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底,風姐琳恩帶來豪雨,雨量打破了台灣有氣象紀錄九十年以來的數字;也造成了台北地區嚴重水災。災後,各方檢討,省、市政府也提出具體改善計畫;在淹水的地區加緊蓋堤防。築堤能防洪嗎?
在台北街頭,只要不被房屋擋住,無論從什麼方向看去,都會見到青山連綿。尤其在清晨,在整個都市還沒甦醒的時候,更堪稱為台北一大美景。
這美麗的另一面是:台北為一個群山環繞的低窪盆地。事實上,從二百年前的台北地圖可以看出,這裡原是一個湖泊;直到今天,還有不少地方只比海平面略高。台北因此也被水利專家稱為「聚水盆」。
撫遠街附近因水患造成交通癱瘓,消防隊員用橡皮艇將受困居民送往安全地區。(張毅君攝)(張毅君攝)
水災在台北玩「大風吹」
「聚水盆」不巧又在颱風帶上。流覽歷年台北地區(包括台北縣、市)的水災紀錄,可以發現洪水就像在玩「大風吹」,四處輪流作客,幾乎沒有地方沒淹過水,唯一的差別是「光臨」次數的多寡。
十月間,琳恩颱風帶來一場「五百年一次」的大洪水,有些地區甚至創下降雨量一千五百公釐的紀錄。這次大水「光臨」了汐止、五堵、南港、松山、內湖等不常淹水的地方。災情最重處積水達七公尺,樓房被淹掉二層半;屬高級住宅區的忠孝東路、民生社區滿街都是泡水轎車。
水災過後,立法委員、台北市議員紛紛要求有關部門盡快查明原因;受災居民則要求還他們一個公道。
分析起來,這次淹水區域主要是基隆河中、上游兩岸,原因之一,這些地區雨下得特別多;加上基隆河河道狹窄,滾滾洪流從上游下衝,水要漫出去,卻發現無路可通——下游兩岸築了堤防,於是又往回竄。
首當其衝的,一是未建堤防的內湖區;一是撫遠街、民生社區一帶,雖有擋水牆,但水門關得太慢,後來水位又高過牆頂,以致上下交流、水勢急猛;松山、南港也因為有個缺口未建堤防,造成嚴重積水。
所以,檢討過後,省、市政府最先提出的具體改善計畫,就是要在這些淹水的地區加緊蓋堤防。
台北地區防洪計畫工程圖(圖表)(邱勝旺)
最早的公共投資
那兒淹水就那兒蓋堤防,莫非我們的防洪措施缺乏整體規畫?
「事實上,台北可能是全世界防洪投資最高的都市之一」,經濟部水資源委員會主任委員須洪熙說,國內在環境生態、交通捷運量等問題還未「熱門」前,防洪和水利已是政府最早投資的公共建設項目,從民國四十九年,台灣省水利局就開始研擬北區防洪計畫(即淡水河系防洪計畫)。
民國五十八年,經濟部接管、修訂北區防洪計畫;其間,擬出分洪、疏濬等防洪方案,再經國內外專家三次的評估、水工模型實驗,最後選擇了築堤和闢疏洪道。工程分三期進行,一、二期工程將在明年六月完成,第三期計畫則預計在民國八十三年完成(見圖),一、二期經費達一百五十億元。
這個治水計畫,也因應都市發展的實際情形而檢討、修正,琳恩颱風水患後要加強蓋堤防的南港、內湖區,雖不在三期工程內,但已分別於民國六十六年、七十一年奉准築堤,所以未動工,有其他因素。(詳見「都是截彎取直惹的禍?」文)
山坡建築未做好先期水土保持,大雨來時,即可能因土壤流失、地層滑動而崩坍。圖為淡水米蘭山莊受災情形。(張良綱攝)(張良綱攝)
效法大禹治水?
花了那麼多錢,又是從多種方案中精挑細選出來的辦法,為何還是有水災發生?築堤防洪行嗎?
