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處是兒家？──探索變調青春

「孩子們都喜歡狂奔，常常不知道自己正往哪裡跑，」《麥田捕手》裡的少年主角霍頓身穿風衣，頭戴鴨舌帽，想像自己站在懸崖邊旁觀一群頑皮孩子。霍頓的身影象徵美國四○、五○年代虛無主義盛行，搶劫、打架、吸毒、性氾濫瀰漫的社會，年輕人空虛徬徨，霍頓看不慣週遭的一切，卻也不知道自己該往哪裡去。

霍頓滿口粗話、抽煙、中輟、出入酒吧、甚至召妓，若在今天，很難不被警察移送少年法庭。誰又能想像這位「不良少年」，日後竟深深影響了美國、甚至全球的青少年呢。

霍頓的故事正是許多邊緣少年的心聲，他們的偏差行為並非十惡不赦，多半是懵懂無知，或是來自於太多挫敗經驗，甚至是受大人世界的醜惡污染。

青少年問題常是社會現象的縮影，近年青少年網路及電玩犯罪的相關觸法事件有增多趨勢。

數字背後

對照台灣，21世紀的今天，青少年問題又呈現怎樣的樣貌？

翻開近十年少年犯罪人數，乍看之下，有些令人驚訝。據法務部統計，民國84年兒童及少年觸法總人數將近三萬人，之後逐年下降，到民國93年已大幅下降到1萬990人。

然而，「少年犯的人數和比例下降，導因於近年來法律對青少年犯罪改採『寬鬆裁量』和『保護優先』原則，並不表示台灣少年犯罪問題趨緩，」中央警察大學行政警察研究所教授許福生坦率指出。

民國86 年「少年事件處理法」修訂，確立了「保護主義」的精神，基於少年（12至18歲）處於身心發展尚未成熟的階段，因此以「教育代替處罰、輔導代替管訓」的原則來處理少年事件，並引用英美「轉向制度」、「除罪化」方式，因而導致犯罪數字大幅下降。

台北板橋地方法院少年調查官及保護官盧蘇偉解釋，在程序上，警察逮捕到犯案少年移送少年法庭後，按情節輕重，會責付家長帶回，或送觀護所收容等待「少年調查官」調查，再由法官裁定是否開庭審理；若是開庭，則正式進入司法程序。而所謂「轉向」，就是在尚未進入司法程序前，轉由家長管教或轉介到福利、教養機構輔導。

盧蘇偉表示，犯罪理論指出，少年愈早進入司法體系，愈有可能一輩子難以翻身，因此法官會依少年的最佳利益為原則進行審理。

青少年問題常是社會現象的縮影，近年青少年網路及電玩犯罪的相關觸法事件有增多趨勢。

犯罪情況令人憂

從寬裁量下，雖然少年犯人數大幅減少，但「再犯率」不斷上升的趨勢，和犯罪手法多樣化、暴力化的傾向，卻令犯罪學者十分憂心。

中央警大教授、同時也擔任「向陽公益基金會」執行長的許福生指出，青少年若屢次再犯，便極易養成習慣，矯正和治療的工作也最困難，他研究多年前震驚社會的白曉燕案主謀陳進興的犯罪歷程，就是最好的例證。

「如何處理青少年再犯問題，是犯罪預防最具挑戰性的一環，」許福生在行政院「青少年政策白皮書」中這麼寫道。

少年犯罪型態的多樣化，第一線警方的感受最強烈。台北縣警察局少年隊隊長周國雄執法近三十年，發現近年網路犯罪和網路衍生出來的傷害罪增加許多，常見的有「天堂」、「仙境傳說」等線上遊戲的竊盜或詐欺罪，及因網路交易糾紛教唆打架的傷害罪等；而在網路上販賣大補帖、色情光碟的案件，前兩年竟然高出原來比例最高的竊盜罪。

毒品案件也呈現複雜化的現象，「以前抓毒品就只有安非他命，現在搖頭丸、K他命、一粒眠、鎮定劑等，種類五花八門，還不斷有新藥出現，」周國雄表示，此外，「妨害性自主罪」（強暴）近十年也有增加趨勢。

