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時期是一個人成長的特殊階段，青少年特具的反抗情緒，往往會造成許多問題，甚至貽誤個人前途，影響家庭、社會的幸福與安寧。國內有好多好多的「張老師」，默默地投入了青少年的心理輔導工作，他們和許多需要幫助的青年人做朋友，設身處地去瞭解他們，去挖掘問題，然後提供最適當的輔導與幫助。
不動聲色，默默觀察
一個周末的下午，台灣大學心理系三年級的李昭英和師大教育心理系四年級的陳學慧，結伴來到台北鬧區的「西潮餐廳」。一推門，震天價響的熱門音樂聲就像潮水般湧了出來，昭英皺了一下眉頭，還是踏了進去。一眼看見兩個國中模樣的小女孩正在吸煙，昭英向學慧使了一個眼色，就在這兩個女孩旁邊的台子坐下，點了飲料，開始默默地觀察起來。
這兩個女孩都留著齊耳的短髮，但是故意不夾夾子，讓頭髮斜斜的覆在額上。細看面貌十分娟秀，但是抽煙的樣子卻十分老道。她們一面抽煙，一面旁若無人的大聲聊著、笑著，桌上還放了一付撲克牌。
觀察了一陣子，昭英向學慧低語了幾句，就起身朝那兩個國中生走去。
「撲克牌能不能借我們玩一下？」昭英很禮貌的問。
「可以啊！」那兩個女孩子很大方的答應了。
設法打成一片
昭英借了撲克牌就和學慧玩了起來。玩了一會，昭英又對那兩個女孩子說：「我們坐過去，大家一起玩好不好？」
「好啊！我們正閒著無聊。」那兩個女孩子很爽快的答應了，立即騰出空位，並且幫著昭英和學慧把飲料端過來，不一會，彼此就熟稔了。
兩個女孩子都是國中三年級的學生，高一點的是陸婉麗，矮的是廖秀鳳。當她們知道昭英和學慧都是大學生時，臉上立刻洋溢出羨慕的神采。
「大學生是不是很自由？『蹺課』也沒有關係？」陸婉麗很感興趣的問。
「大學生是比較自由些，原因是大學生的心智比較成熟，比較能夠判斷是非善惡。偶爾缺堂課或許不會有太大關係，但是卻很少人濫用這項特權，因為大家都知道，缺了課，損失最大的還是自己。」昭英答道。
後會有期
婉麗聽了低著頭沈默了一會兒，但一下子又開始高談闊論。分手的時候，大家都覺得談得十分愉快，頗有「相逢恨晚」的感覺，於是互相留下電話號碼和地址，相約以後再聯絡。
過了兩天，李昭英就接到了陸婉麗的電話。「李姊，我是婉麗，爸爸媽媽都不在家。我好無聊，所以打電話給你。李姊，到底唸書有什麼用？為什麼書唸得好就是好孩子？不唸書就是壞孩子？」
「好與壞不是這樣分的，唸書成績的好壞並不能代表一個人的價值，但是，多唸書絕對是件好事，多充實自己，可以為日後面臨人生的問題作準備。」昭英很委婉的說。
「李姊，我媽媽要是像妳這樣想就好了。 」婉麗幽幽的說著，但是聲音堣w沒有了剛才那股鬱悶。
下個星期六的下午，昭英和婉麗又見面了，她們先去翡翠谷玩了半天，才回到台北吃晚飯。吃完飯，婉麗很自然的掏出了香煙，開始吞雲吐霧，還不時的表演著吐煙圈的本事。昭英在一旁看著，覺得這樣流氣的舉動和她清純的外貌真是不調和，但是她祗是默默的看著，並未置評。
勿以惡小而為之
「李姊，你也來一支？」婉麗拿著煙徵求昭英的意見。
「我不抽煙，抽煙手指會發黃。」昭英笑著說。
婉麗一聽，很緊張的立刻審視自己的手指，一看還沒有黃，立即大大的吁了一口氣，說：「好險，我的手指還沒有黃。」
「妳抽煙的時間大概還不長，所以沒有燻黃，若是長期抽煙，連牙齒都會黃，而且口媮棶|有臭味。」昭英說。
婉麗聽了捺熄了手堛滬遠洁A幽幽的嘆了一口氣說：「李姊，其實我並不覺得抽煙有什麼樂趣，祗是有的時候媽媽嘮叨個沒完，弄得我好煩，乾脆作出個太妹的樣子來氣她。你知道嗎？我媽媽給我請了三個家庭老師，一個禮拜六天，每天晚上排得滿滿的。星期天也不准我外出，要留在家堸嵼恁C我即使看一會電視，她也會罵我不長進。我覺得我好可憐，一點自由也沒有，這種日子真是沒有意思…………。」
「婉麗，你的母親望女成鳳望得太殷切，就好像『揠苗助長』一樣，反而沒有效果。不過我不是對妳說過嗎，讀書實在是為了自己，不是為了妳母親，你這樣想，就不會覺得讀書是一種苦事了。」
