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史新論──國史館館長林滿紅談《中日和約》

新政府2008年5月上台後，總統馬英九旋即任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林滿紅，出任我國最高史政機關──國史館──館長。林滿紅先後取得台灣師範大學及美國哈佛大學的歷史學博士學位，專研台灣史、清史、東亞經濟史、政治經濟思想史三十餘年，近年出版的專書《晚近史學與兩岸思維》及《獵巫、叫魂與認同危機：台灣定位新論》，清楚且完整地呈現她對台灣定位的思考。

就職館長後，林滿紅驚訝地發現，國史館的館史簡介裡，竟只從「1957年在台復館」說起，1912年民國成立到1949年政府遷台之間的創館歷史，反而隻字未提。本於史家「忠於史實」的天職，林滿紅上任後強調：台灣的「國史」必須定位為「中華民國史」，且我國目前在台、澎、金、馬的主權，必須回到《中日和約》來加以界定。

1943年大戰方酣，中、美、英元首（左一至左三）召開「開羅會議」後發表「開羅宣言」，聲明「日本戰敗後，台、澎歸還中華民國」，但此宣言之法律效力不若《中日和約》確鑿。（摘自國防部《光輝勝利一甲子》

治台主權的移易

林滿紅指出，歷史上影響台灣的領土歸屬與主權移轉的事件及國際條約包括：

（1）1895年清軍甲午戰敗，與日本簽訂《馬關條約》，台灣、澎湖主權「永久割讓」日本。

（2）1911年國民革命軍推翻清帝、創建民國，中華民國因此繼承滿清政府的主權及領土，包括金門、馬祖。

（3）1945年二次大戰結束，日本隸屬的「軸心國」敗戰，屬於戰勝方「同盟國」的中華民國「接收」台、澎，自此至1952年《中日和約》生效，台、澎處於國際法上地位未定的「軍事占領期」。

（4）1949年共產黨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並繼承中華民國在大陸的主權；中華民國政府撤退來台。

（5）1952年日本與中華民國簽訂《中日和約》，日本放棄在《馬關條約》中取得的台、澎；中華民國身為締約的一方，除了既有的金、馬之外，主權及領土範圍再擴及台、澎。

林滿紅表示，國民黨政府在台、澎的「軍事占領」並非國際上的特例；朝鮮（南韓）在1945至1948年之間由日本交由盟軍管理，亦為「事實統治」，要到1952年《舊金山和約》生效後，才具「法理獨立」的地位。

約文第10條指出，新、舊台灣人皆為中華民國國民。（翻攝自林滿紅《獵巫、叫魂與認同危機》

回歸《中日和約》

關乎台灣主權歸屬及定位的《中日和約》，其全名是《中華民國與日本國間和平條約》，日文簡稱《日華條約》，英文簡稱Treaty of Taipei，1952年4月28日簽於現今的台北賓館，其「母法」是《舊金山和約》。

日本是二次大戰戰敗國，戰後於1951年與48個同盟國成員締定《舊金山和約》，約文指出「日本放棄對台、澎之一切權利」；然而因受到國共對立的問題所擾，中華民國與1949年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都未受邀簽署。但約文第4條規定，日本須與放棄各地之行政當局商訂特別處理法。林滿紅指出，就台、澎而言，此一特別處理法，就是趕在《舊金山和約》生效前7小時簽訂的《中日和約》。

國際法上，因為國際戰爭造成的領土移轉，必須經過領土授、受兩方國家簽訂和平條約，戰爭勝利者才能取得合法有效統治。針對這一點，林滿紅表示，與日本有過8年慘烈戰爭並簽訂和約的，是1912年成立迄今的中華民國，因此在整理台灣的歷史時，絕對不能遺漏中華民國建國以來的歷史。而《中日和約》1952年8月5日生效之時，也是台、澎領土法律上變更，以及中華民國在台、澎、金、馬的主權確立之時。因此她指出，如果不以《中日和約》為本，將難以釐清「台灣人是誰？」的身分歸屬。

