叫「第一名」太沈重？──鶴立雞群台北城

身為資源充沛的首都，多年來台北常是許多人的眼中釘。有人說，台灣應該以濁水溪和中央山脈為界，分為山東、山西，河南、河北四省，一切資源公平分配，平均發展。也有人說，中央政府怎能僻處北部一隅，讓全台官民長途奔波？不如遷都台中。

兩年前精省後，原屬台灣省政府管轄的二十一縣市，如今都直通中央；連同另一個直轄市高雄在內，全國處處可見民進黨綠旗飄揚；加上今年以南部為票倉的民進黨籍總統陳水扁上台，在中央與地方夾擊下，仍高掛國民黨藍旗的台北市顯然成為「刺眼的少數」，優勢地位將大受衝擊。

繼七月中央與市府間激烈的「統籌款攻防戰」、台北市硬是被削減四十多億元分配稅款後，十月間行政院又通過降低直轄市人口門檻，不僅台中市可望升格為直轄市，和台北、高雄鼎足三立，各大縣市也紛紛摩拳擦掌，希望有機會和台北市平起平坐，一較長短。

中正紀念堂是觀光客到台北旅遊的指標景點。（卜華志攝）（卜華志攝）

台北市真是天之驕子嗎？為何會成為千夫所指，既羨且妒的目標？以下的一連串數字，或許可以透露一點端倪：

人口佔全國百分之十二、面積更僅佔全國千分之八的台北盆地，匯集了全國近六分之一的高中、三分之一的國立大學，及百分之五十四的文化活動。據估計，至少有七成五以上的中大型國際研討會在台北舉行，九成以上的跨國企業集團將台灣總部設在台北；至於全國一百大企業，儘管工廠遍及中南部，卻有一半以上選擇以台北為總公司所在地。

再以資源分配來說，民國八十七年度，台北市的歲出決算數是一千七百六十億元，比中部六縣市（包括台中市、苗栗縣、台中縣、彰化縣、南投縣及雲林縣）的總和一千二百億還多，也幾乎是高雄市的三倍。龐大的市府支出若平均分配給二百六十萬台北市民，每人足足可分得六萬八千元，遠超過高雄市的四萬二、台南市的二萬五或是台北縣的一萬七，難怪別的縣市憤憤不平，直指台北市民是吃香喝辣、佔盡便宜的「一等國民」。

一等國民，生活周遭皆是重金打造。屈指算算，世界最貴的大台北捷運網耗費四千四百億元；規劃中的南港經貿園區，總投資額將達五百多億；關渡生態區的濕地復育等工程，花費一百多億，而木柵動物園開館十多年來，迄今建造費也達到四、五十億元。當然，台北市的賺錢能力同樣高人一等，以去年為例，台北市繳給中央的稅款高達四千五百億元，幾乎是全國總稅收的四成，是國庫仰賴甚深的金母雞。

「賺得容易，花得爽快」顯示出台北人的「大氣」，而這種「大氣」從清末劉銘傳建台北城開始，其後政權更迭，但不論日據時代或國府時代，台北的政經中心地位一直沒有動搖。

不過，「台北快速起飛，把其他縣市遠遠拋在後面，卻是這十多年的事，」台大建築與城鄉所教授夏鑄九分析。

夏鑄九指出，日據時代的總督府固然設在台北，然而在「農業台灣」的殖民定位下，日本政府對盛產糖與米的西部平原，基本上是一體對待的。到了日據末期的大東亞戰爭時期，日本政府更將高雄地區做為遠征南太平洋的「南進」基地，建立了高雄「工業化港都」的雛形。

台北東區有嶄新光鮮的國際商圈，西區則仍有許多破落的老街。馬英九上任後提出「台北軸線翻轉」的規劃，讓老市區重現活力。鄭州路北門附近，就是一個重點區域。

國府時代，流亡政權暫借日本總督府棲身，台北仍是政經中心，但高雄做為重工業及製造業重鎮的地位卻益加穩固。設立於民國五十年代中期的高雄及楠梓等加工出口區，吸引了南部各縣市農村青年蜂擁而至；六十年代啟動的十大建設中，中船、中鋼也選在高雄落腳。高雄港曾是世界第一大港，將各類「台灣製」產品源源不絕輸向海外，是締造台灣經濟奇蹟的最重要功臣。

