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華人文學引人注目的一年,今年十月,旅法華裔作家高行健獲頒諾貝爾文學獎,不僅打破百年來華文創作未能得獎的孤寂,同時也凸顯了作品翻譯的重要性。
多年來,許多有心人士默默地在推動台灣文學外譯工作,試圖打破語言、文字的障礙,增進外界對台灣的瞭解。特別是島國台灣的處境,需要多多開闢對外發聲、尋求瞭解的管道,「中書外譯」、「文學輸出」正是一條介紹台灣、讓外人瞭解台灣的可行之路。
繼湯婷婷、譚恩美等華裔作家以英文書寫中國移民故事成名之後,華裔作家哈金又以《等待》一書獲得美國書卷獎,在西方文壇引起相當大的注意。相較之下,台灣文學作品一直以來較鮮為人知。
事實上,台灣不是沒有好作品,只是缺乏譯介。近年「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與文建會紛紛出資贊助「中書外譯」計畫,而且已有不錯的成績。
以母親作為大地的化身,李喬在《寒夜三部曲》中要表達的是生命、母親、大地的循環觀念。(薛繼光)
文學說台灣
譯介台灣的文學作品究竟有什麼重要性?推動中書西譯三十餘年的前台大外文系教授齊邦媛表示,多年來她到國外參加學術機構或民間團體的研討、座談會,總會被要求「講講台灣」。
文學作品的多樣與豐富,正是描繪台灣多面向的最佳工具和橋樑。把台灣多年來的歷史、成就、文化,透過文學介紹給歐美人士,是齊邦媛多年來努力推動的事。
一九七二年,齊邦媛與余光中、李達山、何欣、吳奚真等幾位同好,合編了一套英譯《中國現代文學選集》──台灣1949─1974,包括小說、散文、詩三冊,由美國華盛頓大學發行,二十多年後的今天,這套現代文學選集在學界仍相當有份量。
從台大退休後,齊邦媛更全力投入「中華民國筆會」的編務工作。創刊於一九七二年的「中華民國筆會」,多年來翻譯大量的台灣文學作品,「差不多台灣重要的作品都翻譯了,」齊邦媛說。
不過,礙於經費有限,「中華民國筆會」季刊通常只郵寄給筆會成員和各大圖書館,知道的人有限。
「要把台灣的作品推出去,必須好幾本一起做,才有系統、有意義,」齊邦媛指出,文建會曾有一個二千萬台幣的「中書外譯」計畫,但因主事者的職位異動,遲遲沒有執行。
板凳須坐十年冷,文章不寫一字空」,張大春認為,作家只需面對自己的創作問題,不應該去考慮市場。圖為張大春與寶貝兒子張容。(薛繼光)
中書外譯計畫
四年前,「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深感中書外譯的重要性,主動與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擔任東亞語文學系主任的王德威接觸,王德威於是邀請齊邦媛及瑞典漢學家馬悅然共同參與編審。王德威表示:「中華民國筆會多年來翻譯了大量的台灣文學作品,正好可以利用這個資源來推動『現代台灣小說創作系列英譯出版計畫』。」
除了補助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英譯台灣小說之外,蔣經國基金會另外也補助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出版《二十世紀台灣現代詩選》。
這套詩選由瑞典知名漢學家馬悅然擔任召集人,加州大學教授奚密、自立晚報副社長兼總主筆、也是現代詩人向陽共同編審,明年春天將分別以英文版、繁體中文、簡體中文版,同步在美國、台灣、北京出版。
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主任秘書游淑芬指出,基金會補助的外譯出版包括:英文、俄文、捷克文、波蘭文等,但過去翻譯出版的多為古典書籍,比如論語、老子、西遊記、利氏漢法大字典等經典與工具書。
文建會則將企畫已久的「中書外譯」納入「國建計畫」中,除了補助「現代台灣小說創作系列」西譯計畫的部分款項外,也出資補助中書日譯,目前進行中的有為期三年的「日譯現代台灣文學系列」。
在這方桌子前,鄭清文四十餘年來寫作不輟,得獎對他來說,只是餐桌上多一朵紅花。
文學外銷
眾多文學作品中,究竟什麼是具有代表性?第一波被「相中」的台灣文學有哪些?誰負責挑選?選書的標準為何?
