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媒體回到民意身邊

「我有話要說」是一句年輕人流行的口頭禪。其實不只年輕人，在這個時代，似乎每個人都有話要說。

君不見——競選期間，候選人和助選員聲嘶力竭在台上發表政見；針對某一事件，學生、先住民、教會人士、在野政治勢力及利益團體動輒在街頭聚眾抗議、大聲指控；連計程車司機，都在這些時候義務擔任「轉播員」，萬一和乘客意見不和，兩人還可能一路吵到目的地。

為什麼篤信了幾千年「沈默是金」的中國人，在廿世紀末決定丟掉他們的「金子」？

政治反對勢力為爭取民眾支持，製造了許多「聲音」。（張良綱）

捂不住的聲音

根據社會學者蕭新煌的說法，這是因為經濟發展之後，我們社會的階級結構，已經開始分化。像小農、勞工、資本家、中產階級等等，都已逐漸成形。

「現在大家都爭著對政府施加壓力，希望透過政府的政策，滿足其階級利益」，蕭新煌指出：「為了達到目的，意見的表達就極為重要。」

此外，因戒嚴令解除而帶來的自由氣氛，以及政治反對勢力為爭取民眾支持而製造的話題，也使我們的生活中，突然充斥了各種「聲音」。

「這是個好現象」，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所長汪琪達觀地表示：「中國人傳統上不太鼓勵人家多說話；可是不說，問題會一直存在。」

讓大家說話，表示這個社會能讓不同的價值判斷同時並存，進而形成一個真正多元的社會。可是就現況來看，我們社會中，表達意見的情形還相當混亂。

有話要說的人，不但附著你的耳朵悄悄說、跑到馬路上大聲說，還發行校園的地下刊物、自行錄製議會開會中的錄音帶、「機場事件」與「六一二事件」的錄影帶，來告訴好奇的大眾「真相」。

發生什麼事報上會有，大家為什麼還要來現場看？（鄭元慶攝）（鄭元慶攝）

國外是怎麼報導的？

對於這些「小眾傳播」，許多人樂觀其成，也有些人引以為憂。因為這類的「事實報導」無法驗證，製作的專業能力和報導的公正性更值得懷疑。然而他們就是有市場、能生存。

「這反映出一個事實」，政治大學新聞系教授鄭瑞城指出：「我們的大眾媒體——廣播、電視、報紙、雜誌——對某些敏感事件的報導太偏狹，社會上有一部分聲音無法透過它們表達，只好另尋渲洩的管道。同時，這也顯示大眾媒體的公信力不足，迫使大家另找答案。」

汪琪就曾有過這樣的經驗：今年六月底她由香港返國，許多見到她的友人寒暄幾句後，接著就問：「『六一二事件』國外是怎麼報導的？」

「大家在遇到敏感問題時，已經不相信國內的報導了」，汪琪表示：「目前小媒介出來，當然滿足了某些人的需要，卻是不正常情形下的不正常發展。」

大眾媒體究竟出了什麼問題呢？

「該有的資訊不足，不該有的又一大堆」，汪琪一言蔽之。

請學者喝杯咖啡，記者的訪問就要開始。（張良綱）

人咬狗才是新聞？

該有而又沒有的，主要是政治反對勢力和市井小民的聲音。一般說來，「民進黨」的民意代表能在電視、報紙上發言、露臉的機會並不多；一旦上報，也大都是「幹了什麼壞事」的反面報導。

對於小人物也一樣。鄭瑞城多年來觀察媒體的新聞取向後，有了一個心得：「小人物如果想上新聞，只有去失敗——去偷、去搶。」

由於記者認為「人咬狗」的新聞價值，遠比一般民間疾苦為高，久而久之，沉默大眾的民怨也有迸發的一天。

或許有人會把沒有好好發掘民意的責任，推給「版面不夠」，但美國第三大報USATODAY的國際版雖然只有二大張，卻一定有一個Voices from across the USA的專欄，讓來自全國不同地方、職業、年齡、性別和種族的人，就某一問題發表看法。

此外，我們所需要而欠缺的資訊，還包括公正、客觀的評鑑。

例如議員在議堂中的表現，絕大部分的人都不知道。因此議員要爭取選票，最好去為選民關說。

據一位常在國外的學者表示：他曾在當地選舉期間接到一份資料，包括某位議員在議堂中的表決紀錄、質詢實況錄影等等。如果我們社會也能公佈一份「議員的成績單」，相信許多議員一定會把精力花在為「選民大眾」謀真正的福利上。

