糖廠開門──蔣耀賢的社造之旅

當空氣中不再散放甜味，鎮上的人才知道失去的有多少，才學著挽救。這門課，橋頭人走了十幾年。

興建於1901年的橋頭糖廠，是日據時期興建的第一座現代化糖廠。走進廠區核心，淡黃色泥塑牆的事務所（辦公室），由當年一手創建日本東京精糖株式會社的鈴木藤三郎親自來台打造，屋腳基座提高、圓拱式的大門配上遮陽的前廊，在一片南方綠樹中，典雅令人驚艷。

不過，儘管鄉民把糖廠當作鄉裡的寶貝，要一窺這座典雅建築從來不是容易的事。

「製糖時期門禁森嚴，只有宿舍區有開放，」人稱「蔣公」的蔣耀賢操著台語回憶，小學時校內第一次舉辦遠足，目的地就是糖廠宿舍區。「那時外人根本不能進糖廠，我們在宿舍區看雨豆樹、到中山堂吃冰，然後再看著一列又一列的縱貫線火車開過去，就很滿意的回家了。」

1980年糖廠減產後，廠區大門依然緊閉，宿舍區也依然是鄉民的最愛。但，吃冰淇淋的情侶、在樹下乘涼、玩耍的老人和小孩萬萬沒想到的是，90年代的一紙政府命令下來，卻幾乎斷送了這座承載地方記憶的糖廠。

如今，漫步在這座百年糖廠，無論是遊客或鄉人都該感到幸運──在文化資產保存與發展兩端爭端無日或休的台灣，儘管歷史性建築不斷凋零，仍有有心人替台灣保留了一點過往的痕跡。

辦過多屆藝術村的橋頭糖廠內，藝術家留存的各式創作極為豐富。

草根子弟一少年

位於高雄市北端的橋頭，曾在1979年爆發了國民政府遷台30年來首次的群眾抗爭事件，向來「黨外」色彩濃厚。政治上，橋頭人對國民黨、對中央政府政策始終抱持不信任的態度，而在文化上，由於帶領民主運動的黨外人士當中，許多人本身具備了深厚的人文素養，似乎也帶給了這個小鄉鄉民一點「進步性」，曾擔任黨外前輩余登發秘書的林敬堯就是其中一個代表性人物。

1994年，辭掉縣政府回鄉的林敬堯舉辦全台首見的「樹靈祭」，藉由懷念一棵枯死老樹，聚集思考鄉土文化保存問題，而這樣的原生關懷也感染了蔣耀賢。

當年暑假，蔣耀賢結束東海大學中文系課業，回到家中等待研究所開學。「我主動跑到鄉公所，問林敬堯，『我可以幫忙，請告訴我可以做什麼』。」

「糖廠是鄉內的寶貝，但台糖逐年縮編，糖廠可能無法保全，」林敬堯告訴蔣耀賢。預視到糖廠衰微的命運，林敬堯召集朋友開始辦理口述歷史調查、組織糖業讀書會，蔣耀賢就成了當然會員之一。

為了閱讀日據時期的大量日文資料，蔣耀賢特地去學日文，藉由日本本地機構和台大的豐富資料，重新認識這座糖廠。

不過，就在他埋首南台灣燠熱書堆的同時，可能改變糖廠命運的計畫正在台灣另一端的冷氣房裡逐漸成型。

從廢棄糖廠到活的社區空間，橋頭社造的成功，可由活動吸引的人群看出。

阻擋推土機

為了因應台北和高雄的規模發展瓶頸，內政部在1992年展開「淡海及高雄新市鎮開發計畫」。這項於1994年公告的計畫，將橋頭糖廠全區劃為造鎮用地，承載了地方記憶與特色的糖廠將立刻被夷為平地。

「從未被諮詢過的鄉人，聽到消息無不氣憤填膺，」蔣耀賢說，「當時正是社造理念在橋頭萌發的開端，也因此，橋頭社造一開始就是跟糖廠保存結合在一起的。」

「開發新市鎮，繁榮地方，鄉民當然歡迎，但徵收第二期用地時必須剷平糖廠，卻招致鄉民反對，」談起新市鎮計畫帶給鄉民的兩難心情，今年56歲的橋頭鄉鄉長許重明記憶猶新。

此時，林敬堯發起成立了「橋仔頭文史工作室」，一方面向中央傳訊，希望檢討該計畫；另一方面則積極與縣政府連絡，希望能將糖廠劃為古蹟保留。

不過，由於計畫用地距離高雄市區實在太遠，第一期計畫雖然如火如荼的動土，卻始終未獲得民間建商的青睞。而由於新市鎮法令的位階凌駕建築法規，計畫第一期劃定的兩千公頃土地內一律禁建，鄉民驟然發現自己的地被「綁死了」，更是幹譙連連。