她聽，她同情，她安慰
從這一次見面以後，婉麗一遇到煩惱，就打電話給昭英，昭英總是耐心的傾聽，然後溫和的、委婉的替她渲洩掉內心的不滿。
如今，婉麗的功課一直在進步中，抽煙的習慣也早已戒除，但是她始終不知道她的大朋友昭英和學慧，竟是救國團甄選的義務「街頭張老師」——她們的工作，就是協助經常出入不良場所或在鬧區遊盪的青少年。
「張老師」是一個專門替青少年解決問題的機構。談起它設立的經過，那得要追溯到民國五十八年，救國團主任宋時選，鑑於社會型態由農業進入工業，結構不斷在改變，人口集中於都市，很易引起新舊價值觀念的衝突。尤其是青少年男女，他們除了遭遇外界環境的影響，個人本身又適逢人生發展過程中一個獨特的過渡階段，生理上的急速成長，情緒、智力、人格、社會性的不斷發展，都會帶來精神上的不安和生活適應上的困難，於是宋主任要求救國團所屬的中國青年服務社，利用三八一○一○一這個專線電話，聘請心理學、社會學及教育學方面的專家、學者，來答覆研究青少年提出的問題，統稱為「張老師」。
愈來愈多的「張老師」
「張老師」專線電話設立之後，打電話求助、要求晤談，或是以書信詢問的青少年十分踴躍。目前，除了台北市外，全省已有十三個縣市設有「張老師」這個服務性機構，將近五百位左右的義務「張老師」，每個月平均處理的個案高達一千五百件，對社會的安定貢獻甚大。
這五百位義務「張老師」，除了少部份是受過專業訓練的輔導人員外，大部是在各大學主修輔導、社會、心理和教育等相關科目的大學生或研究生，經過嚴格的甄選，和五個月左右的職前訓練後，開始參與這份工作的。他們放棄了自己的假日和娛樂，每個星期風雨無阻的來到中山北路復興橋下的張老師辦公室，在狹小的電話間裡，以無比的耐心和愛心傾聽苦悶的青少年訴說心聲，進而以所學協助他們，使許多在心理上、生活上或感情上遭遇到問題的青少年，得到適時的安慰與援助。
過來人提供最適切的幫助
正在中興大學社會系就讀的義務「張老師」陳哲仁說：「從前我也曾經是壞孩子，成天打架，滋事，以違抗父母、師長為榮。就在我最迷惘、彷徨時，『張老師』適時的協助，使我改邪歸正了。我剛由年輕人過來，很瞭解年輕人的心理，我願意以我親身的經驗，來勸導那些和我犯了同樣錯誤的年輕人，讓他們走上正途。」
今年五十九歲，籍貫台北市的林信吉，是義務「張老師」中較特殊的一位，他擔任「張老師」的工作雖然祗有一年多的時間，但卻深獲救國團的重視。
自商界退休已有兩年多的林信吉，曾經擁有一家紡織廠和一家貿易公司，在他辛勤經營下，業務廣及歐美各地，數十年下來，他的確賺了不少錢，在物質生活上他甚為豐裕，但在精神上卻感到十分空泛。他說，多年來他一直在找一份「沒有薪水的工作」，希望能為社會貢獻一點心力。
富商巨賈「張老師」
民國六十五年他退休之後，先在「生命線」服務，不久才加入「張老師」的行列。他每天除了按時到「張老師」辦公室接聽電話，處理個案外，對來過電話的青年朋友，他都會買一些有意義的書寄贈給他們，例如「汪洋中的一條船」，「閃亮的生命」等，並經常寫信鼓舞他們努力向上。
林信吉目前是中華民國工商管理學會的顧問，也是日本川崎鋼鐵公司關係企業的顧問。他說，不管公司有多忙，「張老師」這份工作他不容許有絲毫怠疏，一定要按時報到，因為這是他精神上的最大安慰。
做光，做鹽
九年來，擔任過「義務張老師」的大學生不計其數，如今他們有些已到社會上就業了，有些出國深造了，不再在「張老師」機構服務，但是「一日張老師，終生張老師」，他們愛護青少年的精神和熱忱，仍舊伴隨著他們，在社會的每一個角落裡，繼續默默發揮「張老師」精神。
在張老師辦公室的旁邊，還有一棟擁有四個房間的平房，房子外面是一座幽雅的小花園，在經過那兒時，常會有悅耳的鋼琴聲傳出，這就是「張老師之家」。這兒住著的有北上求職一時找不到安身之地的青少年。也有生活環境不良，須要暫時轉移生活環境的。
十五歲的林強則是屬於後者。
林強的母親很早就過逝了，父親再娶，後母又生了兩個小孩，對林強很是忽視。而林強的父親因為忙於工作。也沒有給予林強應有的關愛。林強在家堭o不到溫暖，不願意回家，常常在外面遊盪，於是結交了一些壞朋友，跟著他們打群架，鬧事，終於被學校開除了。