「現代台灣小說創作系列」目前已翻成英文出版的有王禎和的《玫瑰玫瑰我愛你》、鄭清文的《三腳馬》、朱天文的《荒人手記》、蕭麗紅的《千江有水千江月》、張大春的《野孩子》等。接下來陸續要推出的還有:代表台灣鄉土文學的《黃春明小說選》、客家族群的李喬《寒夜三部曲》、吳濁流的《亞細亞的孤兒》、《老兵與探親文學》、平路的《行道天涯》、張系國的科幻小說以及原住民文學。
選擇這些作品翻譯出版,王德威解釋,在美國,長篇小說比較容易引起注意,這是選擇的考量之一。此外,如何藉由小說來彰顯台灣五十年來的文化命脈,使傳統與現代風格兼容並蓄,呈現台灣多樣性的面貌,也是衡量的標準。
日譯本的「現代台灣文學系列」,由愛知大學現代中國學部副教授黃英哲擔任主持人,東京大學教授藤井省三、日本大學教授山口守共同擔任編輯委員。目前已出版的有李昂的《迷園》和朱天文、朱天心、張系國、張大春、白先勇、黃凡、平路等人的短篇小說合集《台北故事》、朱天心的《古都》,後續還有黃春明、王禎和、王拓等短篇小說合集《從鹿港來的男子》、白先勇的《孽子》、施叔青的《維多利亞俱樂部》,第三年的出版計畫尚未申請,預計將出版客家籍小說家的作品、李昂的《自傳の小說》和平路的中長篇小說。
黃英哲指出,文學作品的選擇難免主觀,但這套譯作除了著重作品主題的渾厚外,更希望透過譯作讓日本人瞭解台灣的多元文化和社會演變。
藤井省三則不諱言地指出,日本九○年以後才開始有台灣現代文學研究,因此缺乏台灣文學專家,只能依靠個人的瞭解來選擇,「現代台灣文學系列」希望選擇代表當代台灣文學的作家,然而,由於補助的經費只有百分之二十,商業性的「賣相」也是考量的因素。
「台灣文學的守護者」齊邦媛,致力推動中書西譯,多年主編「The Chinese Pen」,英譯了無數的小說、散文及詩。在她眼中,每本出版品都像「自己小孩似的」,愛不釋手。(薛繼光)
由邊陲到前衛
島嶼的名字叫台灣,
台灣是一塊調色盤:
不同形狀的舌頭,
吐出不同顏色的聲音,
攪拌成色彩豐富的美麗島。
──陳黎《島嶼之歌──給台灣的孩子》
同樣的,馬悅然、奚密、向陽等人編審的《二十世紀台灣現代詩選》,也是站在從詩作看台灣的角度遴選作品。向陽指出,除了一定的文學水準和獨特的風格外,最重要的是要表達出當代台灣的特色。
奚密在「導論」中指出:台灣現代詩的歷史,也述說著一段由邊陲蛻化為前衛的故事。「除了語言和歷史淵源,台灣現代詩和一九四九年以後中國大陸的現代詩已不盡相同,」奚密認為,其中主要的差別在文學和政治之間的關係。大陸詩淪為政治口號,台灣相對的有比較開放的社會和文化。
台灣文學輸出後的反應又如何?
「反應出奇的好,」王德威指出,這些小說翻譯出版後在美國得到很多的注意,其中《三腳馬》、《荒人手記》、《野孩子》三本書還獲得「紐約時報」等重要媒體的書評推薦。
王德威解釋,美國文化的場域比較大,書評可以對書、不對人,具有權威性,與台灣圈子小、人情紛擾多,作品很難得到公評的情況迥異。他指出,美國每星期有幾千本書上市,競爭非常激烈,在這種情況下,書評被視為一個很重要的指標,只要是被評論的書,立刻引起很大的注意。
美國「紐約時報」刊載一篇有關《荒人手記》的書評指出:「很多有關愛滋的文學作品,多是個人經驗、受苦的範疇,尤其在美國,有關愛滋的小說都是告解式的老套,這本小說很不一樣……」「朱天文以一種清醒的筆調來描寫,而非煽情的、私人的。」評論者以《荒人手記》中的情境比擬台灣目前的處境:「台灣長久受到威脅,有如愛滋病人一樣,是個小群體,同志的生命感覺像是借來的,台灣的未來也一樣充滿不確定性。」
朱天心近日發表新作《漫遊者》,她三、四年前的小說《古都》由於題材牽涉中、日今昔的對照,引起日本人的興趣。(薛繼光)
一頁滄桑島嶼史
鄭清文的《三腳馬》也獲得一致好評,「紐約時報」、「聖地牙哥聯合論壇報」先後都做了書評。刊登在「紐約時報」由紐約知名中國作家曹冠龍執筆的書評指出:「鄭清文在這本小說集裡用嶄新的手法,揭露台灣人背負五千年中國封建文化,及五十年日本殖民經驗等複雜歷史背景所呈現的陰鬱人性。」
去年十月,《三腳馬》從一百二十本英文出版品中脫穎而出,榮獲美國「桐山環太平洋書卷獎」,這是台灣作家首度獲得此一國際性文學獎的殊榮。評審給予這本書的評語是:「兼顧地方特色,以及人類共同的主題。這本書為英語圈的人鮮活畫出了台灣。」
張大春兩本中篇小說──《野孩子》和《我妹妹》在英譯本的《野孩子》中融合成一本新著作。「紐約時報」的書評指出:「張大春的小說引介一種全球性的文學類型,在全球化經濟體制下,失去天真與過度早熟、戀物消費的世代,及在這種消費文化底下的父母、師長與他們之間的影響。」
