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有的彈性，必須的堅持——章孝嚴談我國外交新作風

在外交事務日益引起國人關切之際，負責對外關係的外交部，成為眾人注目的焦點；外交部次長章孝嚴，正是焦點人物之一。

今年四十六歲的章孝嚴，是東吳大學外文系學士、美國喬治城大學政治學碩士。他於一九六八年通過外交領事人員乙種特考，受訓後進外交部服務，從基層的檔案資料處薦任科員做起，後至歐洲司掌法、比事務，任駐美大使館秘書，又至北美司服務，擔任科長。一九七八年，通過外交領事人員甲種特考，升任專門委員、副司長、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秘書長，一九八二年升任北美司司長，一九八六年更上層樓，擔任外交部次長。

沉穩、勤奮、面對現實、勇於嘗試，是多位外交部人員對他的評語。而與他來往的美方人士也不止一次地稱讚他：「辦事效率高，能以對方較易接受的表達方式來進行外交折衝」。

而章孝嚴博學強記，通曉英、法語及多種方言的語言天份和流利的口才，也使他廣結善緣。他的一位同事表示，他演講不用講稿，但年代、數字、人名、地名記憶甚詳，「精確得令人捏一把冷汗！」

章孝嚴平易近人、幽默風趣的個性也在小事中顯露無遺。北美司一位打字小姐離職，章孝嚴送她一面紀念牌，上題「彈指神功」四個字。

敢言、注重溝通，也是章孝嚴的特質之一。他常應邀至大專院校、社團演講，也頻在電視、報章雜誌露面，很多外交記者都喜歡跟他「打交道」。本刊也特別兩度訪問他，深入地談今天我國在外交上的挑戰、做法、彈性與原則。

外交部次長章孝嚴伉儷在多明尼加駐華大使離任贈勳酒會中，向多國前任駐華大使貝格羅（H.E. Oscar Felix Peguero Hermida）夫婦舉杯敬酒。中為前外交部長朱撫松。（外交部提供）（外交部提供）

對雙方都是新經驗

問：這次我國代表團參加亞銀年會，一方面用貼紙把名牌上的「中國．台北」遮住，也在桌上放置「抗議中」的牌子。現在會已結束，這次的做法將留下什麼影響？

答：我們基本上不接受「中國．台北」的名稱，但考慮到國家的實際利益，如果不參加，也許本身利益就沒了。所以我們分二段處理——過去我們是要嘛參加也接受名稱，要嘛就不接受也不參加，現在則是不接受名稱但去參加，最終目的是希望大會因我們的抗議想出比較適合的名稱和安排。

對中共而言，處理我們這次突破性做法，也是一個新的經驗；當然，也可能使中共以後更加提防我們。這個模式不會一成不變地用在其他組織和場合，每回都須因人、時、地而製宜。

問：這次參加亞銀年會，我國為了爭取其他國家支持，宣佈願意提供貸款；有人卻以為，應先貸款給第三世界國家，得到對方的好感後才到亞銀年會爭取他們的支持。您對這二種次序有何意見？

答：因為這些國家與中共有邦交，所以想得到他們的支持，並不單是經濟力量就可轉變的。當然貸款會有某種程度的幫助，但也有一定的限度。

所以我們爭取的對象：一方面是亞銀的會員國，另一個是亞銀本身對我們的支持。

這次雖然名稱問題並沒真正解決，我們仍達到「參加」的目的。

外交部次長章孝嚴。（鐘永和）

誰「統」誰？

問：日後我們參加國際組織或活動，有何原則？

答：「積極參加」是最大原則。如果活動在共產國家舉行，而主辦單位不是共產國家，我們照樣參加，像女籃賽是由國際女籃主辦，借用莫斯科的場地，我們就去；但如果是蘇俄主辦，我們不去。

問：如果是官方色彩的活動呢？

答：那要看我們是不是會員國，如果是，我們當然參加，不輕言放棄。但是這其中牽涉一個問題，如果國際活動由共產國家舉辦，很難說我們絕對去參加，要看當時情況。

問：下一次亞銀年會在大陸舉行，我國參不參加？

答：這個問題我們還在研究，根據目前的原則，我們很難去參加，即使去了，活動的空間也有限。但現在距開會仍有段時間，是否有特殊情況發生，我們不知道。我現在也不能代表政府做決定，因為還在研議當中。不過，如果我們到大陸，中共必定會好好「利用」我們。我相信中共會表示歡迎，製造「和平」的假象——我們有了「接觸」。

以推理方式來看，我們去大陸的機率偏低一點，除非我們是要以政治上的突破——他以為我們不去，我們竟去了——讓他們措手不及，給他們一點壓力。可是問題在於：究竟是他「統（戰）」我們，還是我們「統」他們？

