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二十一日周六上午,衛生署長陳建仁獨自在辦公室加班一一輪番接受媒體採訪。由於四天前世界衛生組織解除了台灣的旅遊警示,陳建仁緊繃了數個月的心情,才稍微放鬆。
畢業自台灣大學動物系、台大公共衛生研究所的陳建仁,以兩年多時間拿到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流行病學博士,於一九八二年返台。回國後,他很快找出台灣西南沿海烏腳病的流行,是因為地下水受到重金屬砷汙染,而在學術上嶄露頭角。
一九八九年,擔任中研院生物醫學科學研究所合聘研究員的陳建仁,卻在生醫所年度評鑑中,被批評為「沒有辦法趕上國際潮流」,說他「要成為世界一流學者,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意氣風發的陳建仁受此當頭棒喝,決定到美國哥倫比亞大學進修,致力成為世界一流學者。果然,一九九三年,陳建仁成為美國流行病學學院院士,一九九八年,陳建仁四十七歲時,當選中研院院士。
陳建仁為人謙和、善於溝通,三月中旬,行政院成立SARS專家委員會,他「當仁不讓」擔任召集人,爾後更在疫情節節升高時,臨危受命於五月十七日接任衛生署署長。他是台灣第一位不具醫師背景的衛生署長,如何扭轉公衛體系「重醫療輕預防」的現況,成為他最大的挑戰。以下是專訪內容:
問:三十年前,台灣的公衛體系在防範天花、霍亂、瘧疾和小兒麻痺等傳染病上,做得很成功,為什麼當時的防疫經驗沒有傳承下來?在這場SARS防疫戰中,我們的醫療體制暴露出什麼問題?
答:一九四五年台灣光復後,公衛體系有一波變革,當時有一筆美援經費,由農復會使用,在農復會鄉村衛生組組長許世鉅和台灣省衛生處處長顏春輝兩位先生規劃下,把經費拿來建構基礎衛生建設與基層醫療,譬如蓋了很多衛生所、衛生室、公廁,及接自來水、施打預防針、進行婦幼衛生改善等。
當時有個很好的對比,是美援也支助菲律賓,結果菲律賓政府在馬尼拉蓋了一座現代化醫院。但三十年後,台灣民眾的平均壽命、健康程度比菲律賓人民高出許多,原因就是當時我們把最重要的經費分散在基層、花在老百姓身上,用來促進疾病預防、健康,而不是放在高科技的疾病治療和復健。有趣的是,當時台灣的有錢人如果得了缺血性心臟病、腦中風等,還會跑到馬尼拉去治療。
疾病治療工作有三階段:健康促進、早期診斷與有效治療,最後是限制殘障與進行復健,前面兩階段的工作就是預防醫學的責任。由於三十年前台灣公衛體系的運作,讓大家享受到成果,因此沒有想到應該更進一步做下去。
而隨著疾病類型的改變,慢性病成為民眾健康的最大威脅,醫院也跟著擴充,隨著醫療科技的進步,醫學系學生增加、醫師走向專科化等,醫院必須有更嶄新的儀器,醫學中心越來越多,病人也不斷增加,醫學中心一天的門診量可以高達一萬多人次,像菜市場一樣人擠人,不管大病小病都擠向大醫院。相對的,偏遠的農村、原住民聚落卻極度缺乏醫療資源,發展成一種極不平衡的狀態。
由於醫院太過講求績效,醫生、護士、醫檢師也趨向精簡,才會有「三長兩短」的後遺症──掛號、等診、拿藥時間長,看病、診斷時間短。事實上,醫生診斷若只看症狀,不探討病因,是很危險的,從這次SARS就可以知道,對發燒病人如果只開解熱藥,完全沒有效,應該要進行的是從細菌培養、從血清與血液分析病因,類似這樣的病理探討則需要跨科整合。
為了精簡人事,醫院把清潔、洗衣工作外包,護理人員又用得少,一般民眾家中若有人住院,只好請看護工照料,而看護工從來不會只待在一個病房、一家醫院,一旦變成感染源,後果難以收拾。由此更可以看出我們的醫院經營,已變成重視績效的企業化管理,只看到錢、沒有看到愛心,只看到競爭、沒有看到平等。
問:世衛組織專家對台灣防疫措施的觀察,認為台灣的問題不在醫療技術,而是各部門缺乏協調,這方面將如何改善?