高雄的崛起，讓台灣在中南部農業縣分逐漸沒落的七十年代，還勉強保有「南北兩頭大」的起碼均衡，加上台灣省政府一直握有控管地方的實權，中興新村所在的南投及中部一帶，縣市百官絡繹於途，倒也使得中部地區不會太寂寞。

整個二十世紀，台北市都是台灣的政經中心，各種資源匯集於此。圖為總統府開放民眾參觀一景。（邱瑞金）

那麼，台北真正異軍突起，是從什麼時候開始？又是什麼原因造成的？

夏鑄九指出，民國七十年代後期是一個重要的轉捩點。由於台幣大幅升值，使台灣向來憑藉的勞力密集產業型態驟生巨變，外商走了、日商走了，連台商都一波接一波去了東南亞和大陸設廠。加上環保意識抬頭，中南部工業區居民意識到自己已染了一身的毒水和落塵，對重工業產生了極大的抗拒。三年前台中縣趕走了德商拜耳，不僅使「亞太營運中心」的願景受到重挫，也連帶使新的大型投資卻步。

「其實高雄人最希望的，就是兩岸三通，『定點直航』，讓高雄可以轉型為以服務業為導向的國際港都，」曾在高雄市政府任職多年的台北市建設局長黃榮峰指出。

同樣的，總部設在台中市的鄉林建設董事長賴正鎰也記得，十多年前台中市府大力進行市地重劃時，地形方正、馬路又寬又直的重劃區內高樓鵲起，許多業者私下盼望的，也正是台中港直通大陸沿海，甚至引進大陸新興的紅色資本進入台中房市，讓台中找到和亞太乃至國際接軌的新出路。

無奈的是，「三通」一擱十年，高雄和台中空有良港卻困守圍城，「走不出去」。去年剛落成的高雄市東帝士摩天大樓，高達八十五層，是目前國內第一高樓，如今卻數度傳出財務吃緊，正是高雄落日殘陽的象徵。

台灣中南部各自面臨困境，相對地，台北市反而在八十年代「產業全球化」的浪潮中，幸運抓到了一個有利位置。

捷運網落成後，台北正式躋身現代化國際都會之林。前市長陳水扁讓木柵線敗部復活，打響了政績第一炮。圖為當年陳水扁巡視木柵線一景。（薛繼光攝）（薛繼光攝）

「台北的政經地位、新竹科學園區的繁榮，加上桃園國際機場落成及北二高通車，使得台北到新竹連成了一條帶狀的『高科技走廊』，」夏鑄九指出，走廊跨海延伸，向東與美國矽谷的高科技發源地掛勾、向西與大陸珠江和長江三角洲等製造基地相連，位於中心的台北，是其中不可取代的樞紐環節。

「在亞太商務會館之類的地方吃一頓飯，會聽到旁邊寒暄的都是『最近出國嗎？』、『剛回來！』」華邦電子副董事長楊丁元笑說。北台灣高科技走廊因為與國際相連而大放異彩，維繫住了台灣的經濟命脈，卻也進一步拉大了南北差距。

在大環境牽引下，南北平衡的槓桿何在？靠著中央政府「削台北之富、濟縣市之窮」的財政重分配，對扭轉局勢又有多少助益？多數學者都認為，刪減台北市區區數十億的統籌分配款，或許不無縮小資源差距、安撫各縣市的宣示意味，但並非解決問題的根本之道。

「除非地方自治可以落實，讓目前屬於三級政府位階的各縣市擁有足夠的錢和權，依自己的需要去作決策，」夏鑄九指出，再不然，正在台南縣興建中的南部科學園區若能成功，加上「三通」和「高鐵」，三帖猛藥齊下，或許可以讓中南部重現生機。

