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語言有捷徑？

學生在上第一堂語言課時，老師總是諄諄告誡：學語言只有下死功夫，沒有捷徑。

一出學校大門，五花八門的廣告詞卻當頭迎來：「三個月學會」、「兩周內速成」；百貨店內，各種語言卡帶、唱片，各式語言學習機、教材簇擠一處；走進補習班，「潛能教學法」、「雙向教學法」、「睡眠學習法」，任君選擇。難道這些都只是廣告？

你說「東」來我學「西」——來自不同國家的同學，互相學習對方的語言。（鐘永和）

學語言，問題多

夏威夷大學語言學博士、現任師大國語教學中心主任李振清指出，語言是人類最複雜、最有系統、應用得最廣的符號，人類自有語言以來，就有學語言的問題。「語言學家吵吵嚷嚷幾千年，為的就是這檔事」，李振清說。

到底如何學語言？語言學家眾說紛云，但都肯定一點：人類有與生俱來的語言天賦，這是造物者製造的奇蹟。

我們可以從幼兒語言發展得到見證。根據科學家的說法，五、六個月大的嬰兒，就已發展完成「人類所有語言具備的聲音」；只要暴露在一個自然的語言環境，毋需經由教導，幼兒可在四、五年內，很熟練地運用發音、辭彙及語法，反應之快，有如電子計算機。

但這並不表示母語的發展能渾然天成、不學自會。語言學家曾在印度發現兩個由狼餵大的小孩，長大後只會狼叫，不懂人語，幾乎等於喪失了語言能力；與「狼人」相反的一個例子發生在美國，有個家庭同時讓小孩接受父親說英語、母親說法語、祖父說德語……等七種語言的「洗禮」，後來小孩居然全都學會了。

一學就忘？

幼兒的語言能力十足驚人，但並不表示他們必能終生受用。「通常他們一脫離那個語言環境，馬上就會忘光光」，通曉語言及認知心理學的台大心理系教授鄭昭明說，這些幼兒長大後，同樣也要面臨與成人相仿的外語學習問題。

所謂「外語」，就是外國話。外語的學習歷程是否與母語相同？

目前可以證實的是，學習外語和學習母語一樣，有相同的發展順序，但它還牽涉到更多、更複雜的問題。

簡單舉一個例子：人常會被以往的習慣影響，以致干擾到新的學習；像中國人學英語，有時會出現「give me see」、「laughwhat」……等「中文文法的英語」；中國孩童在學英文時，常忽略語尾變化、不會用冠詞、介詞；日本人不會咬卷舌音、西方人不會發華語的四聲等，均屬此類。

針對這些困難，語言教育專家發展出的學習方法，各有特色。

比較古老、也是台灣地區中學英語課堂上用得最多的一種，叫「文法翻譯學習法」又稱為「閱讀學習法」，主要是由老師帶學生讀生字、逐字翻譯字句、解釋文法。

語言學理論各有主張

這種教法過份強調背生字、文法及閱讀，不僅使學生聽、說的能力低落；而且語文經長期使用，通常會產生許多相沿成習、卻不合規則的用法，過度強調語法，容易在「例外」時犯錯。

例如，初學英文者常會將「I went to school」，說成「I goed to school」；將「stomach」的複數誤用成「stomaches」，都是這類例子。心理學家認為，這與刻板的規則學習方式有密切關係。

文法翻譯法盛行於一次大戰前後，到一九三○年代，語言學界又發展出一派新理論：結構學派（structural linguistics）。

這派學者認為，語言學習就好比騎自行車或彈鋼琴，是種經由刺激——反應而產生的「習慣」，因此，在方法上十分強調死記與復誦。

「他們奉行『熟讀唐詩三百首，不會寫詩也會吟』的理論，許多人在中學時代都熟讀過的『英語九百句型』，就是此派學者的作品」，李振清說。

結構學派要求人們對語言的反應是「習慣成自然」，但在達到「自然」之前，要先熟讀與記憶，這種視人如機械般的演練方式，未免忽略人性；六○年代，由語言學大師查姆斯基（Noam Chomsky）領導的變型學派（transformational grammar）於是興起。

變型學派主張人生來具有創造語言的本能，「人可以網羅印象、透過感覺去描述具體事物，不一定經由課堂所學」，李振清指出，好比我們學了「這是一本書」，但實際上我們可能會說：「這本書在這兒」或「這不是一本書，這是一本筆記本」等……，「句型也許有限，但使用的句子是無窮的」，李振清指出，這就是變型學派的主要精神。

丟進語言環境

結構學派與變型學派的理論深深影響近代語言教學法，比較著名的，像上課不用學生母語，完全用外語的「直接教學法」；藉助視聽教具、強調口說與耳聽能力的「視聽教學法」；以及強調啟發式教學的「聯想教學法」（suggestopedia）……等均是。

這些方法各有理論基礎，也多為語言教師廣泛運用；但萬變不離其宗，目的都在製造一個適當的語言環境。

鄭昭明指出，外語學習最大的困擾在缺乏如母語般的自然學習環境，學習者沒有演練及使用的機會。如何彌補這個缺憾是各式語言教學法一致努力的目標。

直接暴露在語言環境中，是學習語言最好的方法，對青春期以前的孩子，尤其有效。「移民國外的小孩，不出三、四個月，就能熟悉當地的語言，由此可知這種直接『生存』在語言環境中的效果」，鄭昭明說。