青春，常在天使與撒旦間拔河。徬惶少年若踏錯一步，成人該如何伸出援手呢？保護主義趨勢下，台灣少年（12-18歲）觸法人數逐年減少，並以「保護管束」類為大宗。

「保護管束」最多

儘管從寬量刑、增設「轉向」方便門，但台灣每年仍有一萬多件進入司法程序的青少年案件。它們的嚴重程度如何？法官又如何判處呢？

少年觸法事件分為二大類：第一是刑事案件，第二類為保護事件。

刑事案件，指的是觸犯了最輕本刑5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案件，如情節重大的加重強盜罪、殺人罪等。民國93年觸犯刑法的青少年有476人，佔所有少年犯人數的4%。至於情節較輕微的保護事件，則是以竊盜、傷害、妨害電腦（網路詐欺等）為主，又依過失輕重判為5級，其中以「保護管束」佔最大宗。（見附表）

被判刑事案件並且沒有緩刑者，和判處保護事件中最嚴重的第四級「感化教育」的，由於觸法情況嚴重，必須與外界隔離，由專人長期輔導，因此需要移送少年監獄和輔育院等機構進行「矯治」。而近年來在落實「以教育代替處罰」的要求下，少年監獄和輔育院為了去除標籤，都改以「中學」名稱替代，日前犯強姦殺人案的劉姓少年，便是畢業於前身為新竹少年監獄的誠正中學。

青春，常在天使與撒旦間拔河。徬惶少年若踏錯一步，成人該如何伸出援手呢？保護主義趨勢下，台灣少年（12-18歲）觸法人數逐年減少，並以「保護管束」類為大宗。

圍牆內的春天

對待少年犯，「以教育代替處罰」的理想如何落實？又存在哪些困境？從各類矯治、輔導機構的運作或可尋出端倪。

走訪近來名譟一時的誠正中學，除了進入校園的三道鐵門透露些許警戒氛圍外，幽靜雅緻的校區和一般中學相差無幾。

「我們學校就是鳥巢多、桌椅多，」開明幽默的校長姚清煇任職教育界三十多年，5年多前通過重重甄試擔任誠正的創校校長，負起將「少年監獄」轉型為「學校」的重任。「那時大家都拿捏不住管教尺度，不知道該如何辦理這種教育。」經過幾年來的摸索調整，姚清煇更肯定矯正教育應以「愛與希望」作為核心精神。

姚清煇表示，誠正的二百多名學生，絕大多數在人生的起跑點上就比一般孩子差一大截，需要更多的關愛與等待，就像是劉姓少年的成長背景──未婚媽媽所生、隔代教養、家貧、從小父親不聞不問；也因為失去家庭溫暖，導致他小學起就有竊盜行為。這類家庭破碎的孩子在誠正比比皆是，學校要做的就是用愛來激發孩子向善的本能、學習的動機，讓孩子對人生重拾希望和方向。

逛一圈花木扶疏的校園，的確可以嗅出誠正的用心，除了隨處可見的鳥巢，環繞操場的水溝中魚兒優游也令人印象深刻。「我們引進地下水，把水溝分成幾段，每一段由一個班級認養，學生都愛來餵魚，」姚清煇期盼藉此帶給孩子潛移默化的影響，讓他們懂得尊重生命。

犯行較嚴重、被判「感化教育」的少年，必須移送少年監獄等機構進行「矯治」。近年少年監獄及輔育院轉向學校化，希望落實「以教育代替處罰」的精神。

培養人文氣質

黃昏操場上，學生列隊一邊踏步，一邊背誦李白的詩句：「吾愛孟夫子，風流天下聞，紅顏棄軒冕......」詩人的悠遠清音似在山谷間迴盪；「少年易老學難成，一寸光陰不可輕，未覺池塘春早夢，階前梧葉已秋聲。」教室走廊上一幅幅端正書法、各式的學生繪畫、海報，處處藝文飄香。

「我們不只有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還延伸到十二年一貫，」姚清煇表示，誠正設有國中和高中部，由於孩子進校的年齡不同，服刑期滿後希望他們都能回歸主流教育，但對於學習落後或有不同性向的，他們也會著重個別差異。「就算是連ㄅㄆㄇ都弄不清的學生，老師也會耐心補救，」學生畢業，並不由誠正發給畢業證書，而是由孩子戶籍所在地的學校核發學籍。

