉變讓她看到社會支援的力量。「她們不再覺得是自己不對才有此經歷,也逐漸理解這段經歷該羞恥的不是她們,」何碧珍表示。
相較於韓菲等慰安婦的境遇,台籍慰安婦因婦援會的援助逐漸得到社會關注。民國八十六年八月作家李敖將百件珍藏義賣所得挹助台籍慰安婦每位五十萬台幣的生活補助,政府隨後也撥給特別款項,以同等的五十萬元幫助阿嬤度過餘生,加上縣市政府每月撥給的一萬五千元福利津貼,在生活層面,台籍慰安婦可說暫時獲得紓解。
但日本是否能對這個議題真正的反省,對台灣阿嬤們正式道歉、賠償,才會讓一生飽受折磨的阿嬤們真正無怨地了結此事。「賠償的意義不在金錢,而在國家機器對這事的徹底懺悔,」王清峰說,能夠對戰爭時期非理性的行為表達反省與不安,人類文明才得以進展。
而除了受害者家屬,慰安婦議題也提醒世人對婦女人權的再度省思,王清峰律師說,不僅對這些年已老邁的慰安婦,還有被強暴婦女、雛妓、家庭性暴力受害者,或是曾被性騷擾者,「想想看,你是不是也曾在知道她們被傷害時浮出『說不定是她自己行為不檢!』的意念,」何碧珍說。
「透過慰安婦的議題,我們想做的是要給弱勢的婦女更多力量,最先要砍掉那些莫須有的、指指點點的手指!」王清峰說。
如能這樣,慰安婦議題的揭發,才不僅停留在「歷史討債」的層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