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你我或許對台灣招牌民謠《望春風》不陌生,它乃是作曲家鄧雨賢於日據時期的1933年所創作,當時已傳唱寶島;然而,你可能不知道,1930年代的台灣,物阜民豐,唱片產業已蓬勃發展,發行張數至少有3500張以上,音樂類型除了歌仔戲、南北管、客家採茶歌等傳統民間樂聲外,還有一大批極富實驗精神的閩南語創作音樂。
如此百花齊放的景象,來自留聲機這個神奇的「音樂黑盒子」,而近年在林良哲、林太崴等留聲機文物收藏家的整理公開下,這些封存半世紀的老聲音又重現江湖,引發不小的騷動。
19、20世紀之交,留聲機及圓盤唱片的發明,讓人類有史以來第一次能夠保存聲音能量。奇妙的是,早期的留聲機就像工藝品,由轉盤、唱針、共鳴箱和喇叭構成,播放時不需要插電,而是用手搖旋緊齒輪發條,藉由指針滑過唱盤紋路時的共振原理重現聲音。由於聲音接近人耳所接收的聲波,聽來更有真實感。
留聲機所適用的唱盤,也不同於後期人們熟知的黑膠唱片,而是用一種俗稱「膠蟲」的東南亞昆蟲的分泌物為主要原料製成,所以又稱「蟲膠唱片」,由於1分鐘固定轉78圈,又稱為「78轉唱片」。

歌仔戲唱片在日據時代乃「兵家必爭之地」,從編劇、選角、唱腔到封套設計,無不精益求精。圖為1930年代經典歌仔戲《詹典嫂告御狀》唱片盒套,連篇大戲灌錄成12張唱片,分上、下兩集發行。(林太崴提供)右為1920年3月號美國「國家地理雜誌」刊載的一幅藝旦照片,稱之為「台灣版的爵士樂團」。
留聲機全球化
1948年一面可錄製16分鐘(而後進展為30分鐘)的33轉黑膠唱片發明,逐漸淘汰一面只能錄製3分半鐘(通常只有單曲,雙面則為7分鐘)的78轉唱片;1950年代,電唱機取代了留聲機;1962年全球78轉唱片紛紛停產。從此,手搖留聲機跟78轉唱片成為長眠的古董,連帶也封存了20世紀上半葉的眾聲喧嘩。
在2004年出版的《留聲中國》這本關於聲音文化的論著中,美籍文化史學者安德魯•瓊斯,以1930年代中國上海流行音樂反映的「殖民地雜燴美學」為例,分析了19世紀末至二次大戰前,留聲機此一「媒介技術」,對於世界各地的音樂活動乃至社會文化,曾引發何等深遠的影響。
首先,留聲機技術乃至唱片產業的擴散,自始就和西方的殖民擴張、尋求新興市場的經濟動力與文化影響力有關。唱片作為「商品」,有其無與倫比的特性,透過它,音樂可以快速穿透空間、廣為流傳,不僅將西方的聲音傳入遙遠中國,新元素的注入,也讓中國的音樂活潑多彩、「混血」音樂大量出現。例如,中國音樂巨匠黎錦輝於1930年代大量發表的流行音樂,就融合了西洋爵士樂、本土民間曲調以及好萊塢「電影插曲」的元素。
另一項重要的事實是,留聲機和廣播、有聲電影等新興文化媒介聯手,培養了新的收聽習慣、音樂品味和聽眾組合。留聲機及唱片成為都市中產階級的「現代化」象徵與新寵,更成為殖民地菁英階層競逐與揮灑的場域。

琴戲奇觀
回到台灣來看,日據時代(1895-1945)正處於一個由舊到新的年代,藉由大眾傳播、日本統治者引進的西方新式教育、兩岸與台日貿易往來,以及海外旅遊等管道,台灣人得以與外在的奇異世界接觸,孕育出複雜而多元的文化思維。同時,城市裡浮現的新休閒娛樂與場所,如電影、戲院、照相館、舞廳、百貨公司等,也對人們的感官體驗與生活型態造成衝擊。
台灣唱片史,既嵌合在上述文化全球化的趨勢中,也與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疊合,在多元文化澆灌下,得以孕育出豐碩的音樂果實,從接受外來唱片到有能力大量產出唱片,前後不過30年。
1898年,一名留著辮子、身穿唐裝、來自大陸廣東的男子,來到台北大稻埕的茶館,宣稱要獨自一人扮演生、旦、丑等不同角色,還包辦樂隊伴奏;他向好奇圍觀的人客每人收取一角銀錢,即席上演了一齣「聞其聲而不見其人」的廣東雜劇。這是台灣人與留聲機的初次接觸,還以「琴戲奇觀」為標題記載在當年的「台灣日日新報」漢文版。
明治維新後力求西化的日本,在留聲機問世不久就已引進國內販售。1907年,日本與美國企業合資成立第一家生產留聲機及唱片的公司──「日米『蓄音器』製造株式會社」,3年後在台北城內榮町(今衡陽路上)設立支店,不久,全台出現10家左右的特約店,報章雜誌上時常出現宣傳廣告。當時留聲機及唱片屬於奢侈品(留聲機一台價格20∼100日圓,唱片一張1∼3日圓不等,而一般政府雇員月薪約為6∼31日圓),購買者多為富人、高官或酒家、俱樂部等,流通的唱片以西洋古典樂、日本邦樂(指三味線、長唄、義太夫節等傳統音樂)及大陸傳統戲曲為主。