新店、淡水、中和等捷運線開通，大大縮短了台北縣、市間的通勤時間，也讓台北市民有機會到近郊小憩。台北縣市日後是否結合，互通有無，應是思考的方向。（邱瑞金）

一國政經發展的軌跡，決定一個城市的興衰，也悄然塑造著一個城市的性格。而台北性格，顯然與台灣的其他城市大有不同。

「心態上，台北市就是和中南部『不同國』，」台大社會系主任，也是民進黨智囊團成員之一的陳東升指出。

首先，當大部分縣市還是以中央為大老闆、以台北為假想敵時，唯有台北市是「一切面向國際」。

陳東升指出，根據統計，今年上半年台北市民的出國人次高達九十萬次，超過人口數的三成，緊跟在後的，是新竹市的二成八。這個比例，比台南市的百分之六、高雄市的百分之五•四及台中市的百分之三•四都超出甚多。陳東升的孩子每年寒暑假會出國學習外語，而這也幾乎是台北中產階級雅痞家庭的固定模式。

「台北青少年對東京流行和紐約時尚的熟悉程度，恐怕還比對雲林或花蓮來得高，」陳東升說。

面向國際，以世界脈動為念，在台北的施政中也處處可見。九月初，台北市政府以官方身份，破天荒地舉辦了屬於同性戀朋友的「同玩節」，還請到美國同志運動領導人麥可•布朗斯基來台訪問。雖然引起許多基督教團體的猛力撻伐，但從外僑踴躍參與的熱情觀察，台北這一步，代表了多元、包容與開放，在國際人士眼中無疑是可以加分的。

「其實台灣每年費盡心機進行元首出訪、金援外交，卻忽略了外交就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台北市勞工局長鄭村棋指出，台北市有三萬多名外勞，絕大部份是散居在各個家庭中的菲傭、印傭和監護工。

「三萬名外傭中，每年到期遣返的約有一萬人，如果這一萬人離去時都懷著對台灣社會及雇主的仇恨，回去經過口耳相傳，台灣的外交還有什麼希望？」去年鄭村棋為外勞舉辦大型的活動，今年又創辦了以中、英及印尼文三語並用的「外勞ｅ通訊」，「遠來是客，以禮待之，這不僅展現台北做為國際都會的泱泱風度，也是台北推行與各國『城市內交』的一環，」鄭村棋說。

「面對國際，台北的壓力很大，」台北市都發局長陳威仁指出，跨國企業在選擇區域總部的地點時，是以城市為比較標的的。去年十二月，英文「亞洲週刊」發佈的亞太地區城市排名中，台北和大阪並列第二，僅次於日本的福岡。雖然較前一年進步三名，但排名年年變動，稍微一不小心，就會被比了下去。

一年一度的台北國際電腦展，跨國企業攤位林立，全球買家絡繹於途，台北與國際緊密接軌的程度，在此一覽無遺。（邱瑞金）

「台北是前有勁敵──東京、新加坡和香港，後有追兵──上海、北京和曼谷等等，」陳威仁以上海為例，在大陸傾全國之力挹注下，上海高速公路趕在兩年內就完工通車，電纜完全地下化，光纖網路也即將全面鋪設完成。

「論精緻、論多元，台北不會輸，但論起大刀闊斧的建設，台北就差了一截，」陳威仁不諱言，像是台北衛生下水道吵嚷多年，至今鋪設率只有四成九，表示台北的家庭污水有一半是直接流進了河川，先進國家首都是不會容許這種情形存在的。

台北人自認是「國際村」的一份子，也有著迎向國際挑戰的自信，因此對新政府以本土為重、台灣優先的施政理念自然難以接受。最近引發爭議的中文譯音拼音法之爭，為了新政府堅持要捨棄源出大陸、在國際上行之有年的「漢語拼音法」，改採台灣學者自創的「通用拼音法」，台北市文化局長龍應台不禁大聲疾呼「新政府不能有『鎖國心態』，不能以『去中國化』作為一切思考的出發點！」