此外，食品烘焙、汽車修護、電腦軟體等技能課也是一大特色。「誠正的孩子參加這3種丙級技術執照考試，幾乎百分之百通過，」姚清煇驕傲地說。

看似寧靜奮發的教育園地，何以仍然無法改變如劉姓少年的惡性？雖然學校在出事後備受抨擊，但姚清煇仍不灰心地說，5年來，從誠正畢業的九百多名矯治生中，只有五、六名日後再度犯案，「而100名原本在刀鋒邊緣的孩子交到我手中，能教好一個，就賺了一個！」

這可不是撞球吧，而是「合作式中途班」的一角。中輟生或被判「保護管束」的少年，在這裡接受另類課程，希望能重燃他們的學習興趣。

更生保護一片空白

矯治教育盡心盡力，然而，「矯治教育完成後，我們沒有任何社會福利或醫療機構介入，繼續守護這些孩子，」台北大學犯罪研究所教授周愫嫻認為，這才是導致劉姓少年再度犯案的結構性原因。

周愫嫻指出，矯治與感化教育結案的少年，目前只被警方納入列管人口，他們脫離司法體系的監護後，在家庭、學校、社會三不管的情況下，反而容易再度陷於孤立無援的窘境。

以劉姓少年為例，從誠正結案後，根本沒有家人願意出面接回，輔導他的鄧老師只好陪伴他南下屏東老家，沒想到劉姓少年的父親表示自己長期失業無力撫養孩子，請託鄧老師照顧。在法院裁定為代理監護人後，鄧老師「師代父職」，不但協助孩子升高職，掏腰包襄助學費，孩子缺錢花用，還幫忙找到便利商店的工作。

「鄧老師的付出已經夠多了，」周愫嫻說，但從小受忽視的孩子，心中總有難以觸碰的陰影和傷口，有時候實在不是外人能夠化解的。

另一方面，「劉姓少年其實是一個特例，不是每一個孩子都會遇到這樣如師如父的『貴人』的，」周愫嫻指出，防制再犯，必須從制度上承接，目前法務部轄下雖設有半官方的「更生保護會」，提供出獄少年就業、就學、貸款等輔導，但限於人力，只能被動等待個案上門求助。

「等待是危險的，司法體系仍應主動出擊，」周愫嫻表示，這些高危險少年服刑結束後，應該立刻由專業社工師介入輔導：若有心理疾病，就轉介到醫療機構治療；無人監護的，應轉介到安置機構；有性侵犯、縱火等嚴重犯罪癖性者，則應該長期輔導、監控，才能降低再犯的機率。

相對於誠正中學專門收容保護事件中最嚴重的「感化教育」者，在保護事件中，人數最多的「保護管束」少年，除了每週向少年保護官報到外，其中若有學習問題或心理、行為偏差嚴重的個案，一般學校無力照顧的，則會再轉介到「中介教育機構」，以協助他們完成國民義務教育。

(插圖)

從迷途到「中途」

所謂「中介教育機構」，大致可分為4類，一類是內政部所設、專門收容賣淫少女的「中途學校」，全台共有4所；第二類是教育部設立的「慈輝班」，收容家庭變故者（父母雙亡、入獄等），以上這兩類都兼具家庭和學校的雙重功能。至於第三、四類則僅具備學校功能，但課程另外設計，以提供孩子一種不同於升學體系的「選替教育」。

其中第三類為民間成立、受政府委託的「合作式中途班」，收容由學校、法院轉介的個案，老牌者如宜蘭的慈懷園、天主教善牧基金會的少年學園，以及近年新興的向陽少年學園、基督教乘風少年學園等，由於性質特殊，規模限制在15人內。第四類為設在學校內的「資源班」，全台共有80多所學校設有此類資源班。

以民國89年成立的新竹向陽學園為例，「另類」課程包括魔術、烹飪、生命教育等，許多是在活動、玩耍中進行的。

「就算是語文課程，我們也會採用報紙、雜誌、宣傳簡介等比較實用、生活化的教材，」向陽學園教務組長王浩滄表示，去年他們收容15名中輟生，其中近9成有保護管束案底，孩子的特徵就是個性容易激動，很難遵守常規，欠缺學習的興趣和信心。