這幾本小說造成美國評論界的注意,讓出版、發行的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非常興奮,更願意在這方面投注心力。但王德威也不諱言,比起日本文學在美國長期投注的努力,我們只能算是起步階段而已。
李昂的《殺夫》是最多譯本的台灣現代文學作品,日文本譯者藤井省三將陸續譯介她的台灣三部曲。
在日本《殺夫》
曾為台灣宗主國半世紀的鄰國日本,和台灣更有著恩怨情仇、濃得化不開的關係,日本學界對台灣一直有著相當程度的關注,在此背景下,日譯版的台灣文學更受矚目。《古都》、《迷園》在日本也廣獲好評。黃英哲指出,日本「朝日新聞」、「產經新聞」等大報書評欄都加以介紹,其中關於《迷園》的書評指出:「當代台灣小說所處理的議題──性別問題、國族問題、都會問題,與歐美當代小說處理的議題不謀而合,台灣文學也能進入世界文學之林。」
藤井指出,李昂的《殺夫》對日本女性主義產生很大的影響,讀者的反應也多來自於女性,一般認為,環境雖然不同,但婚姻的原理是一樣的,「書中有很多台灣人生活的具體描述,既有台灣的鄉土性,又有廣泛的普遍性,」他說。
今年四月,《荒人手記》英譯本在美國出版,作者朱天文(前排左)受邀前往美國參訪,與主持「現代台灣小說創作系列」英譯出版計畫的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系主任王德威(前排中)及研究生合影。(朱天文提供)
難以翻譯的文化差異
然而,不可否認的,文學作品中展現的普世議題或世事人情,或許沒有疆界;但是各個文化間總存在著思想、觀念上的差異,難免造成理解或欣賞上的障礙。
齊邦媛認為,人們對異國文學的關懷有限,除了少數文化大國,所有外國的作品,不太容易移植成為其他國家的暢銷書。
以譯介小說為例,選擇的作品常常並非作家的代表作。
張大春指出,《我妹妹》、《野孩子》並非他的代表作,選擇這兩本書翻譯成英文,主要是題材、內容的考量,「因為其他作品有特殊的中國或台灣事件、背景,不是那麼容易翻譯,美國讀者也比較不容易接受。」
張大春以其另外一部作品《城邦暴力團》為例,書中充滿中國人說書的趣味,這種趣味是不可能被翻譯的,「這是寫給中國人看的書,」他說。
蕭麗紅二十年前暢銷一時的《千江有水千江月》,因為書中有很多民間小調,除了造成翻譯上的困難外,中西文化間的差異也險些使譯作「難產」。
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最初審閱《千江有水千江月》時,就曾有所質疑,他們不能理解小說主角貞觀的世界觀,及她和大信之間那種純純的愛。審稿人不解的直問:「他們為何有話不說?」齊邦媛則對選擇有所堅持,「透過這本書,可以傳達我們中國人心裡那種至純的良善,」她說。
除了《千江有水千江月》外,李喬的《寒夜三部曲》也頗令齊邦媛牽腸掛肚,尚未看到譯本的她,十分擔心譯本能否把原作中那種強烈的力量翻譯出來。「這種力量如果不能傳達,如何叫一個在高速公路上跑的美國人看得下去?」
即使是鄰近的日本,對於台灣的風俗民情也不見得瞭解。譯介《殺夫》的藤井省三,特地寫了一萬多字的導讀,向日本讀者說明中國人對殺豬行業的觀感和報應輪迴的觀念。
意外的「紅利」
「文化地理、文化政治是不可忽視的事實,」王德威表示,提起中國文學,大家不由得都把眼光朝向大陸,不可諱言,一九八○年代以來,大陸文學非常蓬勃、創作力非常豐盛。在此同時,「台灣要花很多心力,才能讓人注意到我們的成績,這是很緩慢的過程,」王德威說,然而基於自己對台灣文學的信念,他相信是可以做到的。
張大春則認為,能否出名、發財不是重點,重點在台灣有作家可以站上世界舞台。「除了譚恩美、湯婷婷之外,有更多華人作家的作品出現在世界各個角落,」張大春表示,但推動作品並非作家的責任與義務,對作家而言,這是「失分寸」的事,「如果外國人沒有看到我們的好作品,這是他們的損失,不必我們憂心,」張大春說。
好作品與好朋友分享
齊邦媛表示,自己是以一位「受感動的讀者」身份來推動中書外譯,「因為深受感動,所以希望更多人能分享。」
齊邦媛認為,「現代台灣小說創作系列」是將來研究華文文學、中國文學一定要參考的書。除了學術上的研究者和一般讀者外,齊邦媛最看重的一種讀者是:台灣移民的後代。
許多台灣移民美國的後代,早就不會讀中文了,這套書可以成為他們瞭解台灣、尋根的依據,「我已聽很多人說要買給他們的孩子看。」
「翻譯是重要的文化交流、文化輸出和宣傳,台灣有『村上春樹現象』,我希望在將來日本文化界也能掀起『李昂現象』、『朱天心現象』、『白先勇現象』……」黃英哲如是說。
正如作家李喬所言:「文學是文化的果實」,期待台灣文學在異地他鄉也能開花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