各式藥材及南北貨俱全的迪化街，是台北僅存的少數老街之一，也是台北人採買年貨的大本營。（邱瑞金）

面向國際之外，對於統獨，台北市也顯然和其他縣市、特別是南部地區有著相當程度的落差。

「從人口結構來說，台北市的外省人比例高達三成，比起全國平均的百分之十三高出很多，」陳東升指出。外省人不僅引進各省風味小吃和對大陸故國的眷戀，還將忠黨愛國的公教人員習性深植在台北；加上台北是客家原鄉外最多客語族群聚居之地，也是城市原住民匯集之地，人口結構的不同，使得在南台灣濃濃的「福佬沙文主義」在這裡遭到了稀釋。

弔詭的是，台北市力圖和國際接軌、和大陸交流，有意無意間卻造成和台灣本土的脫節。在台中沙鹿長大、本土意識強烈的陳東升不諱言，濁水溪以南，不講台語根本是「沒得混」的，只有台北人才敢吃台灣米而不學台灣話，在語言模式和國家認同上，「南北分裂」無疑是存在的。

以最簡單的例子來說，現任總統陳水扁在台北市長任內政績出色、又頂著正統的「台灣之子」光環，換是在任何一個縣市，都斷無連任失利的道理，但台北人硬是以七萬多票的差距，將市長寶座改送給外省囝仔馬英九！當年敗選後，陳水扁極有風度地套用了一句邱吉爾的名言「對進步團隊無情，是偉大城市的象徵」來表明自己的無怨無尤，然而是否因此埋下了今日總統府與台北市失和的伏筆，各方有著不同的解讀。

「歡迎大家來台北看無尾熊！」記者會上馬英九熱誠邀約。文化休閒活動的多元，把台北光環襯得更加閃亮。（台北市政府新聞處提供）（台北市政府新聞處提供）

在其他縣市眼中，台北或許獨樹一格，但其實，台北人也正為自己的認同在疑惑、掙扎。

「台北是個典型的移民城市，本質上是一群『烏合之眾』在此賺食，彼此既沒有共同的回憶，也缺乏聯繫感情的網絡，」「專業者都市改革組織」理事長、淡江大學建築系副教授曾旭正指出，他在數年前曾做過一次調查，發現「世居於此」的台北人少得可憐，僅佔台北人口的五分之一，其他的五分之四，都是從外地移入的。

「去問問台北市民『你是那裡人？』，十個裡面有七個會說自己是外省人、台南人、屏東人、澎湖人………，總之不是台北人！」曾旭正認為，未來十年，將是台北能否從「移民城市」轉化為「市民城市」的關鍵時期，他目前正透過台北市社區營造計畫，希望將原本陌生的鄰里住民凝聚在一起，為台北人打造「新故鄉」。

至於曾旭正自己，是否就率先以「台北人」自居了呢？

「老實說我很掙扎，」曾旭正坦承，「五年內再不回家鄉，我大概就回不去了，」對台南縣下營老家有著強烈認同的曾旭正，每個月總要回鄉探望父母。區區二萬六千人的下營小鎮，只有四間小學、一所國中，左鄰右舍不是同族就是同學、同事，那裡才真有家的感覺。然而，台南有可以讓他發揮長才的工作機會嗎？孩子的教育會不會因此輸在起跑點上？看到周圍許多人因為父母去世、農地賣了、老厝荒廢了，從此只能浪跡台北，再想想家鄉正需要自己這樣的人才回去效力，心頭的拉鋸又更劇烈了。

百年來的人文薈萃，加上近幾年的細心規劃，台北已蛻變成一座可供漫遊的walking city，處處有令人驚喜的精緻文化角落。圖為台北沙龍文化的先驅，紫藤廬茶藝館。（邱瑞金）

