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協精神‧百年傳承

走進位在台北市大同區寧夏路錦西街交界的二層樓建築，此處前身是日治時期的臺北北警察署，如今則化身為「臺灣新文化運動紀念館」，說著台灣歷史上重要的文化運動——「臺灣文化協會」（以下簡稱「文協」）的風起雲湧。

踏入臺灣新文化運動紀念館，文協的故事就從這張第一屆理事會合影的相片說起。

重訪大稻埕，遙想百年事

進入場館空間，第一眼即見文協第一屆理事會合影的照片，揭開了那段文化啟蒙的時代；「黃金年代的光與影」常設展娓娓道出當時青年們的熱血沸騰。

1895年，馬關條約簽訂，台灣割讓給日本，日本在台推動殖民式的現代化改造，交通、教育、公共衛生各方面的建設，台灣人民著實感受到現代化生活的便利與驚喜。在思潮上，台灣同步受到美國總統威爾遜提出的民族自決、日本大正民主浪漫思潮、還有朝鮮三一運動追求自主的浪潮，種種的思辨衝擊台灣島上的子民，台灣與世界交會相遇，一場打造理想社會、追求更好生活的改革正醞釀著。

1921年，在日的台灣留學生集結發起「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爭取自治與民主。在台灣島內，一批已接受完整新式教育的年輕人，思索著如何突破台灣在日本殖民下的次等公民地位。於焉，蔣渭水、林獻堂等人創立了「臺灣文化協會」，而文協的基地就在當時最進步繁華的台北大稻埕。

文協的老照片，娓娓道出那個年代文化啟蒙的故事。（蔣渭水文化基金會提供）

台灣特殊性

今日許多人誤會大稻埕是懷舊復古的街區，但在2008年來到大稻埕，發展微型創業聚落的世代文化創業群執行長周奕成卻說：「非也，非也……，大稻埕代表的是創新、創業的年代」。

與艋舺因農業米糧而富裕的背景不同，大稻埕崛起的關鍵是國際貿易。19世紀中期，淡水開港通商，國外洋行及領事館進駐，再加上茶葉出口，大稻埕靠著賣茶走向國際，西化腳步亦快速。大稻埕是當時最in的所在，所有進步、時尚、流行、新穎的，都在此聚集，蔣渭水的大安醫院也在此開業，「所以1920年代，台灣知識分子聚集在大稻埕，是非常自然的事情。」周奕成解釋，這些因素加總起來，大稻埕自然成為文協的發源地。

那是一個興盛繁華的年代，而且閃耀著獨特的氛圍。周奕成從蔣渭水寫下的文協會歌分析，歌詞中提到台灣是「天降大使命」，要「糾合東亞諸民族，締結大同盟」，如此「可免黃白起戰爭，世界就和平」。他指出蔣渭水是一個非常樂觀的理想主義者，歌詞中強調台灣的特殊性，台灣要做世界人，洋溢著國際主義的思維；映襯著1920年代的氛圍，「那是個科技發達，全人類都懷抱樂觀，渴望進步的時代」；再以1940年代吳濁流寫作的《亞細亞的孤兒》，描述台灣總是缺少自信，自覺被世界拋棄的景況，周奕成說：「在蔣渭水之前和之後，台灣人的命運都是悲觀的，更凸顯1920年代是台灣歷史上非常獨特的階段。」

文協誕生

文協誕生在如此的年代，他們推動的事功也豐富而多元。在日本境內，持續14年15次的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台灣首位飛行員謝文達還曾開著飛機在東京上空發送傳單。對內，蔣渭水以醫生的立場為台灣看診，診斷台灣社會患了「知識的營養不良症」，文協成員於是致力民眾的文化啟蒙，對症下藥。他們以簡明易懂的方式傳遞知識，比如創辦《臺灣民報》，但當時民眾識字不多，那就創讀報社，念給大家聽；舉辦文化演講會，講演全省，成立美台團，巡迴放映電影，還有夏季學校等等。

從1921～1927年，僅短短七年的運動，許多台灣人受到啟蒙，「依據官方統計文協的成員約1,000多人，但以當時台灣400萬人口來看，千人的力量能夠去鼓動整個台灣，文協的影響力是深遠的。」說到台灣史眼神就會閃閃發光的國立臺灣圖書館編審蔡蕙頻說。

「當時文協的成員，多數受過完整的日本教育，但是他們不希望在日本的同化下，台灣人忘記自己是台灣人」，因此文協一方面進行文化啟蒙，同時更加緊論述台灣的定位，「當時台灣人一直在思考處在中國和日本之間的角色。」

當年，文協論述台灣能成為中國與日本的橋梁，以此來定位台灣的位置。而今，臺灣新文化運動紀念館也期望成為世代溝通的橋梁，臺灣新文化運動紀念館館長許美惠表示，館方透過策展《小太陽的養成計畫》、《青年的誕生》，還有舞台劇《百年催生》等有趣生動的方式，讓民眾對文協的歷史不只停留在背誦事件，更能對時間與空間交集而成的時代背景與知識分子的教育養成有整體的認識。

日治時期的臺北北警察署如今化身為「臺灣新文化運動紀念館」。

新藝術的推手

來到國立臺灣美術館，為文協百年而策劃的展覽「進步時代：台中文協百年的美術力」，策展人林振莖說：「文協的這群人，不只努力提升台灣民眾文化向上，更是推動台灣新美術的無名英雄。」