語言環境外，還需不需要課堂教育？「當然要」，語言測驗訓練中心主任、也是台大外文系副教授吳耀敦指出，學校裡有老師、有同學，透過前者可以有系統的「教」、「學」，與後者相互觀摩，學習效果一定比較好。

李振清主任也認為，光從生活環境裡學，還可能被誤導。他曾教過一個外國學生，滿口紐約華埠中下層社會俚語，一經瞭解，才知道原來他沒上過中文課，所有的中文都是在餐館打工時學來的。因此李振清認為，海外華人除讓子女在家講中文外，最好也讓他們上上華語學校。

學校與生活的語言環境能雙管齊下，當然最理想；但放諸四海，除了歐洲多語系國家以及特殊雙語或三語家庭外，直接生活在語言環境裡，實在可遇不可求。因此語言學家退而求其次，要求學語言的人要刻意去「製造」語言環境。

語言環境可以製造嗎？這是一個有趣的話題。

枕頭法效果驚人

專家認為，製造語言環境並不難，從全用外語的「直接教學法」，到補習班「一個老外對一個老中」的上課方式；清早起來扭開收音機聽外語廣播、晚上睡前看段外文偵探小說、聽首外文歌曲，甚至星期天沒事到教堂，找認識的神父抬槓一番……，都是有意無意的「環境製造」。而這類效果，根據吳耀敦的評估，以待在環境內的時間愈長、愈密集，愈有效。

但所謂的時間「長與密集」，並不是指連續幾小時的「強力灌輸」。很多公司的員工語言進修，喜歡排在周末下午、大家心情比較輕鬆的時候，但一次三、四個小時下來，可以想見學習效果不會好；而且下課後，就整整六天不碰英文，即使一次學很多，也不容易記得。

吳耀敦認為，最好的方式，是每天接觸半個小時或四十分鐘，這種零零星星的累積，與一下子學廿小時，然後好久不碰的情形，或許所花時間一樣，而「語言環境」卻好得太多。

語言學裡最「誇張」的一種環境製造方式，是李振清教授談笑間常說的「枕頭法」（pillow method）——討個外國太太在枕邊細語。他打趣說，這種「聯姻」方式，不僅能學會語言，對彼此的文化也能深一層瞭解。曾在國語教學中心學習的一些外籍人士，如史丹福中心主任杜爾文、美國在台協會的一些職員等都是「枕頭法」的身體力行者。

語言道具的傳奇

若不談「枕頭法」，要刻意製造語言環境，視聽教材似乎是少不了。這一類的「語言道具」包括：收音機、隨身聽，各式各樣的唱片、卡帶，乃至影片、錄影帶、幻燈片，及各類大小圖片等「硬體設備」，能產生多少效果？

李振清指出，利用視聽設備來從事語文教學，有生理學上的理論基礎。「從大腦結構來看，主宰人類語言發展的是腦神經左半部，這埵陷x管舌頭、唇、下顎、喉頭等發音器官的神經，還有意念語言等（ideationalspeech）區，掌管圖像符號」李振清解釋。

圖像符號、或類似圖形的文字，是否較能在腦中貯存？來自加州大學的一項報導說，一個在車禍中腦神經受傷的日本人，開始恢復語言意識時，首先出現腦海的是具完整圖像意義的漢字。這個結果間接證明瞭「一張圖片勝過千言萬語」的教學效果。

對聽覺神經來說，錄音帶等的學習效果也不可小看。雖然專家並未證實，許多教師卻肯定使用錄音帶學習語文可以改正發音及聲調，實況會話也使人感覺身歷其境，加強學習效果。但錄音帶也非萬能。

紐約市立大學認知心理學博士吳敏而指出，一個字反覆、不斷地聽，可以達到反覆及模仿學習的效果，但同時也是機械式的、毫無意義的重覆。

睡著學，行嗎？

吳耀敦也認為，所謂「聽講學習」有主、被動之分。「仔細聽，試著回答，這是主動；光聽不說，這是被動」，吳耀敦說，「二者學習效果有天壤之別。」

因此大部分專家主張視聽教材只能當「點心」——輔助教學，卻不能做「正餐」——學習方法的主流。這也是為什麼各大學語言學院的「高級聽講課」，一定要老師指導的原因。

視聽教具雖不可靠，但多少總有些「剩餘價值」吧！借助語言學習機，趁著在睡眠時「偷襲」如何？

吳耀敦指出，睡眠學習法盛行於美軍打越戰時，因為要打戰、深入敵區，必須很快學會越南話，於是語言學家異想天開地創出了這種方法。

睡眠學習法的理論基礎是利用人們在將睡未睡時，強行「灌輸」語言，使「語料」在無意識的狀態下輸入潛意識中，反覆循環。這個理論看起來有點道理；但實際上，人們在睡眠時，腦波呈靜止狀態，刻意去「運轉」它，會干擾休息，白天就難免昏昏欲睡。「按照學理來看，學習效果幾乎完全抵銷」，吳耀敦說。

種個語言大瓜

由此看來，學習語言好像還找不到可以速成的捷徑；「種瓜得瓜，種豆得豆」這個陳年老句，似乎還是適用於「語言界」。

只不過——技術有高下，多瞭解語言世界裏稀奇古怪的問題，有助於做一個懂得方法、能事半功倍的聰明農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