「當各縣市要重新找回舊有的認同感時，台北市則是無中生有，要創造新認同，」曾旭正指出台北的特殊。

為此，台北市都發局從前年開始，推出了「社區規劃師」制度，由市府遴選市民及專業團體擔任義工，這些義工不僅要接受社區民眾的諮詢和建議、和里長溝通，有了具體計畫後，還可以向市府申請經費補助、付諸實行，目的是希望藉著市民的自發與投入，來替台北塑造一個屬於自己的面貌。

「兩年下來，我們發現台北市民一點也不像想像中那樣冷漠疏離，」陳威仁興奮地說，為了擴大參與，都發局今年又嘗試做「種子規劃師」的培訓，錄取的四十多位種子學員之中，三分之二有專業技師執照，其中更不乏有博士資格者。台北人文薈萃的超高水準，又再一次讓長期在省府服務的陳威仁驚羨不已。

台北人的驕傲，正在於他們的「水準」──學歷高、收入高，還外加紀律好。阿扁市長任內，強力掃蕩色情、取締酒醉駕車、強制推行機車安全帽，一下子讓台北人驚覺自己是有能力接受高標準要求的。馬英九擔任市長後，另一項「不可能任務」──垃圾費隨袋附徵──在今年七月開始實施，違規率迄今低於百分之一，絕大部分台北人都在認同環保潮流的心態下，乖乖做起垃圾分類。

從空中俯瞰，樓高五十一層的新光三越是台北地標，其後的博愛特區則是全台灣的政治重鎮所在。圖右上為總統府。（邱瑞金）

話說回來，「台北市是有它的資源優勢和某些特殊處，但千萬不要誇大了這些差異，更不要因為政黨或政治的理由，而造成地域間的分化與對立，」台北市政務副市長歐晉德語重心長地指出，台灣經驗中最值得自豪的就是均富，台北市固然有台大、政大等名校，但僻處南投的暨南大學和嘉義的中正大學，同樣有一流的師資和課程。

再說，「宜蘭人、花蓮人或許建設少一點、賺得少一點、活動的花樣也不夠多，卻享有低廉的物價、悠閒的心境和新鮮的空氣，」自小在東部鄉下長大的歐晉德說，城市各有功能，何必齊頭平等？

和許多第三世界國家的「一市獨大」比起來，台灣的區域失衡實在稱不上嚴重。曾旭正舉例，大陸廣州及上海火車站四周-集著龐大盲流、印尼雅加達街頭乞兒四處行討，都是因為農村貧無立錐，農民不得不寄居在富裕的都市底層討生活。即使先進國家如日本，其首都東京人口高達一千二百萬，是第二大城大阪的四•六倍；法國更絕，從德國法蘭克福邊境一入關，指向巴黎的路標就赫然矗立，而此處離巴黎尚有五百公里之遙，真是條條大路通巴黎！

對於自己的優勢與「和本土脫節」的現象，台北不是沒有自覺。上任後第一件事就是邀請全台各縣市主管文化業務的官員前來「開同學會」的台北市文化局長龍應台說，台北非常希望把自己的資源和經驗與各縣市分享，不管是國際性的文化活動、或台北市在文化政策上的一些新措施，她都一律發函請各縣市參加，或將資料寄送給各縣市參考。明年台北要承辦首屆的「亞太文化之都」活動，目前國內已有十一個縣市簽署共同協辦。

「在面對國際時，台北市有義務牽著其他姊妹的手一起向前走，」龍應台輕柔的語音中滿是自信與關懷。

「台北經驗」可以善用，然而由於長期以來台北與地方的隔閡、也由於目前執政政黨的不同，當南部七縣市以高雄為核心形成政治聯盟時，台北市卻連環踞四周、僅有一水之隔的台北縣都處不好。歐晉德也坦承，目前台北市府和各縣市高層聯繫的管道幾乎已不存在。台北像是孤島，又像一隻亮麗而驕傲的孔雀，注定要寂寞。這是台北的痛，又何嘗不是台灣的損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