如同歐洲14、15世紀，文藝復興時期背後有美第奇家族贊助藝術家，寫下不朽的藝術篇章；在1920年代，台灣也有一群事業家，如林獻堂、楊肇嘉、中央書局等，默默支助藝術家的生活，讓他們在藝術殿堂能全力競技。

過往對於日治時期美術史的研究多著重在正式的美術殿堂，如台展、府展，及在日本當地舉辦的帝展，若以當今最夯的奧運來比擬，這些美術家可比上場比賽的選手，但是背後贊助商、教練、物理治療師、防護員等等，也同樣重要，林振莖這麼比喻。

從零碎的文獻資料中，林振莖爬梳出當年林獻堂贊助陳植棋、顏水龍、郭雪湖、李石樵等多位藝術家，他統計林氏至少捐助了2,700日圓之多，當時教師一個月的薪水僅40日圓。出身台中的仕紳楊肇嘉關注的領域則更多元，從音樂、美術、體育、文學、飛行都有，他更為藝術家們張羅個展，為其疏通人脈，帶動當時仕紳資助藝術活動，成為藝術家們的後援。「當時的藝術贊助並不是為了投資、增值，在那個時代買進這些畫其實是沒有價格的，等同於把錢丟到水裡面。」林振莖補充解釋，在那個時代有一群人，願意為了「大我」默默去付出，著實讓人感佩。

而當年中央書局營業部主任張星建，林振莖比喻他扮演穿針引線的經紀人角色，他義務幫忙籌辦展覽會，引薦藝術家認識地方有力人士，中央書局更成為藝術家們在中部的據點，比喻中央書局是「文化發電機」更是實至名歸。

「其實在這些美術展覽的背後對應的是一個民族的運動、民族的自覺。」林振莖表示。因為發現在美術場域上獲得的榮耀，更能引起社會關注，故藉由贊助藝術，提升美術評選的得名，爭取台灣人的尊嚴，證明台灣人也能跟日本人平起平坐。

而百年後，我們探問文協留給台灣什麼？「除了台灣主體性的萌芽外，台灣美術有賴於文協成員的付出，讓前輩藝術家能夠持續從戰前一直到戰後不停筆的創作，累積了台灣美術多元豐富資產，這個一定要算文協一筆的。」林振莖說。這些無私的藝術贊助是重要的引擎，讓藝術家能無後顧之憂的進行創作，從初始奠基，累積至今才有台灣美術多元的樣貌。「而且，文協現在還存在呦！就是台中的中央書局，有空到台中，一定要來看看。」採訪尾聲，林振莖提出穿越百年的邀約。

蔡蕙頻（左）、許美惠（右）指出，文協當時提出「台灣意識」的討論，仍是當代台灣的重要議題。

現代台灣意識的奠基

百年前的文協前輩所奮力燃燒的青春，給了現代台灣什麼樣的熱度感受？

受1920年代精神召喚的周奕成，來到文化運動起始點大稻埕，打造微型創業基地。他邀請青年團隊進駐，與老企業交織成為經濟網絡，打造出小藝埕、民藝埕、眾藝埕、學藝埕等空間，老街屋起了新氣象，「我想要做的是透過創業經營，來建造一系列的當代公共空間，讓新的世代可以回到大稻埕，重新追續1920年代的精神。」

周奕成從舊街區新造的創業角度，著手實踐1920年代帶給他的啟蒙；蔡蕙頻則從學理上解析過去的文協路線，「第一件事情是『追求體制內改革』，這是台灣始終沒有放棄的路線。」林獻堂支持的不流血革命路線，是先人抗爭與歷史教訓的結果，「追求改善台灣的政治待遇，要讓台灣的民主化早日實施，這件事情在這一百年來台灣都沒有變過。」蔡蕙頻說。

這些文協先行者也帶領一股至今都在追求答案的問題：「誰是台灣人？什麼是台灣文化？」「因為臺灣請願設置議會，那決定誰可以投票，誰可以當候選人，就必然會碰觸到『誰是台灣人』的議題。」許美惠解釋。

「老實說，當時文協討論台灣人的範疇，原住民幾乎是缺席的，但是今日我們論及誰是台灣人，原住民是必要成員，更不可能少了新住民。用現代的流行語來講，就是『滾動式修正』，這百年來我們持續在討論誰是台灣人，而且概念不斷在改變。」蔡蕙頻說。

透過審視，我們驚訝地發現，其實從百年前，台灣人就已經注意到台灣文化的特殊性，以及作為「世界人」的渴望和地理的優越條件。在文協百周年的今日，承接前人留下的提問，台灣在世界的角色與定位應有更為穩固的著力點，「現在的台灣應該更宏觀去了解我們與世界、與東南亞的關係。」蔡蕙頻說。這是站在2021的文協百週年紀念，我們探究過去、考索現今，放眼未來，冀能期待下一個世代的文化盛世。                

舞台劇《百年催生》用穿越劇的形式，引人思索文協存在的重要性。（臺灣新文化運動紀念館提供）

由林振莖策展的「進步時代：台中文協百年的美術力」，論述文協成員是台灣新藝術的推手。（國立臺灣美術館提供）

周奕成從大稻埕舊街區新造的創業角度，著手實踐1920年代帶給他的啟蒙。（世代文化創業群提供）

文協的故事需要不斷被講述，讓更多世代了解這段重要的文化啟蒙歷程。圖為國立臺灣文學館的「百年情書．文協百年特展」展場一隅。（莊坤儒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