他需要瞭解與關愛
林強的父母親知道林強的劣行之後，不曾追究根本的原因，祗是一味的責備他不學好，長這麼大，一點用也沒有，光知道打架！於是就把他關在屋子裡，不許他外出。
後來，林強的父親託人替他找了一份工作，他辛苦的工作了一個月，拿到了薪水，心裡真是高興的難以形容。他把薪水交給後母，蠻以為後母會稱讚他幾句，誰知後母理所當然地收下之後，反而冷冷地說：「現在人浮於事，要不是靠你爸爸的關係，你那塈銆o到工作。」
這話深深的刺傷了林強。當天晚上他就收拾了一個小提包，離家出走了。
來到北部後，林強向「張老師」求助，並且住進了「張老師之家」。頭一個月，由於工作和學業都沒有著落，林強的情緒很壞，不免又自暴自棄起來，每日在外面閒盪，又開始惹事生非了。「張老師」一看情形不對，立即安排他到「張老師」辦公室工作，要他幫忙摺講義，打掃房間等，並付給他一些酬勞。另外又積極的替他安排進入補習學校念書。林強總算每天都有正事可幹了。
重又走到正路上
念了一個月的書，林強的情緒逐漸穩定下來，他重又鼓起勇氣外出找工作。不多久，就在一家電子公司找到了作業員的職位。沒有靠任何人的幫忙，憑自己的本事找到了工作，林強心中很覺滿足安慰。當他領到了第一個月的薪水時，他開開心心地請了個客，讓所有的「張老師」分享他的快樂。
如今，林強已經完全脫離過去的混亂迷惘，搬進了工廠的宿舍，白天工作，晚上念書，過著很正常的生活。現在他的父親每星期都北上來看他，父子之間的誤會與隔閡也漸漸消除了。最近，他還告訴「張老師」，他曾去捐血協會捐血，「張老師」們聽了真是非常安慰。因為他不但不再需要「張老師」的幫忙，而且已懂得去幫助別人了。
十萬顆感謝的心
九年來，「張老師」所輔導的青少年已超過十萬人，每年一到新年，成百上千的賀卡從海內外各地像雪片般飛到「張老師」辦公室：「敬愛的張老師，您大概不記得我了，我在半年以前，曾因感情的困擾向您求助，由於您的輔導與鼓勵，使我脫離了苦海，目前我已能安心的工作，為社會盡一份力量，您當時的那份愛心與關懷，永遠銘記我心。最後祝您新年愉快。」
卡片上的每一個字，都是「張老師」最大的快樂與安慰。
由去年開始，「張老師」更積極的突破了原有的被動形式，走出了電話間和諮商室，深入到街頭、工廠和社區，一些最需要「張老師」的地方，主動的為青少年解決問題，這是「張老師」工作的一個重要的轉捩點，也是一大挑戰。
從知識青年顧到勞工青年
就拿工廠來說吧，由於台灣的紡織業和電子業的進步，台北近郊這一類的工廠很多，工人多半是國中剛畢業的學生，離鄉背井的來到工廠工作，人地生疏，工作單調，在人際關係和社交上特別需要輔導，而一般的工廠還沒有注意到這個問題。因此「張老師」主動的在這些工廠附近的活動中心舉辦各種知識性和文娛活動，例如勞工法、勞工福利、生殖醫學等的介紹，以及團體遊戲等，使這些工人在下班後可以有一個地方可以活動，認識更多的人，擴大交遊的圈子。
當然，以「張老師」有限的人力、物力而言，要想把這些活動辦的普遍而周全是不可能的，「張老師」深入工廠的目的，只是為了促使工廠注意工人的各種問題，而主動的設立輔導中心，來幫助工廠的青少年解決身心問題。
「張老師」並非萬能，它需要社會大眾的支持，才能充分發揮功效，就以街頭「張老師」來說，亟需要警察局和少年隊的合作，提供青少年事故經常發生的地區，以及不良少年活動的情形，才能選擇適當的地點，展開輔導工作。
幫助新苗長成綠樹
人生多歧路，況是少年時。九年來，這許多充滿愛心與耐心的義務「張老師」們，不計酬勞，犧牲假日，守在自己的崗位上，默默的耕耘，運用智慧與愛心，使得無數的青少年問題得以消弭於無形。他們的善行像春風般吹暖大地，如雨露般滋潤萬物。而許許多多的新苗，正因為得到這些春風的吹拂，雨露的滋養，才得以順順當當的成長，漸成國家、社會的棟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