「參與擬定北區防洪計畫的專家,都是一時之選,他們經過科學化的研究,因地製宜地為台北擬出了在當時情況下最適合的方案」,台灣大學土木系教授顏清連指出。
由於「大禹治水」的故事深入人心,國人經常一聽到築堤就皺眉,直覺地認為治水應用疏導,其實在整個河系的防洪措施中,「疏導與防堵各有價值,要看在什麼地方」,經濟部水資源委員會總工程師吳建民說。
例如,對防範淡水河水患,大多數人首先想到的是,把河床挖深,但因淡水河河床很多都在海平面以下,靠近入海口的關渡還在海平面下卅五公尺,挖得再深,砂還是會回淤。
正因台北盆地地勢低窪,完全不蓋堤防,勢必淹水。「除非把台北市搬走;否則,築堤是此地防洪的主要方式」,台灣大學教授顏清連說。
此外,還要替洪水找出路,在水利工程上,有分洪、攔洪、疏洪等方式。
分洪是闢出新河道,洪水來時,可以分攤出去;這個方法工程浩大,且改變自然河性,更會造成新河道地區洪水泛濫。攔洪是在上游建壩,調節洪水流量,但水壩容量有限。且工期漫長,下游在完工前得不到保護。
北區防洪計畫採用的疏洪,則是順應地形的一種做法。在河道較窄的地方,每當大水來時,水位大漲,洪水由此漫出;這種天然溢洪的路徑就可用來做疏洪道。它僅在大洪水時,分掉淡水河系原來河道容納不下的水,所以不會改變河性;疏洪道兩旁也築堤圍出水行專用道,為了讓洪水暢行無阻,行水區嚴格禁止蓋房子或傾倒垃圾、廢土。
洪水最後流到一些低窪地帶,如關渡、北投、社子島、蘆洲、新莊、成洲、泰山、江子翠、內湖、景美等的部分地方蓄積。這些洩洪區限制大量開發。
安心回家睡覺二百年?
為了減少台北的水患,堤防高度定在二百年洪水頻率的標準。
台大土本系教授顏清連解釋:「所謂做二百年的堤防,是按過去的水文資料推算,堤防高於二百年中可能發生的最大一次洪水的水位。即使如此,並不表示二百年發生一次大洪水,或確定洪水什麼時候來;而且會不會發生更大的洪水呢?沒有人知道。所以,做了這個堤防不表示永絕水患,或可以安心回家睡覺二百年,只是淹水機會少了」,他說。
也許有人要問為何不做五百年、一千年的堤防,讓發生水災的機會更少?
「隨著國人生活水準提高,水災損失的物品愈來愈貴重,像這次琳恩颱風水患,被淹的物品從各種家電產品、音響到車子,應有盡有,比起二、三十年前大不了淹掉幾張木床、桌椅,損失可大多了。因此,將來民眾可能願意把所繳的稅,多一些用在加高堤防上;問題是,花那麼多錢來防範平均二百年或五百年來才會淹一次的大水,或堤防保護程度低些、洪水來時損失一點財物,那一邊較值得?這得由政府考量」,顏清連說。
工程非萬能
除了經濟上的考慮,工程也非萬能,總有擋不住的時候。經濟部水資源委員會總工程師吳建民說,除了硬體工程,避免水災最有效的途徑不外順著水性、「敦睦」環境。
他舉泰國曼谷為例。曼谷天然條件不比台北好;泰國人把房子架高,水患時,暫時以舟楫為交通工具,卻可以避免財物損失。
在台北地區防洪計畫上,也有些區域未列入保護,例如行水區和洩洪區,就是留給水的地方;但由於這些地區還不能切實按計畫實施限建或禁建,使得專家擔心,防洪工程全部完成後,效果也將打了折扣。
所以如此,主要的原因是,台北地區近廿年來發展太快,遠超過當年訂計畫時所做的估計。由於人口大量湧入,在可開發、可建屋的地方都開了,建了之後,人就逐漸佔用水的地盤——有透過變更都市計畫、合法蓋屋的,也有非法違建的。
人水爭地
依規定,都市計畫與水利法有衝突時,應優先順應自然,讓人為工程配合自然條件。但在現實上,能看見實利的都市計畫往往佔上風。
以台北縣板橋的大漢溪而言,在防洪計畫中兩岸堤防相隔七百五十公尺,縣政府建管科卻將之縮減為五百廿公尺,並核發合法建照給商人在「賺」來的地上蓋房子。
二重疏洪道建好後,政府想開發台北盆地中最大的湖泊——蘆洲一帶的沼澤區。也有許多人主張把關渡一帶的洩洪區建設為台北市第二個中心。
河流收復失土