不過，第一期的成效未彰卻連帶造成二期計畫停擺，再加上90年代末期，關心文化資產漸漸形成社會力量，刻意藉此展現抗衡中央魄力的高雄縣政府也隨之宣布將糖廠劃定為縣立古蹟，「糖廠不見了」的恐懼終於暫時消弭。

聲音沙啞，台語腔濃重是「蔣公」蔣耀賢說話的特色，但當他坐在樹下思索，帶著紅絲的眼神仍有著憤怒青年的味道。

樹屋上的狂人

不過，躲過了新市鎮，接下來的考驗才要開始。

2001年高雄捷運開工後，南北向的紅線終點設在橋頭，爭議再次爆發──紅線捷運劃過了興糖路的西側，導致幾棵百年老樹及數座歷史建物遭到拆除。

「高雄捷運行經橋頭，短短2公里設了3座車站，而且沒有一站設在人口密集區！」蔣耀賢一想起規劃的荒謬就氣憤難平。站在已被整平的新市鎮土地旁，蔣耀賢背著書包，嘴上叼了一根煙，眼前大片大片的甘蔗園仍不斷茂發。「一邊是沒人住的空地，一邊是蔗園，捷運站蓋在中間，甘嘸（難道）是要載甘蔗嗎？」

高捷固然是新市鎮計畫的延續，然而，在新市鎮顯然失敗後，高市捷運局卻仍固守舊圖，堅持穿越已成空中樓閣的新市鎮，而不願意修改路線，以符合橋頭居民的實際需求，並讓老樹得以保存，維護糖廠古蹟的完整。

看著捷運工程步步進逼糖廠，在那兩年中，「蔣公」帶頭抗爭的新聞時時見報。而在和捷運局角力的同時，他更是奇招頻出。除了政策遊說、籌組公聽會、號召友好社團演出行動劇外，他還在即將遭遷移的百年樟樹和雨豆樹上搭了一間樹屋，親自搬到樹屋上去住。

不過，比起新市鎮，牽涉面更廣的捷運怪獸更為棘手。接連的抗爭與網路和媒體上的辯論攻防，都沒有辦法阻擋捷運入侵；在工程怪手開至糖廠當日，大批警察鎮守著，老樹最終仍躲不過被移除的命運。

最令他痛心的是，儘管藍綠陣營壁壘分明，但在環境守護以及對於不當政策的反思與修正上，兩者卻一樣因循。「社造政策強調政府與社區的夥伴關係，但實踐的誠意在哪？我感受不到。」

穿過涼蔭的樹林，往糖廠的宿舍區走去……，這裡是橋頭人世代以來的休憩區，也是後來社造運動開展的中心。

從保存到利用

糖廠保住了，如何利用的問題緊接而來。「若以古蹟看待它，往往變成只看不用，反而失去空間本身的生命力，」蔣耀賢認為，「理想的方式是將這些工業文明遺產融入居民的日常組織中，成為社區生活的一部份。」

隨著社造工作的浸淫，蔣耀賢對於糖廠的未來想像，從「保存」逐漸轉為「利用」，而這些思考在開辦藝術村6年後已愈見成熟。

2001年起，「橋仔頭文史協會」與高雄縣政府文化局在糖廠內開辦藝術村，除了舉辦藝文活動外，也開放國內外藝術家進駐創作。

「剛開始大家都質疑，誰會要來橋頭？」高雄縣文化局長吳旭峰回憶，但在逐步打開名號後，「橋仔頭糖廠藝術村」不僅與鄉民建立良好互動，也在國際間漸漸打開知名度，連年吸引了包括法國攝影家Philippe Callandre和美國的Lexa Walsh等國外藝術家進駐，使得藝術村不僅具備在地性格，更兼具國際視野。

「藝術村經常吸引了像我這樣的『閒雜人等』過來喝酒聊天，」電影名導林正盛的前妻、電視導演柯淑卿說。2006年，長期在台北工作的她決定回鄉──距離橋頭僅十幾分鐘車程的岡山鎮──寫劇本。「剛回來的時候非常不習慣，找不到咖啡館、書店，也沒有藝術。」

她在友人介紹下來到橋頭，才知道咖啡和藝術並非都會所獨有，於是便成了橋頭的常客。

跟經常來糖廠走動的大人小孩一樣，柯淑卿很快就跟帶著土味、腦袋卻總是快速思考，一手拿筆一手落實社造行動的蔣耀賢結為莫逆。

今年2月，柯淑卿更與蔣耀賢合作，舉辦以DV拍攝的「金甘蔗影展」，吸引了來自海內外23個業餘影像團體參展。這些團體報名後先將劇本寫好，在進駐橋頭糖廠的一星期間，用DV拍攝、電腦剪輯，一部部以糖廠為場景的短片就此出爐。