台灣唱片工業的發韌
到了1925年,日本開發出低成本、以厚紙為底的小唱片,每片只賣30∼50錢。1927年起,唱片錄音技術從機械式進步為電氣錄音(指演出者或樂團錄音時,使用插電的麥克風),品質與效率提高,加上留聲機價格降低,於是唱片公司紛紛成立。
在拓展市場的考量下,唱片公司開始廣泛錄製清代起便由大陸傳入、仍活躍於台灣民間的各式傳統戲曲──包括北管、南管、民謠小調、採茶歌等,而錄製最多、銷路最廣的「本土」唱片,則是生成年代最晚的歌仔戲。
《從日治時期唱片看台灣歌仔戲》的作者徐麗紗、林良哲指出,歌仔戲歌詞易懂、曲調易學,相較於北管的拗口、南管的典雅,自然更為庶民所喜愛。他們也發現,日據時期的唱片歌仔戲,對這種還在成長中的新劇種,在演唱技巧、押韻形式等各方面的增進,有重要的助挹之功,而大量的新編劇目(如1933年的《採花薄情報》、《福州奇案》等),內容也更為貼近當時的社會處境與情感狀態。

閩南語創作歌謠大興
唱片所澆灌出來的另一個豐碩果實,則是閩南語創作歌謠。
閩南語歌曲的緣起,可追溯到1920年代「非武裝抗日」時期,例如1920年的《台灣議會設置請願歌》,首段歌詞「世界和平新紀元,歐風美雨思想波瀾,自由平等重人權,警鐘敲動強暴推翻」,是每逢進行議會請願運動時必唱的歌曲;1921年成立的「台灣文化協會」,由蔣渭水、蔡培火等台灣民主運動大老,寫過數首鼓吹民族意識的歌曲,如〈勞動節歌〉、〈咱台灣〉,多在音樂會及文化演劇會中傳唱,也曾錄製成唱片。然而,真正紅遍大街小巷的閩南語創作歌謠,要到1930年代才推出。
1932年,上海默片電影《桃花泣血記》來台放映,故事關於爭取自由婚姻的悲劇,由阮玲玉飾演女主角。台灣片商為了招徠觀眾,邀請了大稻埕首屈一指的「辯士」詹天馬作詞、王雲峰作曲,寫了一首電影同名宣傳歌。這首帶著傳統歌仔戲「七字調」說唱形式的閩南語歌曲,隨著電影的轟動而唱遍台灣。
當時日本古倫美亞唱片(前身為日本蓄音器商會,在美商Columbia公司入主後變更商標)的在台負責人 野正次郎,算準商機,請來當紅的歌仔戲小旦劉清香(藝名純純),將〈桃花泣血記〉灌成唱片,果然大發利市。從此古倫美亞唱片便積極拓展閩南語唱片市場,禮聘陳君玉、李臨秋、周添旺、鄧雨賢等詞、曲作者,乃有〈望春風〉、〈月夜愁〉、〈雨夜花〉等作品問世。
1935年,板橋林本源家族代理了美資的「勝利唱片」在台業務,聘請台灣第一位留日音樂家張福興出掌文藝部,創寫許多質量精良的閩南語流行歌曲,如〈白牡丹〉、〈農村曲〉、〈心酸酸〉等,與古倫美亞唱片鼎足而立。
已故的音樂學者許常惠曾表示,當時的閩南語歌曲創作者,有功力深厚的民間藝人,也有西方教會系統的音樂家,還有許多學院派的西洋音樂學者加入,作詞方面則有當時「新文學運動」的活躍份子參與,讓1930年代的閩南語創作歌謠繁花盛開。

