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下知疫

如果臺灣像紐約一樣醫療體系失控，我仍願意在第一線！

SARS（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期間身處在被封醫院的陳主任（本文受訪者皆為匿名），任職心臟血管科與內科加護病房近30年，太太也是同院的護理人員，他提到面對感染疾病爆發時，臨床醫師的感受：「SARS我們被封院，有想過自己可能會染上走了。我最好的幾個朋友，那個過世的護理長、書記、還有我們的護理師，我每天都去他們病房一起吃中飯。

我們一群一線的醫護人員裡面只有兩三個沒有被感染，其它全都是SARS確診個案。SARS時我覺得我應該被感染啊，因為我插滿多管的，一開始只有戴著口罩，沒有妥善的防護就插管，然後我急救的幾個病人都是確診個案，就只戴紙口罩加一般外科口罩，最慘的時候是戴紙口罩做喉頭採檢，第一天我們根本只有戴外科口罩做所有的採檢。

結果中研院何美鄉老師帶著美國CDC的人來檢驗，說我是陰性的，可能是年輕抵抗力好。這次COVID-19比較不會有SARS這麼強的死亡陰影，因為這次我們知道穿著全身防護進去。」

55歲任職於感染科的杜主任也說道：「這家醫院我來之前是沒有感染科醫師的，我是第一個。那時候和平封院了以後，仁濟還沒有正式被封院。我們醫院收到一個從仁濟出院的，他自己自動出院是一個洗腎的病人，不知道有SARS，因為非常的喘，當時插管的醫師有戴N95，所以他沒事。其他在旁邊6個護理師，後來全都感染SARS。SARS期間我就住在醫院裡面，那段時間瘦了10公斤，你就是要一直解決問題，隨時處在那種很緊張的狀況。

我覺得這次COVID-19的壓力會比SARS的時候小，第一COVID-19有好的診斷工具，可以診斷確診。我病房的rotate（步調）會比較快，懷疑就收進來，我驗兩次是陰性就可以轉出去。第二我身為醫護人員這次保護裝備都是夠的。」

43歲的英玲是一家公立醫院胸腔內科專科護理師，大學畢業後臨床工作近20年，前後經歷SARS與COVID-19的挑戰，她這麼形容兩次抗疫對自己的衝擊：「SARS 時我在□□醫院當呼吸治療師。我在急診接到第一個個案，印象很深刻，他來就很喘，我們不知道他是SARS，病人很快就急性呼吸窘迫on Endo（氣管內管插管），我們不知道他會有傳染，那時候也是穿簡單的二級防護就進去了。

印象很深刻是他死掉的時候，我們就很像打生化戰，穿兔子裝整個淨空，要兩層屍袋，全部樓層就是沿路灑漂白水，就很像你在看那個電影《伊波拉病毒》情境。

自己有親身打過SARS那個仗，所以這次面對COVID-19就沒有那麼的害怕啦。我們醫院是防疫醫院，我覺得我們做得很好，這次COVID-19的防護的物料與穿的裝備都很足夠。」

英玲是一位單親媽媽，小學六年級的兒子非常擔心媽媽會被感染，她告訴我：「我自己一個人帶孩子，COVID-19最大壓力源是擔心我的小孩沒人照顧，疫情開始我放了大概 7、8千塊在一個小錦囊，我想說大概隔離14天嘛，我跟六年級小孩說，媽媽可能有一天突然被隔離，給你的小錦囊裡面媽媽有留緊急聯絡電話可以打給誰，這包錢夠你吃飯。疫情高峰的時候我常常加班加到很晚回家，我跟我妹妹說，如果我真的怎樣小孩麻煩你照顧，因為我妹妹沒生小孩嘛，可能我照顧過SARS確診的病人，所以我會想說如果我真的重症走了，我自己也有sign DNR（不急救）。對，其實我都會把後面想好啦，因為你在臨床做那麼久，COVID-19爆發，你就會很理智去想這些事情。」

這三位醫護人員身經SARS與COVID-19的挑戰，始終堅守在防疫戰線上與病毒作戰。任職防疫醫院的陳主任表示：「以我的角色內科醫生很難與COVID-19不相關，所以如果大爆發才撤退，是不太可能。那你說我不怕嗎？也不至於說不怕，自己醫生的角色是內科，如果要不做的話，早應該就改行，而不是說真的等到發生事情了，你再來選擇不做，那沒有發生事情就繼續當醫生。我個人的專業認同比較不會選緊急時離開第一線。可是如果我的同仁選擇離開，我會尊重他，因為我可以理解 每一個人真正面對的問題。」