「過去32釐米門檻很高；DV解放了電影，讓影像創作變得更民主、更簡單，」蔣耀賢說，等做了幾屆後，這些影片就將成為糖廠的影像資料。

從一顆種子種下到開枝散葉，橋仔頭文史協會的社造帶動了一整串周邊社團：高雄縣社區營造協會、「水流庄」人文協會、林春桂文教基金會、湛墨書藝會……。這些橋頭社團彼此交流取經，辦活動時則互相支援，再加上鄰近高雄大學、高苑科大和樹德科技大學等多所學術網絡，形成了一個龐大的「高雄學園」互助系統。

當蔣耀賢遇到柯淑卿（左圖右），咖啡因、酒精和香菸、文學相互激盪，今年2月「金甘蔗影展」吸引了國內外23個團體參展，是兩人合作的成果。

社造扭曲

不過，一如全台各地社造者的瓶頸，如何籌措財源往往是影響社造能否持續的關鍵，為此，包括蔣耀賢在內，許多社造工作者選擇承接政府專案，「藝術活動、文史調查我都接，雖然賺不了錢，至少可以『以案養案』撐下去，」底下帶了10位工作人員的蔣耀賢語氣帶著疲憊。令他氣結的是，包括內政部和文建會等，政府雖然每年都訂有社造計畫，以資源挹注，這些資源卻往往沒有落實到社區。

蔣耀賢解釋，社造的風潮延燒多年，全台各地以社造為名的團隊極多，政府無法一一輔導，於是出現了許多外圍組織。這些組織一方面網羅有意參與公共事務的學者，讓他們可以貢獻所學，以其專長來輔導社區；但從另一角度來看，這些組織具備了「統包」、「仲介」性質，他們提供人員，快速撰寫企劃書爭取經費，並輔導社區辦活動、大搞公關造勢；到年度終了，這些組織又出版一本又一本厚重漂亮的結案報告。

「很多時候，社造工作者在獲得政府一、兩百萬元補助後，還搞不清楚以自己名義送出去的企劃書裡到底寫了什麼！」這種只重視表面文章的「務虛」文化加上惡性競爭，是社造精神最大的扭曲。

由於這類組織本身也很龐大，也需要吸收資源以求生存，「最後往往吃掉了政府資源，讓每年的社造專案經費真正落到社區手中的寥寥無幾，」南投縣埔里鎮「新故鄉文教基金會」董事長廖嘉展也表示。

「總的來看，全國每年跟社造有關的預算，大概一半都進了這些『行政平台』，」南部另一位社造工作者估計。

「喊口號容易，『由下而上的決策過程』、『政府和社區的夥伴關係』、『民主的落實』……」蔣耀賢說，「但真正的社區工作就是長期在地投入，從社區的人開始去溝通，了解其需求，尋求社區出路。而不是只以所謂『社造專業』甚或學者的高姿態，逕行指示。」

看到當初一起投入社造的龐大熱血青年紛紛撤離崗位，甚而有人轉而以社區之名、承接政府專案大賺其錢，「有時候也會感覺孤獨，想要放棄，」蔣耀賢承認。

聲音沙啞，台語腔濃重是「蔣公」蔣耀賢說話的特色，但當他坐在樹下思索，帶著紅絲的眼神仍有著憤怒青年的味道。

揮不去的美麗口號

在承接政府專案外，文筆頗佳、散文和小說產量均稱豐富的蔣耀賢不時抽空筆耕。

「都是為了獎金啦，」蔣耀賢說，「做社區工作以來，我每個月的收入大概就是兩、三萬塊，因此，文學獎的獎金對我吸引力很大。」

事實上，處世幹練的蔣耀賢筆下往往帶著濃濃的憂鬱：父母是藍領工人，家裡經濟狀況一直不好，「加上早早結婚，卻也早早就離了婚，這些生活經驗寫成文字，人看起來就沒有那麼樂觀了！」「蔣公」的一位異性朋友觀察。

然而，當糖廠樹影輕搖，帶著世代不變的旋律，向橋頭人招手，蔣耀賢又會打起精神。他想起留住糖廠、讓糖廠打開大門的長長歷程；他想起，糖廠如何拒絕簽約續租，抗拒他對糖廠的「干擾」；他想起，在縣府通過劃定糖廠為古蹟後，廠方如何申覆抗議；他想起……。

沒有政策永遠不死，「社造」一詞注定要慢慢淡出人們記憶。但當後代子孫漫步於這片蟬鳴中，他們應該想起，曾有一個美麗理念，和那個名喚「蔣公」的削瘦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