答:以對付SARS來看,確實暴露出整合的問題。四月十五日之前,我們只有二十個病例,百分之九十是境外輸入,到了四月二十四日爆發和平醫院院內感染事件後,對醫療物資的需求也大量增加。以往N95口罩一年只需要五萬個,現在一天要十萬個,需求頓時增加了七百倍,而且全世界都在搶購N95口罩和防護衣,醫療物資缺乏,衛生署難有動作,就只有請經濟部幫忙;此外,由於台灣和大陸往來密切,一天有一萬人需要做入境隔離,這時陸委會、內政部也不得不進入參與防疫體系。各部會整合確實不容易,前三個禮拜捉襟見肘,因為我們面對的是一個完全陌生的敵人,任何人去迎戰都會有困擾,難免出錯。所幸,後來跨部會之間的協調逐漸上路,中央與地方、醫院與診所都協調好了,疫情也才趨緩。
防疫如同作戰,確實需要橫向協調,假設今天是發生生化戰,私人醫院、公立醫院各自要扮演什麼角色,都要預先假想,也就是要有「不恃敵之不來,恃吾有以待之」的準備。
世衛組織專家曾幫我們做了一套標準作業程序,他們到十七家醫學中心查看院內管控措施,包括醫護人員的訓練、防護設備夠不夠、負壓病房設計對不對、病人運送的動線等,再由這十七家醫學中心去查看六十九家區域醫院、區域醫院再去查看數百家地區醫院,三個禮拜內我們把全國六百多家醫院的管控措施都巡過一遍。
但即使全部巡過,後來台北市立陽明醫院還是發生院內感染,因為有個死角,我們漏掉看護工、清潔工,這些人都不是醫院聘僱的員工,他們可以從一個病房跑到另一個病房、一家醫院跑到另一家醫院,風險比醫事人員更高,但國外專家也沒注意到,因為這是台灣醫院文化的特殊環節。一路走來,我們發現很多防疫死角,美國專家也謝謝我們提供資料,萬一紐約有疫情,可能也會遇到類似問題,因為他們有更多流浪漢、流鶯等。台灣經過疫情洗禮,如何強化防疫體系,對世界各國是個很重要的經驗。
問:根據統計,台灣的衛生預算百分之九十用在醫療院所上,只有百分之三用在公衛上,這種資源不平衡的問題,應如何扭轉?
答:六月中旬,我們請了四位專家為台灣公共衛生與醫療體系進行總體檢。前健保局總經理葉金川針對健保制度,台大公衛系教授謝柏森針對醫療體制、基層醫療照顧和醫院管理,台大公衛學院院長王榮德針對疾管局、國健局的功能,台大醫學院教授黃伯超針對藥物食品管理進行體檢,多管齊下。我們將在十月份的「全國衛生會議」上提出改善藍圖。
未來,除了偏遠地區和原住民地區的衛生所仍需扮演醫療功能,基層衛生所的重點將放在如何重振它在預防醫學、公共衛生、社區衛生、健康營造上的功能。我們將強化衛生所的衛生資訊技術,利用電腦化設備來管控社區內民眾的健康狀況,把醫療照顧的責任交給一般診所開業的醫師,建立良好的病歷資料,有真正需要者才轉介到醫學中心。這樣的體制如果再不建立起來,未來不管是SARS、還是其他傳染病,甚至是慢性病,恐怕都不可能做好。
我希望能把醫療與公衛的經費分配調整到七比三,畢竟醫院的昂貴儀器很多,需要較多經費,不似公衛花錢少、效用大。但經費上雖可做調整,公衛預防的成效評估卻很難精確。很多人會問,預防有成效嗎?一九九六年衛生署開始對婦女子宮頸抹片檢查實施電腦統計,六年下來,死亡率從百分之三•五下降到百分之二•七,這就是公衛的指標,我們可以告訴民眾,好好預防真的有效。
流行病學有個基本原理:盛行率=發病率 ×發病時間。以前得糖尿病可能只能活五年,盛行率還不高;現在可以活二十年,等於盛行率增加了四倍,我們的醫學進步就在於把發病時間延長,所以要照顧的病人越來越多,而如何解決這種醫療支出不斷增加的困境,唯一可做的就是降低發病率。我們現在是用健保來購買醫療,說不好聽是買到疾病的茍延殘喘,沒有買到健康和良好的生活品質,如果一般民眾有此深切體會,就可以讓醫療和公衛系統有個嶄新發展。
問:現在看來SARS疫情已趨緩和,但很多人都說台灣人健忘,今年秋冬若疫情捲土重來,我們準備好了嗎?