1952年8月5日由時任中華民國外交部長葉公超（左一）與日本海外事務所所長木村四郎七（左二）簽字換約後，《中日和約》正式生效，中華民國繼承日本對台灣的主權。

「放棄」沒有對象嗎？

作為《舊金山和約》的子法，《中日和約》開宗明義指出：「日本『放棄』對於台灣及澎湖群島，以及南沙群島及西沙群島之一切權利。」此一只有「放棄」的說法，為日後台灣的主權定位埋下爭論的伏筆，也是林滿紅努力在統獨對立之間，呼籲雙方人馬「回歸史實」的立論切入點。

持「台灣主權未定論」者，如台灣獨立運動大老彭明敏、黃昭堂，以及前教育部長杜正勝等人，根據此條約文認為：「放棄」，並不代表日本「歸還」台、澎領土，也不表示中華民國能夠藉此「擁有」台、澎主權。

民進黨執政時，上述「主權未定」的說法也被寫入教科書。教育部2006年通過將「台灣史」從「中國史」中獨立出來，單獨成冊，多部民間版教科書裡更首次詳細地討論戰後台灣主權的更迭，但大多否定《中日和約》已確立台灣主權歸屬，反而走向「主權未定」的立場。

關於「放棄」一詞的疑義，林滿紅解釋，有關領土主權變更的國際法用語，有「割讓」、「合併」、「放棄」、「歸還」等，而就《中日和約》的背景來看，「放棄」是最貼切的用語。「《馬關條約》既已將台、澎完全主權『永久割讓』給日本，因此沒有必要用『歸還』一詞，這和1997年香港以『租界地』身分或1999年澳門以『管理地』身分回歸中國是不同的。」

而就台、澎領土主權是否因此移轉給中華民國的辯論，林滿紅認為，必須回到《中日和約》第10條對「國民」的規定。根據該條約文，簡言之，和約生效後，「中華民國國民」包括：（1）台、澎既有的居民（如前總統李登輝一代的「老台灣人」）及其後裔；（2）1949年後從大陸移住台、澎，且具中國國籍者（如故總統蔣經國等「新台灣人」）及其後裔。

林滿紅強調，國際法上所謂的「領土」，不僅指「土地」，還包括土地上的自然人（活生生之人）及法人（機構組織）。1895年《馬關條約》把台、澎主權割給日本，因此當時台灣人都成為「日本國民」，而《中日和約》再將這些主權放棄，台、澎居民的「國民身分」也隨之移轉。

「如果台、澎不轉為中華民國的領土，就《中日和約》第10條而言，1895年之後成為日本國民的台灣人，就不會是中華民國國民。」她據此論證，接受「日本放棄主權」的一方就是中華民國，並進一步指出，《中日和約》的第一號照會載明，「關於中華民國之一方，應適用於現在在中華民國政府控制下，或將來在其控制下之『全部領土』，」據此，台、澎的主權歸屬已定，就是「中華民國」。

相較於2006年多部民間版高中歷史教科書的「台灣主權未定」論調，1999年仍由國民黨執政期間，由國立編譯館統一編訂的「部編本」教科書，則強調台灣主權與法律地位已定於1943年，二次大戰期間由中華民國軍事委員長蔣中正、美國總統羅斯福、英國首相邱吉爾召開「開羅會議」後發布的「開羅宣言」，亦即戰後台灣主權屬於中華民國。對此，林滿紅進一步釐清：「開羅宣言」屬於「作戰的宣示」，先有「宣戰」，才有戰爭結束後的「和平條約」；「宣言」與「條約」的關係，有如成績單與畢業證書，成績單雖有若干法律效力，但卻遠不如畢業證書之為最後的法律文件來得確鑿。

藏身台北近郊新店山區的國史館，負責修纂之前在大陸及目前在台、澎、金、馬的中華民國史，以及始自原住民族出現以來的台灣史。

「本土化」的中華民國

1952年以降，中華民國有效的統治範圍限於台、澎、金、馬，林滿紅認為，自那時起，中華民國就已脫離中國大陸那片「完整的秋海棠」，並逕自進行「在地化」的工程。但可惜的是，政黨輪替以前長期握有政權的國民黨未能看透此一歷史事實，仍沈醉於「大中國」的思維，反而被草根崛起的民進黨「拖著本土化」。「國民黨如果到今天還不知道自己犯了什麼樣的歷史錯誤，也就無法在歷史中爬起來！」她語重心長地說。