感染科的杜主任則幽默的告訴我：「像我這麼胖，我是覺得這樣突然間心肌梗塞死掉也是有可能的，所以就不用想那麼多。」負責COVID-19病房的英玲也表示：「你的專業在這邊，不管情況多糟。因為我自己走這條胸腔科的路早就覺悟了，我們每天都在冒風險上班。對，因為就共體時艱，我有使命感，願意奉獻自己。」

第一線的陳主任、杜主任、英玲提及當年SARS的記憶仍縈繞不去，這次COVID-19爆發，基於專業認同與責任感，即使夾在自身安危與專業倫理的兩難，仍願意選擇留守在醫療最前線。在28位醫護人員的訪談中，當我問到如果臺灣有一天像紐約一樣發生醫療量能不足、感染人數失控的情況，有80％的受訪者都肯定的表示：「願意留守在醫院的崗位上，貢獻出專業的力量。」臺灣雖然長期被排除在世界衛生組織（WHO）之外，受訪醫護人員普遍認為，這次COVID-19凸顯出臺灣醫療防疫優異的表現，對臺灣醫療水準都具有一定的信心。

感控安全的不確定性：要不斷檢視「我做的是對的嗎？」

雖然醫院每年固定提供紮實的感控訓練，一旦進入收治COVID-19專責病房，一線的醫護人員除了必須熟悉清潔區與感染區的動線，確認防護裝備的穿脫，還會不斷檢視自己「我做的是對的嗎？」負責照顧確診病患的胸腔內科林醫師就說：「採檢是醫生做，因為確診病人，要連續三套陰性才能解隔。我們進去負壓病房採檢從口鼻，有些病人採檢時會咳嗽，會有飛沫，雖穿兔寶寶裝進去，還是會擔心防護裝備有沒有穿好。最大的壓力是擔心，我的防護裝備會不會有一些漏網之魚，或者漏縫，可能接觸到這些病毒，病人採檢時有的會對你咳嗽，我覺得壓力來自擔心自己會不會少做某件事情，被感染影響身邊的人。」

李醫師也表示：「照顧病人時，我穿脫要很正確，不然會有risk（風險）。會怕自己記不起來。」

一線的護理人員往往在隔離病房與COVID-19病人的相處最長，護理師佩君也說：「妳不知道哪一個環節漏掉了，可能會造成感染的情形發生。對，覺得最大的壓力來源是未知。」

在專責病房工作的黃護理師也說道：「遇到確診病人，穿脫隔離衣，我會非常的小心，你沒穿脫好就會感染。對，因為你進到就是一個感染區，你不知道這邊有沒有摸過了再出來摸這邊，會非常的焦慮回顧自己的流程，那時候防護裝有沒有穿脫好。」

照顧疑似與確診病患，即使依循SOP流程，護理師小玲也談及一線的壓力，她說：「照顧到確診個案，當晚我回家喉嚨痛痛的，我就覺得發生了什麼事情，就有點嚇到，對這個疾病不確定性，會覺得很恐懼。雖然已經全副武裝穿兔寶寶裝，都戴髮帽、兩層口罩、N95、再加一個外科口罩，手套也戴了三層。可是那個很多的不確定性，怕不小心有汙染。那時候壓力很大，就完全不敢回家。」

結語

當新興感染疾病COVID-19席捲全球，首當其衝的是一線的醫護人員。1995年臺灣開始實施全民健康保險，健保政策實施總額支付制度以來，國家社會福利保險制度逐漸納入資本主義市場機制的考量，各醫療機構在成本、效率的標準下，醫院尋求收入的最大化，無不努力控制醫療人力成本。本文分析醫護人員的各種臨床敘事，是鑲嵌在臺灣的醫療文化、科層制度與國家防疫政策。面對COVID-19變種病毒持續大肆傳播，未來國家在防疫政策上，應重視醫療現場醫護人員的臨床敘事，兼顧專業自主與組織人力合理調配，給予一線醫護人員在面對感染疾病不確定性的挑戰時，充足的專業訓練、完整的個人防護配備、適當照護比的調整、必要醫療人力的補充，以及緊急狀況下醫療用品招標、核銷流程等制度上更彈性的準則，避免因醫療人力不足無法因應突發狀況，才能建立醫療照護體系安全的應變量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