答:我也是擔心這樣。世衛組織六月在馬來西亞吉隆坡會議上指出,根除SARS有三個關鍵,第一,現在我們還不清楚,沒有出現明顯症狀的輕症者,會不會帶著病毒一直傳播、未被有效隔離;其次,除了人與人之間感染,有沒有動物傳染源,也還沒有證實,但我們要很小心,萬一野生動物是傳染窩,要根除SARS就更困難。最後,疫情在大陸不是很明朗,他們可以把北京的病人大幅移往郊外,然後說北京沒有病患。
此外,兩岸三地熱絡交往的情況將持續下去,也就是說,一天有一萬人在兩岸間來來往往,這麼頻繁的交往,要解決SARS超級困難。SARS會不會再來?亞洲國家最擔心,香港更是害怕,在吉隆坡開會時,香港代表就說,我們希望世界上各個國家的疫情都能透明,因為香港紅磡車站每天從大陸進來的人高達十幾萬,很多人都是通勤族,香港怕都怕死了,但又不敢大聲講,只好舉台灣做例子。
SARS對兩岸三地的資訊透明是很大考驗,對人性的誠實也是很大考驗。有些病患從A醫院跑到B醫院不敢說,所以七月IC健保卡上路後,我們將先從醫院開始,透過IC健保卡來了解民眾的就醫紀錄,對防範SARS有很大助益。
其次,萬一秋冬新一波疫情再發生,我們不會再把病人分散到一百多家醫院,而是分配到十四家專責醫院,目前總共有七百床負壓病房,由於感染科醫師不足,我們會徵調十七家醫學中心的感染科醫師來支援。此外,發燒篩檢工作與病人分流,一定要做得完善,免得再發生院內感染。
秋冬來時,流行性感冒與SARS可能會混淆,以往流感疫苗都是針對六十五歲以上的老人施打,今年我們會提早到九月開始全面施打流感疫苗,目的是希望很快區分SARS和感冒症狀,讓接種流感疫苗變成鑑別工具,將先鎖定老年人、醫事人員和住院病患等高危險群。
外界估計,SARS疫情在台灣造成五百億台幣的經濟損失,如果我們用一億元購買疫苗,做好預防,等於就賺了四百多億。
問:除了SARS,今年入夏之後,腸病毒、登革熱的防範做得如何?
答:由於SARS的效應,目前民眾已經養成勤洗手、量體溫的習慣,希望可以更進一步內化成每個國民的基本生活,只要自己咳嗽、發燒,就戴上口罩,保護自己、也保護他人。此外,吃任何東西前,都一定要洗手。落實這個動作,就可以防範腸病毒。
再以登革熱來說,環保署已主動跟我們密切合作,只要病媒蚊指數高的地方,他們會馬上去消毒;一旦得知哪個地區有病例,也是立刻去做室內外消毒。只要第一線的公衛與醫事人員很快通報給環保署、衛生署,就可以建立起良好的環境衛生監控網絡。
腸病毒、登革熱可以透過良好的衛生運動來預防,現在看來,反而是日本腦炎出現了缺口,因為很多父母害怕上醫院,所以沒有帶孩子去注射疫苗,我們已經很快補起來,已請各地衛生所清查並催促父母帶孩子去補種疫苗。
問:您認為SARS帶給人類社會哪些必須記取的教訓?
答:二十世紀有太多新興傳染病,都是藉由野生動物侵襲人類,如豬瘟型感冒、禽流感。人類作了一件不太好的事,就是侵犯了野生動物的棲息地,很多原本不會造成動物發病的病原菌,傳到了人類身上就成了病原,像愛滋、伊波拉、漢他、黃熱病、瘧疾等。
人類不斷誇耀自己的文明,造成全球暖化,加上聖嬰現象,以致以往只有在熱帶地區才有的疾病,因為病媒的版圖擴張,造成溫帶地區也發生瘧疾、登革熱。面對大自然,我們必須與大自然和好,回復到克勤克儉的生活。如果還是抱持人定勝天的對抗心態,新興傳染病永遠不可能減少。
IC健保卡已於七月一日上路,除了解民眾的就醫史,亦有助於掌控疫情的蔓延。
基於「防」比「治」更重要的原則,為防範SARS而設的各醫院發燒篩檢站仍持續運作。
在歡慶除煞之際,社會各界應記取台灣為SARS風暴付出的代價。抗SARS之戰也許暫時結束,但人類與病毒的戰爭卻永無終止。圖為華昌國宅社區民眾在樹上垂掛紙鶴,為解除隔離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