她認為，或許是因為「228事件」造成的傷痛，台灣共和國論者老是陷於「承認中華民國」就等同於「接受國民黨執政」的政治迷思，因而拒斥中華民國領有台灣主權的歷史事實。她同時也點出「民族自決論」的盲點，「台灣接受日本殖民期間，並沒有走向自決，最後讓台灣人民結束日本統治的，反而是對日作戰勝利的中華民國政府；它雖是『外來』，但卻不是『殖民』政府，其統治範圍僅限台、澎、金、馬，亦即已經在地化。」

1945年成立的聯合國，是各國行使主權最重要的舞台，但我國於1971年因「中國代表權」爭議，憤而退出。林滿紅表示，《聯合國憲章》至今仍載明「中華民國」是創始會員國，其稱號並未被剔除。她建議以《中日和約》中的「中華民國」定義申請「重返」聯合國，既不抵觸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大陸的代表權，亦可向國際社會「重申」中華民國握有台、澎、金、馬的主權。

林滿紅強調，就國家領土界定而言，國際條約與國際法的位階「高於」《憲法》，因此即使我國《憲法》明訂「領土依其固有之疆域」，我方仍可循《中日和約》的主權賦予及《聯合國憲章》對中華民國主權身分的保留，爭取「返聯」。

政權更迭與歷史詮釋的流變

2000年迄今，經過兩次政黨輪替，國史館修纂國史的法定職掌，也因政權更迭而起了微妙的變化。2001年立法院修訂通過且由總統公布的「國史館組織條例」，明訂在國史館之下增設「台灣文獻館」，其目的是「加強台灣史的研究」。林滿紅肯定國史館在該時期出版「台灣草蝦王國」等一系列鮮活有趣的台灣史作品，但1912至1949年的中華民國史相對較受忽視。

同一時期，有關戰後國民黨政府接收初期殘害大量台灣人的「228事件」，或白色恐怖時期的歷史著作卻大批推出，「有意無意間，國民黨在台灣的統治，被抹上了強烈的外來政權殖民統治色彩，這和國民黨論述日本統治台灣的歷史角度雷同。」

相較於老國民黨執政時國史館的「黨史」與「大中國」定位，與民進黨時期側重編纂「228事件」及「白色恐怖」有關的歷史，林滿紅表示，從她接任館長開始，國史館將朝「中華民國史」與「台灣史」並治的方向進行。前者包括1911至1949年間「中華民國在大陸」的歷史，以及之後一甲子「中華民國在台、澎、金、馬」的歷史；後者則包括整個台灣歷史。這兩大治史工作的關鍵交會點便是《中日和約》，因為那是1912年成立的中華民國，以在國共內戰之後僅存的金、馬地區，加上接收台、澎為領土的主權範圍確立的時刻。

客觀寫史，與世界接軌

林滿紅進一步說明，原本慣用「明鄭」、「清領」的稱謂，相對於「荷據」、「日據」而言，似乎意謂「中國人統治台灣才具有正當性，『非』中國人統治則無」。她則會延續民進黨時期國史館的作法，將台灣史上不同的統治階段，一概稱為「荷治」、「鄭治」、「日治」等，「脫離寫史者的主觀立場，改由尊重『歷史事實』的角度加以描述」。對於1945年以後的台灣，她建議可用「民治」稱呼──因為此一時期的台灣，是由中華「民」國統治，並提醒治國者「政權仍有輪替的可能」。

她也強調，國史不應「關起門來書寫」，而須注意與世界史的激盪。她舉例，《中日和約》有其國際關係的背景，是在韓戰（1950-1953）及冷戰的基礎上，在台、澎、金、馬的中華民國最終才與日本訂約，我國也因此成為美、日等反共勢力與共產勢力之間的緩衝國，「但這樣的世界史與本國史的互動，卻未見於高中教科書。」

而為了著重國史與世界史的銜接，「國史館的歷史紀年將以西元為主，其後再加註當時統治政權的年號，如此可方便國外讀者瞭解我國的歷史，且提醒任何國史研究或敘述者，務必留意與世界史相互激盪的一面。」

身為國史館創館95年以來首位女性館長，林滿紅不只將「國史」定位為中華民國史，她還有一個心願，希望政府能將《中日和約》生效日8月5日訂為國定假日，以紀念台灣「法理上」脫離日本統治、改隸中華民國的特殊日子，並藉此凝聚國人對國家定位的共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