因此「選替教育」的首要目標就是降低學習挫折感，誘導他們愛上學習。

高危險青少年的教育成本高昂，需要付出加倍心力，目前台灣願意投入的多半是有宗教背景的社福機構。

教、學拉鋸戰

「我們需要花很多時間和老師溝通，才能做出適合的教案，」向陽學園主任黃麗晏表示，學生通常剛來時因為新鮮，還願意上課，之後很快就會出現疲態和不耐，這時老師就需要根據學生的興趣需求，隨時調整課程，設計各種獎懲活動，「簡直是一場師生間艱鉅的體力、智力和心理拉鋸戰。」

由於台灣教育界對中輟生的「選替教育」缺乏研究，這些民間中途班幾乎都是且戰且走，才摸索出一些方向。王浩滄呼籲學界一起來關注，才能讓中輟生教育能夠從以前的收容、管教導向，轉變為能夠「復原學習能力、重建學習信心」的教育園地。

課程設計困難外，師資不足也是許多中途班共同的困境。位於台北市東區的乘風少年學園總幹事羅友偵表示，有愛心的老師不一定教得下來，因為班上隨時會發生狀況；而專業正規的師資，也很容易因為對孩子的期待與實際表現落差太大，缺乏教學成就感而難以持續。

憑著宗教的執著，乘風少年學園慘澹經營幾年下來，為政府與民間合作的中途班奠立良好口碑，後來在各縣市陸續成立14所。雖然一半經費由縣市政府補助，但由於教育高危險青少年的成本高昂，付出的時間、精力更難以數計，「幾乎是24小時待命，不管是幹架還是嗑藥，學生一出狀況就要到場，」向陽學員主任黃麗宴表示，難怪願意投入的，大多數是具有宗教背景的民間社福機構。

「合作式中途班」有一堂「社區服務」課，不少學生從服務過程中看見別人的需要，也重新發現了自己。右圖為向陽學員進行社區服務一景。（向陽學園提供）

思想品格更重要

走進這類「選替教育」機構，學生不穿制服、沒有作業、可以頂著一頭五顏六色的怪髮型上課，還允許抽煙（定時定點），不免讓人疑問，這樣的教育，輔導成效如何？

「品格的重塑、行為的矯正、人際關係的重建才是當務之急，」乘風學園總幹事羅友偵反問，如果孩子因為這些外在約束而不願到校，豈不是失去了救拔他們的機會？

「學生只要能化解對成人世界的敵意，畢業後還願意回來看我們，這就是我們最大的安慰了！」黃麗晏表示，這些孩子原生家庭的問題根深柢固，學園只能努力和父母、孩子建立良性互動，儘可能減低犯罪發生的機率。但人性幽微，人生的機遇更是禍福難料，未來孩子是否真能不再重蹈法網？他們實在也很難打包票。

至於孩子畢業後的發展，乘風學園、向陽學園都約有6成比例繼續升學或念夜補校，其餘則是停止學業或失聯。沒升學的孩子遊蕩一陣子之後，多半會迫於經濟壓力而去打工，但因為找不到好工作，很容易又走入歧途，這也是最令老師嗟歎之處。

「畢業後好壞差別極大，走入歧途的，多半是問題家庭和受到不良同儕的拖累，」羅友偵說。

不論是中途學校畢業後失聯的，或是感化矯治後的更生保護出現空窗，在在顯示，少年犯罪者在走出司法和社福體系的照顧後，還有一大片空白等待彌補。劉姓少年的殷鑑不遠，學者呼籲，政府應立刻在政策和制度面上，為這些失去家庭庇護、孤立無援、又身陷重重不良環境的少年，編織出一張整合了社福、教育、醫療、警政、司法的矯治保護網，這才是避免悲劇一再發生的治本之道。

擔任行政院青少年事務委員會委員的許福生指出，近年該會積極推動在各縣市政府成立「青少年輔導委員會」，希望以專職、制度化方式統合各相關資源，就是一個具體的努力方向。

春寒料峭的早春清晨，乘風學園的孩子正在上「街舞」課程。他們賣力地跟上老師快節奏的肢體擺動能在青春洋溢的步伐中，盼望他們也能走出穩健明亮的未來！

(插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