這次淹水的撫遠街、松山區和南京東路一帶,依原計畫是基隆河泛濫時的洩洪區,不適合高度發展,但現在卻成了住宅區。
「過去我們佔了太多河川地,現在河流依恃天然力收復了失土」,水資會總工程師吳建民說。
這些人水爭地的事,當然為防洪建設帶來困擾。第三期防洪計畫目前仍在經建會審核,而遲遲未決的最大難題就在須拆遷大漢溪旁的二萬違建戶。第一期的疏洪道建設,光為了協調拆遷五千戶民房,就使開工日期延後一年多。「第三期拆遷戶是第一期的四倍,協調時間可能不只這個倍數;加上現在有些民眾不管合不合法,動不動就走上街頭請願、抗議,問題可能更複雜」,台灣省政府水利局第十工程處處長許時雄說。
事實上,「台北既是容易淹水的地方,因此考慮如何避免水患,應該是建設台北盆地最起碼的條件」,專欄作家也行指出。
台灣大學環境工程研究所教授游以德則建議,台北土地面積有限,若真的需要用到行水區、洩洪區,則不妨闢為公園、運動場;洪水來時,就讓它淹,反正水災期間沒人會去運動、散步,但不要做為住宅區,以免影響洪水流洩管道,加重水患。
一個流域,三分天下
河水是不管行政區域界限的,但防洪主管機構則依行政區及上、中、下游分開,例如,下游若在台灣省為省水利局管理,在台北市則歸市工務局;上、中游在省市也各有所屬管理機關;中央主管機構則為經濟部水利司。事權不統一,每個地方又有當地民眾及民意代表的壓力,難免步調不太一致。
例如:北市雙園區的對岸是台灣省台北縣板橋、中和一帶,北市先築堤防,大水來時自然往北縣淹。省政府起而抗議;水利司協調的結果是,北市將雙園堤防砍掉二公尺。
許多接受採訪的學者專家都建議,既然水是不認行政區界的,不如成立淡水河系管理機關,讓這個河川流域內的所有問題,如人口集中、經濟發展、交通、汙染、水土保持、防洪等,由一個主管機關決定,保持事權統一。
如此還有另一個好處。因為水流不只不管行政疆界,也不理會人類對其所分的上、中、下游界限。上游一開發,像大台北附近山坡地大量蓋房子、闢觀光農園、開產業道路,使得關係水土保持的重要角色——樹木大量減少,依經濟部水資會估算的洪水集水區逕流係數,本來下一單位雨,只該有百分之卅的逕流量排出,其他則被森林截流涵養,但是目前一單位的降雨量竟然有九成直接排出,加重了下游防洪的負擔。
誰破壞了防洪設施?
顏清連表示,對開發山坡地應制訂法律,嚴格規範山坡地開發。例如,開發單位應設調節池,把逕流量調節到未開發前的程度。「既然要在山坡地開發,就要付出代價」,他說。
防洪是每一個人的事,的確還需要大家配合,才能奏效。例如,民生社區的居民認為,這次淹水和排水系統容納量不足有關,紛紛要求加寬加大;事實上,除了大筆投資、工程設計良好、適當維修,全體居民也須有公德心共同維護它的清潔與疏通。顏清連回憶,有次他參觀台北下水道看到的情形:「從泥沙、塑膠袋、寶特瓶,到腳踏車、破床,什麼東西都有。大家的公德心到了令人怵目驚心的地步。」
他說:「如果大家還是卅年前的觀念,以為排水溝是什麼東西都可以丟的地方,請再好的工程師、花再多的錢做排水系統,也是枉然。」
是不是公共建設,讓大家覺得事不關己?所以,當想把洩洪區改成建地的商人拚命活動時、當行水區的違建戶請願要求不要拆遷時,可能因此而受到大水淹到家門災害的三百萬台北市民安靜如常。
「琳恩」瞬間失寵
水災不是天天看得到的威脅,而人又是健忘的。災患意識似乎只在災後幾天內漲到最高。國內一家報紙舉行的票選每週十大熱門新聞,水患剛發生時琳恩颱風名列第三(前兩名是「股市震盪」、「開放大陸探親」),下週陡降到第八名。
災患意識也陡然消褪?希望這只是颱風季節已過的暫時現象。畢竟,防洪不是只要蓋幾座堤防,也不是只有政府就能做到的,還需要每個台北居民參與、配合。而下一個夏天也不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