今年初，美國佛羅里達州商業處處長傑．布希（Jeb Bush，美副總統布希之子）來訪，至外交部拜會章次長。（外交部提供）（外交部提供）

去或不去，慎重考慮

如果到大陸去，他們要「統」我們可能比較容易。像女壘賽在我國舉行，中共沒來參加，我們並沒反對他們來。這中間最重要的問題是簽證和護照——到底要不要辦？如果辦了，是不是等於承認我們是「外國」、承認我們政府的主權——這是他們的問題，其實也是我們的問題。

這些事，政府都在考慮當中。

問：請您評估一下我國目前的對外關係。

答：對外關係可分二方面來談：一是正式的外交關係，現今承認我們的國家有廿二個；此外是實質關係，有一百卅幾個國家與我們雖沒邦交，但有實質的往來。

要談目前情況，我們不妨先回顧一下四十年來我們國際處境的變化以及友邦數目的消長：

民國卅八年，政府剛從大陸撤退來台，承認我們的國家也不少，有四十七個；但當時設在台北的大使館卻很少，只有美國、韓國大使館和菲律賓公使館。

卅九年，承認我們的國家降至卅九個。同一年韓戰爆發，到了四十年，我與美國關係加強。之後十年間，非洲有很多獨立的小國家，我們外交儘量以此為工作重點。到了一九六○年，有五十三國承認我們。一九七○年則達六十九個，算是最高峰。

外交部次長章孝嚴。（鐘永和）

美國態度是「風向球」

可是到了一九七一年，美國對我的態度轉變，並宣佈次年總統尼克森將訪大陸。他們的態度動搖不少國家對我的立場。這年我們退出聯合國，邦交國變成六十個。一九七三年，美與中共互相設聯絡辦事處，承認我們的國家變成四十個；一九七九年中美斷交，只剩廿四個。後來陸續增增減減，目前邦交國維持在廿二個。由此看來，美國的態度，對我的對外關係影響很大。

但在沒有邦交的卅八個國家中，我國有五十八個辦事處；廿二邦交國有廿一個大使館、五個總領事館、二個領事館，有廿八個正式據點。算起來，我國駐外正式和非正式外交機構共有八十六個，我國外交並非像一般所認為的處於「完全孤立」的狀態。

雖然如此，我們的國際處境的確十分困難，甚至可以用「險惡」來形容。這都是中共加諸於我們的。而中共對我們的態度始終沒變，一直是排斥、孤立我們，可說是「趕盡殺絕」。

問：不少人認為，既然我們在國際上情勢如此困難，如想在外交有所突破，不妨試試其他方法，如：雙重承認、台灣獨立、一國兩制或一國二席……等，您的看法為何？

答：從事外交工作，須認清政治環境的現實。在我個人看來，這些都是行不通的。為什麼呢？這與中共的態度有關，以雙重承認為例，中共絕不會同意。

有人說：「為什麼要考慮中共的態度？」

問題是，任何國家與我斷交或建交，最主要且不能忽略的原因，就是中共與這個國家的關係。中共要求想與他建交者，一定要與我斷交——這態度從來沒變過。從一九四九年至今，不管對大國（如美國）或小國（如非洲一些國家）都一樣，沒有任何例外。

在此情況下，一個國家想同時與中共和我們維持外交關係，完全不可能。

章孝嚴全家福。（鐘永和）

曾有「二個中國」機會？

問：有一種說法是，以前在聯合國曾有「二個中國」的機會，為什麼我們要放棄？

答：這說法最早是美國約翰．甘乃迪總統在一九六○年提出的，依我的看法，所謂「二個中國」的機會，事實上根本不存在。

大家不要忘了：所謂「二個中國」與我們的國策抵觸，我們不能同意，實際上中共也不會同意，他們的反對甚至不在我們之下。

有一個證明是，一九六六年義大利提出在聯合國設二個席位——一是中共，一是我國的研究案，表決結果，只有卅四票贊成，六十二票反對。而六十二個反對國家中，有四十三個是親中共的。那時我們在聯合國有席位，這個提案是為中共爭取入會機會，他都極力反對了，何況現在？所以說「兩個中國」是不可能，也沒有過所謂的「機會」。

我要強調，國際上像我們處境這麼困厄的，幾乎找不到另外一個例子。分裂國家中，以韓國為例，承認南韓的有一三三國；而南韓所受的壓迫，也沒我們多，因為北韓與美國沒有邦交，不會造成牽制。

跟中共談判有什麼好處？

德國的情況是：各自承認東、西德的國家很多，同時承認二國的也很多。他們行得通的關鍵在於，東、西德本身互相承認，至少互相視為對等。看看我們，中共根本不接受我們的存在，且給其他許多國家壓力。

像最近奧地利打算在我國開航線，中共馬上向其施加壓力，認為航空關係屬官方架構的往來，不准他們的飛機飛過來，目前此事已被迫暫緩。中共並且通知駐北平的各國大使館，須經他們同意，才能與我有經貿之外的往來。由此可看出中共態度強硬，絲毫不留餘地給我們。