這是「浩劫後」的台灣日報。（姚介修攝）（姚介修攝）

博士應是「窄士」

該有的資訊那麼少，那麼，大眾媒體上又是誰在說話呢？

鄭瑞城最近為國科會做了一項研究調查，分析三家電視台在八十四天新聞中時間分配的狀況。統計後發現：佔人口比例最高的勞工、農人，加起來只佔電視節目時間的百分之○．七；而行政機關高佔百分之五十三；大學教授也不低，佔百分之十六。

在佔用了一半時間的行政機關新聞中，又有很大比例的「機」「會」新聞——接送飛機、開會。攝影鏡頭往往只是拍個開場白，再往一些重要人物的臉上「掃過」，畫面就戛然而止。

學者專家則是電視、報紙的新貴。或許國內社會批判的主力大都來自學界，近年來只要社會上一有事情發生，記者一定馬上找學者專家。

借助學者專長，提供有智慧的意見，當然是好事，但往往在大眾傳播媒體趕時效的壓力下，記者的訪問來得匆忙，學者不暇深思，甚至談的問題也常不在自己的事業範疇，彷彿「急智問答」。反而給社會憑添許多無益的資訊，造成「社會噪音」。

「所謂學者、專家，只是對某個學科學有專精、作過深入研究的人；出了專業範疇，他們就和一般人一樣；」汪琪認為：「所以，博士應該是『窄士』；何況這一年多來，社會變遷非常快，學者不一定都能跟得上時代變化。」

鄭瑞城則提出一個更基本的問題：「知識份子常認為自己可以代表社會；但事實上知識份子算是社會中的既得利益者，所發的言論是否能代表沈默的大眾，是值得懷疑、自省的。」

報禁開放後，培養資深的專業記者將是媒體當務之急。（張良綱）

都是政治惹的禍？

絕大部分的人認為，過去媒體取材偏狹、不能充分反映民意與真相，最大的原因還是政治。

「媒體是控制社會思潮的利器，在開發中國家、黨國力量很強大的國家特別如此；」中央研究院民族所副研究員張茂桂直言不諱地指出：「過去這方面我們也受到很大的影響。」

鄭瑞城也認為，過去沒有發掘真正的聲音，肇因於政治結構。但他表示這個問題很難避免，因為，全世界的大眾媒體都有保護、維繫現狀的取向。

「全歸到政治也不公平」，鄭瑞城指出，有些是新聞價值的問題，有些則是技術上的問題。

從「新聞價值」來判斷，名人本身就是新聞；加上報紙版面不多、作業時間有限，記者自然往具有新聞價值的人跑。這些名人，正是研究統計中露面最多的政府高級官員，以及學者專家。

「還有就是媒體、記者的自我設限」，身為記者的王震邦作了深刻的反省：「現在幾乎所有報紙，即使是民營報，都有政黨取向。許多記者在劃地自限的環境中待久了，也變得安於現實。為避免麻煩，即使有不同的意見，也常會軟化。」

由於被認為「報導不公」，四年前聯合報曾被放過炸藥；今年九月十二日，台灣日報更被一群自稱是萬華「老人會」的成員攻破大門，搗毀社址。

誰能代表民眾呢？鄭瑞城認為這需要自省。（張良綱）

二隻「看不見的手」

沈默的大眾不再沈默了；媒體未來趨勢卻也有了新的轉機。

「從最近一年的跡象來看，關鍵性的問題逐漸在融消、打破」，鄭瑞城指出：「政治已經解嚴、報禁即將開放，都能解決不少問題。」

過去常有人說，媒體後面有一隻「看不見的手」——政治；現在解嚴、報禁開放後，媒體背後的手換了另一隻——市場。

在市場的運作下，有不同立場的人，可以辦不同的報紙。如果「民進黨」認為中央日報所報導的「不合事實」，那麼「民進黨」也可以報導他們認為的「事實」。

「我們不能寄望某一家報紙達成多元平衡的使命，但將來整個媒體市場，卻可能出現多元平衡的機會」，王震邦說。

報禁開放後，一般預測政黨或政府機關的媒體立場將更鮮明；而一般民營報在新起的競爭者壓力下，也會被迫容納更多不同的事實。

報禁開放，除了對報紙言論將產生革命性的影響，還會波及因頻道有限而較無開放可能的廣播、電視。

在充滿各種「聲音」的資訊社會，該看誰？該聽誰？（張良綱）

政變的佔領對象

傳播學者認為，所有的大眾媒體中，電視的報導應該最公正，因為它不但影響力最大，也是「資源」最有限的媒體。不像雜誌和報禁開放後的報紙，可以要辦幾家，就辦幾家。因此對雜誌和報紙，社會都容許他們「執著」自己立場，闡揚自己的理念；但電視，卻一定要做到絕對的公正。

