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個野孩子,像野草一樣長大,早年生活坎坷,十一歲那年,家庭發生變故,台北市一場大火,讓父親死於意外。還記得那天是小年夜,傍晚時母親帶著我哥哥去認屍,外面有人放鞭炮,媽媽回來對我說,從今天起你要獨立起來。當時懵懵懂懂,但那晚場景歷歷,媽媽說的話我一直記得很清楚,我幾乎是自己摸索長大,也養成我獨立的個性。
小學時我的成績年年第一,但其實我不太用功,上了初中,開始打籃球、參加校隊,高中也是。我雖然很後悔,沒有養成很好的讀書習慣,但另一方面又因為自己的興趣很廣泛,花了很多時間接觸不同事物而感到慶幸。考上北一女後,我開始約會、跳舞,玩得滿兇的,教官大概都認識我,學校麥克風就常常喊我的名字到訓導處去。高三時我才開始唸書,考前三個月拚一下就進了台大,有些同學也很生氣。我進了台大還是不用功,常常蹺課,跟一票男生去打彈子。
經世濟民之學
從小我有兩個志願,一是念經濟,第二是寫社論。我希望能從國家社會的大角度來看問題,這可以追溯到初中時我第一次看到經濟學的書,這本書是我父親的遺物。
我對經濟的解釋是「經世濟民」,對我來說,它不是工具、不是學科,而是思考架構、關懷目標。此外,我父親早年在大陸辦過雜誌,當過記者,使得我對文字工作一直很嚮往。大學畢業後許多同學都去銀行工作,我卻選擇進入出版社。
高中時因為辦活動認識我先生,婚後兩人一起去美國康乃爾大學念書,但後來覺得自己並不適合念博士,因為在西方學術分工的基礎下,博士的範圍其實很狹窄,和我興趣廣泛的本性並不合。博士沒念完,原因是和指導教授溝通不良,結果論文改了兩次題目,第三個題目的進度也不太順利,加上在美國七年了,實在很想回來看家人,博士學位就拖了下來。
研究領域的擴大
一九八七年回國後,我就進入中華經濟研究院的大陸經濟研究所,當時政府開放大陸探親,兩岸交流的趨勢很明顯,我的研究集中在兩岸經貿,我會從台灣角度做競爭分析、趨勢評斷,基本上我的研究是跨領域的。
接受新職務,對我來說,不是研究領域的轉換,而是擴大,因為我的興趣並不侷限在經濟或兩岸。
新聞局的工作很廣泛,我希望能用學者理性分析的態度以及公正無私的出發點,來做決策判斷。基本上,我把新聞局的業務分成三個層次,第一是和院本部的互動,儘量協助院長,第二是業務管理,最後是和媒體的互動。
雖然我已經對先生說,要他當我失蹤兩年,但是我希望新內閣能運作得很有效率,省掉不必要的應酬,不至於因為從政而犧牲百分之百的家庭生活。我和幾位閣員初步交換過意見,發現大家都不喜歡應酬、不喜歡繁文縟節。我想這次內閣的運作會更平民化,政策的擬定也會更專業。
民眾對新政府的期望很大,一方面對我們有利,因為民眾可能會多給我們一點空間;但另一方面有許多爆炸性議題,譬如核四,要不要兌現過去的承諾,每一個議題其實都需要內閣理性的思考,以整體民意為依歸,做最好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