不少人對「雙重承認」有所憧憬，認為「Why not？」為什麼不？我的答案是：「Why yes？」為什麼可以？

問：「一國兩制」又如何呢？

答：中共所謂的「一國兩制」，一國是指他們——我說這叫「霸權主義」。他們想用對香港的模式套在我們身上。

我們和香港完全不一樣，我們是一個國家，那個國家會把自己放棄掉？我們不是要「生存」，而是要「生活」；不但要「生活」，而且將來要進一步發展。

我常和外國朋友說，中共提出多點和平建議，像設自治區，可享自治地位，社會、經濟、文化制度不受影響，……但需拿下國旗、廢掉國號，如此一來，我們不再有外交關係，在國際的地位也會下降。

仔細想想，跟中共談有什麼好處？他們能給我們什麼？事實是，他不能給我們比現在更多的東西。科技、經濟、貿易……我們都比他強。

堅持，是必須的選擇

台獨也是行不通的。任何一國與中共建交，一定接受一個原則——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當然，中國並不一定表示是中共，但「一個中國」的原則是接受的。在此情況，同時要承認獨立的台灣，也是辦不到的，除非先與中共斷交。以美國為例，即使他與中共斷交，也沒必要承認台灣，只需承認中華民國就行了。

問：雖然我們與中共都堅持「一個中國」，但擺在眼前的事實是，承認中共的國家比承認我們的多，我們繼續堅持自己代表中國，長久以後，會有什麼結果？

答：坦白的說，現在除了堅持，沒有其他的選擇。走其他的路只有「得不償失」，只會更壞而已。當然，堅持有堅持的困難，可能會使與我友好的國家越來越少，這當然是隱憂。而外交部的工作就是要預防、阻止這種事的發生，儘量維持住友好關係。

話說回來，國際情勢也非一成不變，中共與許多國家的關係，也不會永遠維持或堅定不移，所以我們對一些新興國家極力爭取友誼；或對已承認中共的國家，藉實質關係的改變，希望能逐漸提昇為正式外交關係。我們絕不會以實質關係為滿足，但目前要尋找很快的突破並不容易，在沒有更好的方式前，只有穩住腳步。

問：最近，哈佛大學的大陸留學生胡平寫了一篇文章，提及台灣的「三不」政策不夠主動，應可再積極些，您有何看法？

「三不」沒彈性？

答：所謂「三不」——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這個「不」字給人的感覺好像比較負面，其實指的只是政治層面——政府與政府之間的接觸、談判、妥協。但在民間方面，尺度已放得很寬，自從開放探親後，很多國民都去過大陸了。

政治的接觸，對我們並無好處。前幾天中共飛機飛過來，我們的處理原則是，不給中共有統戰宣傳的機會——利用這事件製造他們開始和我「接觸」與通航的假象。

處理方式是，要求飛機很快離開，並要求先飛往香港。我們不願給人我國可與大陸直接通航的錯覺；雖然，飛機上天後我們無法控制，但事先我們仍鄭重表明立場。

在政治層面上，我們「三不」的原則沒法有更多改變，但在民間方面可有更多彈性，像學術、體育、文化活動，事實上已有很多接觸，如地震學的研究、田徑賽等。但談到政府與政府之間，就須把立場穩住。

問：在政府諸多部會中，民眾對外交部似乎比較隔閡，這可能與外交上很多事「可做不可說」有關，但總難免會產生誤解，應如何改善這種情況？

答：近年來外交部同仁常到機關、學校演講，增進與民眾的溝過，希望藉此讓國人瞭解我國真正的處境，和外交部在做什麼。

外交部的難處是，有些事並非不願說，而是說了就行不通；有的是做了，但不能說。

比方我國在美恢復波士頓辦事處，在進行當中報紙登了這個消息，結果辦事處延緩好幾個月才成立。這是因為我與美方有協議，不多作宣傳；未完全告一個段落就打破沈默，使事情進行有了困難。

「不能說」，這是外交部本身在宣傳上較吃虧的地方。但我覺得近年來國人對外交部已有較多的瞭解，比十年前好多了。

從「廢墟」中蓋起房子

問：在外交部工作以來，什麼是您最得意和最挫折的事？

答：對我而言，中美斷交應是最大的挫折。我一九七七年從美國回來，七九年就斷交了，當時我在北美司工作，對這件事發生不覺得突然，但從有邦交到無邦交實在很難適應。從一九七九年至今，等於是在「廢墟」中蓋起房子，真是不容易，這是大家的努力，而大家也應好好珍惜。

你問我，外交工作有何高興之事？老實說，在外交部工作，高興的事不多，受人指責的機會反而比較多，只有把一些事完成，看到辦事處成立、協定簽了、困難解決時，會覺得很高興、有滿足感。

進外交部前，我就知道這工作不是很容易，進來後發現問題更多，但我還是很樂觀。我喜歡困難的工作，越困難我越喜歡。

我常說外交不是考慮明天、明年，而是十年、廿年以後。外交工作不僅要為這一代負責，還要對後代子孫負責——要維護下一代在「非共」的情況下生活，在更好的國際環境下發展。