「任何國家政變，一定要佔領電視台、廣播電台，可見它的重要性」，鄭瑞城說：「因此，在民主的先進國家，電視由中介團體管理——若有評論，一定要呈現正反二面的意見；對於政黨活動的報導，也以公平分配為原則。」

為了達到公平，英國電視都是依照上屆選舉時各黨派的得票率，來分配報導的時間；在加拿大，反對黨上電視的時間比執政黨還多，因為「執政黨的政績大家看得見」。

但是在我國，至今還沒有強有力的中介團體來規範電視新聞。現在大家寄望報禁開放造成的言論開放，能刺激到現有的三個電視台。

「小腳記者」面臨挑戰

報禁即將解除，各媒體已開始做因應工作。例如國民黨營的中華日報，為與背景相同的中央日報區隔市場，目前已經解散了北部總社，把火力集中在南部地區。而民進年代週刊、新新聞雜誌、自立晚報，也有意進入日報市場。

可以預見的是，未來報紙市場將競爭更激烈、言論更多元、訊息更混亂，進入百家爭鳴的「報業戰國時代」。

空間更大，其實挑戰也愈大。

對報社來說，版面擴大、家數增多，學者專家的被需求量一定更大，要找有意義、有智慧的聲音也一定更難。

「報社當務之急，就是培養資深的專業記者、獨立的評論員，不能再像過去那般依賴學者專家」，張茂桂說：「美國最具影響力的人物是哥倫比亞電視台的記者華特．克朗凱，我們也應該朝此方向努力。」

此外，報導的尺度一下放寬，也不是每個記者都有「能力」適應的。

「『綁了四十年小腳』的記者，現在放開裹腳布後，能不能趕上時代的步伐，很值得懷疑！」王震邦認為：「過去不用心想、已經對新事物缺乏判斷和瞭解能力的記者，會很痛苦。」

百家爭鳴聽誰的？

報禁開放對「傳播人」是挑戰，對「閱聽人」又何嘗不是？而後者，更是許多人憂慮的焦點。

在一個多元社會，原則上是鼓勵各種「聲音」都呈現出來；至於有沒有理、能不能造成影響，則取決於民眾的判斷。問題是，民眾的判斷力如何？是不是應有某些「尺度」告訴民眾資訊的「品質」呢？

對於這個問題，許多人提出了層面不同的看法。

汪琪認為，媒介的管道應保持通暢，但司法的權威要夠，受害人才能以訴訟的方式，迫使媒體淘汰不實的資訊。

此外，一個媒體應該像廠商注重商品信譽一樣，注重自己的資訊品質，建立公信力，使讀者能在選擇「資訊品牌」後，放心地閱讀。

在還沒有媒體建立起公信力、混亂中不知該看誰、該聽誰的時候，王震邦和張茂桂都主張讀者要「平衡閱讀」。

「所有呈現在讀者面前的『事實』，都經過媒介重新建構的過程。建構的面愈多，可能愈接近真相」，張茂桂說：「真相大概就是『一加一除以二』。」

這是大眾表現的時候

對於即將面臨的「混亂時代」，張茂桂卻也認為不必過分憂慮。他認為人對訊息的接受，不是像子彈一樣，打過來就一個洞；而是像食物，要經過讀者本身的消化與過濾。

「當我們知道某種報紙的立場時，看它的新聞或評論就會做特定的詮釋」，張茂桂表示：「不過話又說回來，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立場，對於合乎自己立場的言論會認同，不合的則會排斥。將來由市場來看，能生存的意見就表示有『民意』支持。」

這可怕嗎？對比較保守的人來說，可能是。但民主社會不是本來就建立在人民自主的前提下嗎？

這正如經建會法規小組副研究員陳銘祥在一篇「也談電影檢查」短文中所言：「民主社會的好壞對錯應由人民自己決定。如果人民自甘墮落，即使堯舜以臨之，也無能為力。如果不能信任人民，憲法更不應賦予人民選舉權、參政權，因這樣無異於將國家的前途，繫於一群愚民之手。」

「我認為我們整個社會的判斷力不是沒有，只是一直沒有機會證明」，蕭新煌樂觀地表示。

是否真的如此呢？且讓我們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