(右)日據時期曲盤錄製都需到日本,圖為古倫美亞唱片歌仔戲前後場人員攝於出發前夕。前排右起第3及第4位為唱片名伶純純與愛愛,前排右1為〈農村曲〉作曲者蘇桐。(蘇明聰提供,鄭恆隆攝)下列唱盤(僅顯示標籤)為林太崴提供。
78轉唱片步入尾聲
1937年起,受中日戰爭爆發與皇民化運動影響,諸多閩南語歌曲被改填日本詞,成為政令宣揚的「時局歌曲」,像是〈慰問帶〉、〈台灣青年 歌〉等愛國歌曲也應運而生。1945年,發行超過330首流行歌、至少1000張台灣本土唱片的古倫美亞唱片台北支社毀於戰火,預告了78轉唱片時代的結束。
戰後初期,台灣已有78轉唱盤錄音技術,1950中期年代開始,唱片公司為求廉價快速,加上版權法不若日據時代貫徹,推出許多將日本曲調直接填上閩南語歌詞的「新混血歌曲」,例如〈孤女的願望〉、〈黃昏的故鄉〉、〈山頂的黑狗兄〉等。市場生態丕變下,許多本土歌謠創作者紛紛停筆改行,而後又遭遇國民政府推行國語政策,規定廣播節目播放閩南語歌的時間不得超過30%,傳播管道大為受限。生命力堅強的歌仔戲,則藉由野台、電影、電視等媒體另闢舞台。
1950年代中期,台灣唱片公司自行研發出單面可錄製12分鐘的黑膠唱片,78轉唱片一度與之雙軌並行,但終究被市場淘汰。

78轉唱片與留聲機,曾經是黑膠唱片出現前愛好音樂者的至寶,真實刻畫下3/4世紀前的時代聲響,只待識貨的有緣人重新轉動。令現代人訝異的是,78轉唱片一面只能播放3分半鐘,每次聽要重新搖轉把手、更換唱針,當時的人一張唱片可以反覆聆聽千百遍。
老調重彈,闢新視野
從大眾文化的角度,音樂比起文學,是更有感染力與穿透力的媒介,然而,關於日據時期的音樂研究,長期以來卻比文學研究疏漏許多,這是因為文字可以保存,聲音卻往往一去不返。
幸而,從1990年代開始,許多原本只存在文獻中卻無人聽過的聲音,在幾位收藏者的努力下逐漸「出土」。其中,李坤城以廣播或演講的方式向大眾介紹這些老唱片,林良哲也致力收藏和研究,6年級生林太崴則在網路部落格中介紹這些古早的閩南語流行歌,他們的收藏對於日據時代的音樂研究而言,不啻開闢了活水源頭。
2000年,由國立傳統藝術中心籌備處發行的《聽到台灣歷史的聲音》,復刻了包括南管、北管、小曲、京調、歌仔戲、勸世歌、客家歌謠、文化劇、笑科等9大類的100張老唱片,持續引發學者對樂種、劇種、樂人、流派的研究。然而台大音樂學研究所所長王櫻芬卻指出,目前為止的研究成果多集中在個別樂種,較缺乏從音樂社會史或唱片產業的角度所做探討,她相信,關於台灣的歷史繼承、文化認同這類老命題,都可以從老唱片中獲得新啟示。
當音樂研究的溯源之旅正隨著老唱片出土而延伸,近年懷舊風潮的高漲也吸引年輕世代加入。此外,2004年曾上院線的紀錄片《跳舞時代》,以及2008年推出的閩南語音樂舞台劇《四月望雨》(以鄧雨賢及純純的雙線故事編成),也都引發大眾迴響。
如今重聽一甲子前的流行歌曲,前衛曲風可比為「後現代混搭音樂」,意境卻率真而不失典雅,對現代聽眾而言彷彿耳朵革命。誰說老調重彈不值一顧?78轉老唱片聆聽風氣正熱呢!

(左)古早時代的唱片「打歌」方式:牛車上歌手、斑鳩琴、手風琴一應俱全。這是1930年代古倫美亞唱片公司的宣傳場面。

1931年的龜甲萬醬油廣告,改編台灣傳統唸歌〈安童哥買菜〉之歌詞並借用其意象。

歌仔戲唱片在日據時代乃「兵家必爭之地」,從編劇、選角、唱腔到封套設計,無不精益求精。圖為1930年代經典歌仔戲《詹典嫂告御狀》唱片盒套,連篇大戲灌錄成12張唱片,分上、下兩集發行。(林太崴提供)右為1920年3月號美國「國家地理雜誌」刊載的一幅藝旦照片,稱之為「台灣版的爵士樂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